文心雕龙

清代的著名史学家章学诚，把《文心雕龙》《诗品》视为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双璧。他说：“《诗品》之于论诗，《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祖也。《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雕龙》笼罩群言，而《诗品》从六艺，溯流别也，论诗论文而知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①这是明确地提出了《诗品》和《文心雕龙》在我国文学理论史上具有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在这两部著作中都有大量的关于建安文学的论述。而《文心雕龙》《诗品》中这些关于建安文学的评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称为文学史上的定评。 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建安文学开创了我国文学发展的新局面。而建安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刘勰的《文心雕龙》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文心雕龙》总共50篇中，有30余篇谈及建安文学。 在《明诗》篇中 刘勰对建安文学进行了总体概括，称“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时序》篇中提到建安文学的总体特征：“观其时文，雅好慷慨”“梗概而多气也。”并指出其形成的原因，是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诗品序》中钟嵘也谈到：“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於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於时矣。”建安风骨建安风骨"已经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文学史命题，它大致是指“建安文学(特别是五言诗)所具有的鲜明爽朗、刚健有力的文风。”1“风骨”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概念，风骨一词最早大量运用于魏、晋、南朝时的人物评论，大体上“风”偏重指精神气质，“骨”偏重于指骨格形态，二者密不可分，合而为一为风骨。后引用到书画理论和文学评论之中。 《文心雕龙》中专论“风骨”，罗宗强说：“风骨论是刘勰最激动人心而又最扑朔迷离的理论命题，也是他的理论的最出色成就之一。”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中精炼的对“风骨”进行了概括：“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他认为如果辞藻太繁富了，而没有飞动之势，不生动，那末辞采就不鲜明，声调也萎弱无力，“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 对于“风骨”的解释也是众说纷纭，黄侃先生认为“风即文意，骨即文辞”③，詹锳先生认为“风骨就是鲜明生动、凝练、雄健有力的风格”④罗宗强先生认为“风骨合而论之，是提倡一种内在力量的美，是对于文章的一种美学要求，要求文章不仅要优美的文辞，而且要有内在运动的力量”。⑤《诗品》中虽没有专门论述“风骨”，但是从一些散见的评语里可以看出他的主张。《诗品序》“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这里所谓“干之以风力”就是以风力为骨干，所谓“建安风力”也就是“建安风骨”，《诗品》评曹植的诗说“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评刘桢“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在论及“风力”时，以曹植、刘桢为典型代表。这些文风是与当时的浮艳的靡靡之音是对立的，也是钟嵘所极力提倡的文风。 关于“建安风骨”“建安风力”的关系，曹旭《诗品集注》注云：“建安风力：亦称‘建安风骨"”⑥。指建安时代特有的诗歌精神，即诗歌内容丰富充实、基调慷慨悲凉、语言俊爽刚健相统一的时代风格。吕德申《钟嵘诗品校释》注云：“风力即风骨。”⑦王运熙先生说：“骨气就是风骨，骨气奇高和词采华茂相结合，就是《诗品》所说的‘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⑧刘勰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建安风骨”， 但建安时期的慷慨激昂的作品是这种理想风格的典范。刘勰的“风骨”和钟嵘提出“建安风力”都是有针对性的萎靡文风提出的，可是在当时并没有能够挽回颓风，但他们得这一理论对以后的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接影响到唐代的陈子昂提出“建安风骨”的主张。正是由于风骨理论的提出，才有可能在历史中不断丰富和完善，才有可能使风骨成为唐代诗风的主流，才有可能形成盛唐诗歌繁荣的局面。三曹在建安文学中“三曹”是文坛的领导者和核心人物。在“三曹”之中，刘、钟都给予最高评价的就是曹植。《文心雕龙》中认为，“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时序》），《事类》篇称：“陈思，群才知英也。”，《指瑕》：“陈思之文，群才之俊也。”可见曹植的文学成就和其在当时文坛上的地位。《诗品》中对他评价极高，“陈思为建安之杰”（《诗品序》），认为他的作品“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论其思想艺术的成就是“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备文质”，概括起来就是，在内容上是情兼雅怨，在形式和风格上是骨气和文采和结合，而达到了文质彬彬的境界。钟嵘对于曹植诗歌的这个评语正体现了它对于诗歌思想和艺术的要求标准。关于曹植与曹丕的成就高低，《诗品》对于魏文帝曹丕的评论称“其源出於李陵，颇有仲宣之体。则所计百许篇，率皆鄙质如偶语。惟‘西北有浮云"十馀首，殊美赡可玩，始见其工矣。不然，何以铨衡群彦，对扬厥弟者邪？”，曹丕以贵公子，帝王的身份亲身创作，关注文坛，对文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典论·论文》七言诗，但在五言诗的创作上，其成就显然远不如曹植。钟嵘专论五言诗，认为“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他把曹植列为上品，而曹丕居于中品，也符合实际。刘勰在《才略》篇，评“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既指出曹丕的不足指出，即力缓而不竟于先鸣，也指出曹丕胜于曹植处，像“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这里显示出他的独特眼光。他对二人的所长所短都进行了客观全面地评价。同时刘勰反对“俗情”的仰植抑丕，他认为世俗所认为的“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的观点是不确切的。他认为对作家的评论应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其作品进行分析评价，而不是以俗情的喜好为标准。但事实，曹植的诗歌受到后人的推崇，一方面是由于文采富艳，另一方面也由于他不幸的身世引起后世文人的认同。作为失意文人的典型，其坎坷的命运，使无数文人深表同情。古代不少诗人皆以王佐之才自命，却大都身世沦落，而以诗词名世，他们的命运与曹植相似，所以对曹植多有一种认同感。 魏武帝曹操作为一代枭雄，不但具有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而且在文学创作上也是成就斐然。内容丰富，风格苍劲悲凉。《文心雕龙》对曹操评价很高。魏武帝以宰相帝王的尊贵地位，“雅爱诗章”（《时序》），其诗歌“气爽才丽”（《乐府》），意气豪爽，才华富丽，《诗品》称“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但是《诗品》把他列为下品，后世多以为不公。王世贞《艺苑卮言》中说：“曹公取第于下，尤为不公。”王士祯《渔海诗话》也说：“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在于刘勰的品评标准上。他是以自然、含蓄的“滋味”说，“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为标准来衡量作品的。曹操的作品“古直”而少文采，故至于下品。今天看来钟嵘的这种评价标准有一定的偏颇。建安七子 曹丕《典论·论文》称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为“七子”。在“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刘桢。《诗品序》“刘桢、王粲为其羽翼。”“ 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刘勰称“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才略》），“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对于四言体，五言体兼有各种长处的是曹植、王粲，只具一种长处的是左思、刘桢，《神思》篇中，刘勰称二人的才思敏捷，“人之禀才，迟速异分，子建援牍如口 ，仲宣举笔似宿构，亦思之速也”。《体性》篇中说“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刘勰从作家的个性与创作风格的角度来分析王粲、刘桢不同风格的文学风格的原因。王粲急躁而勇锐，所以锋芒突出而果敢有力，刘桢性情褊急，所以言辞雄壮而情思惊人。《诗品》把王粲、刘桢列为上品。被称为“七子之冠冕”（《才略》）的王粲亲经动荡时局留下许多诗篇。《诗品》称其诗“源出於李陵。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在曹、刘间别构一体。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馀。”钟嵘认为刘桢的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然自陈思已下，桢称独步。”钟嵘品评很注意文与质的关系，强调“体被文质”，称王粲“文秀而质羸”，是说他的诗文多质少。称刘桢“气过其文，雕润恨少。”是对其感情充沛真挚，文采不足颇有微辞。 陈琳、阮瑀、都长于章表书记，二人历来以文章著称。《文心雕龙》称“琳、瑀章表，有益当时” 曹丕《典论·论文》也称：“琳、瑀章表书记，今之隽也。”除了散文一外，二人也有诗歌创作。阮瑀、应玚被钟嵘列为下品，《诗品》中评其诗歌“平典，不失古体”，平正典实，不失汉魏古朴之风。称徐干诗“亦能闲雅矣。”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见《文心雕龙》与《诗品》在对于建安文学的评论中有很多的所见略同之处，也有分歧之处。虽有一些偏颇之处，但从体上符合文学史事实。通过对《文心雕龙》与《诗品》的对比，让我们对极盛一时的建安文学有了全面的理解。这些关于建安文学的评论对今天我们对建安文学研究仍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公元一九六年，曹操奉汉献帝移都许昌，改元“建安”，于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企图重建统一大业。同时，他不断招纳才士，在北方形成一个文学中心。建安年代并包括其后若干年的文学创作，习惯上就称为“建安文学”。建安文学既延续了东汉中后期文学发展的方向，同时也在特定的条件下，使渐进的演变过程呈现为显著的转折，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转变时期。 这种转变的大背景，正如前面所说的，是由于社会的变化，在士人中引起一股思想解放和重视个体价值的思潮，从而使文学表现出作家从自身立场出发的对社会与人生的思考，对美与理想的追求。而当时的社会，经历了长期的战乱和接连不断的饥荒、瘟疫，人口大量丧亡（其中包括社会上层人士），到处是令人惨不忍睹的破败景象。“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曹操《蒿里行》），这在作家的心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另一方面，由于传统价值观念的动摇，个人的存在失去了外在的精神支柱，因此，人们在感时伤乱的同时，也更强烈地感受到人生短暂的悲哀。但是，以曹操为首的建安文学家，又多是注重实际的政治家，他们有着力挽狂澜的雄心和自信，并且把建立不朽的功业视为短暂生命的延续。这种感情也在他们的创作中充分表现出来。忧时伤乱、悲叹人生短暂、渴望不朽的功业，都是非常强烈、十分浓重的感情，三者结合在一起，就使得建安文学具有异乎寻常的感染力。前人称建安文学“悲凉慷慨”，刘勰《文心雕龙》也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这些都说得很中肯。 这种悲凉慷慨的感情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表现形式。过去，文人的文学创作集中于辞赋。东汉后期出现文人诗歌开始兴起的苗头，但尚不足以动摇辞赋的主导地位。到了建安时期，辞赋领域中抒情的小赋取代了体物的大赋。但是，对于上述悲凉慷慨、深厚浓重的感情，不要说体物的大赋，就是抒情小赋也不能承担恰当地表现它的任务。因为，抒情小赋所创造的也是由铺陈、渲染而形成的美，而慷慨悲凉的感情则要求在表现上的由感情的凝聚而形成的力度。可以说，没有一篇抒情小赋是能具有慷慨悲凉之气的。因而，文人创作的中心，就从辞赋转移到诗歌，形成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诗歌的创作高潮，并从此奠定了诗歌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主导地位。 建安诗歌一方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加以发展、改造。 就继承方面来说，从汉乐府民歌中兴起的五言诗形式，被建安诗人普遍使用，加以发展，并成为整个魏晋南北朝诗歌最基本的形式。乐府民歌的语言风格，对文人诗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而且，采用乐府诗题，沿袭乐府民歌中常见题材的作品，在这一时期的文人诗中占了很大的比例。 就发展和改造方面来说，首先，过去作为诗歌主体的乐府民歌，是一种社会性的集体创作。它们由某些无名作者最初写成以后，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地被加以改造，很少能表现出作者的个性特征。而建安时代，就不大有作品无主名的现象。这些与作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作品，常常也和作者个人的特殊经历、情感和独特的审美爱好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促使诗歌向风格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其次，汉乐府民歌中叙事诗为数较多，因为带有故事趣味的作品容易为普通民众接受，得到广泛流传。而建安文人诗绝大多数是抒情之作，即使采用乐府诗题，也很少具有故事性。第三，过去作为文人文学之主体的辞赋的某些特点，也被带到诗歌领域中来。辞赋最显著的特点是语言华丽，而乐府民歌一向是朴实无华的。建安诗人中，不乏作赋的名家，王粲、曹植就是突出的代表。他们的诗，也明显带有华丽的倾向。而且，在辞赋中较早就被大量运用的骈偶手段，在诗歌领域内，也是由他们率先使用的。这些骈偶（即对仗）诗句，还显示出有意锤炼的痕迹。总之，建安文人诗既受了乐府民歌的影响，同时开始向文人化的精致华美转变。这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重大的开端。曹丕说“诗赋欲丽”，正反映了当时普遍的文学观念。不过，建安诗歌虽有趋向华丽的一面，但并没有过分使用典雅深奥的书面语言，也没有过分的繁缛、铺张，以至文句松弛，妨碍情感的表达。一般说来，作品的语言仍然是明朗、浅显、紧凑而富有力度感的。

（一）写作总要求真实的体验（选材生活化、情感真实化——写什么）新鲜的创意（视角独特化、构思创新化、思想审美化——怎么构思谋篇）确切的表达（手法灵活化、语言个性化、文风朴实化——怎么写）（二）“八化”要求与评价标准选材生活化——能从自己所感受到的生活中选取素材进行合理虚构、加工、组合，使文章提升生活又还原生活，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时代特征。情感真实化——能对生活中的人与事（包括景、物）有真实的体验与感受，字句含义不虚假，喜怒哀乐，情感真挚，发自内心，读来引人共鸣。视角独特化——能从一个独特新颖的视角切入，体现出敏锐的观察力，独具慧眼，与众不同，使文章立意不凡。构思创新化——能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构思文本，体现独特的想象力，使老题材能推陈出新，布局巧妙，章法自如，层次清晰连贯，水到渠成。思想审美化——能从生活中发现美的思想，并通过独特的视角、巧妙的构思、灵活的表现手法和灵动的文字表达出来，使文章所表达的思想具有艺术的审美性，真实地表达思想感情，而不是干巴巴空洞地写思想观念。手法灵活化——能灵活地运用记叙、描写、抒情、议论等多种手法，和多种修辞、多种句式，自由表达，使文章富有文采，不呆板。语言个性化——能在文章的言语表达中具有自己独到的方式，字里行间闪动个性，体现自己的生活文化环境（地方民俗语言），且生动流畅，思想鲜明，不俗气，有自己独立的语言风格。文风朴实化——能在文章中不东凑西拼、照搬套用，不故弄玄虚、故作成熟状，不“为赋新诗强说愁”、宣泄自我颓废状，不堆砌词藻卖弄文采，不生编硬造矫情造作，而是实实在在地描写生活，表现积极健康的生活主题。 （一）学校推荐与初评大赛组委会由资深编辑、作家、高特级教师组成评委会进行初评，根据学校、分赛区（点）组织的参评作文及推荐等级目录，按中学组、小学组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入围篇目。（二）决赛终评初评获奖学生参加现场写作培训与总决赛，角逐“全国校园小作家金奖、银奖、铜奖”及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由大赛名家组成的终评评委会评定，举行颁奖典礼，分别颁发奖杯、决赛证书、奖品；对未参加现场决赛者的初评入围稿件终审，评定一、二、三、优秀奖，颁发证书。（三）教师奖、集体奖评出“指导教师奖”，特别突出者授予“全国校园文学写作名师”荣誉称号；同时评出“写作教学论文奖”，颁发证书。从参赛单位中评选出本学年度“全国校园文学写作示范单位”（同时授予校长和具体组织者为“全国校园文学写作示范单位模范校长”“全国校园文学写作示范单位模范教师），另评出“全国校园文学写作优秀团体奖”，分别颁发奖牌或证书。成绩突出的单位推荐成为校园文学研究会团体会员，同时经考察设立“全国校园文学写作基地”（具体条件另附），为推动学校人文素质教育搭建平台。为保证大赛的顺利开展，大赛组委会办公室配备数名专职人员，每年9月起动新一届大赛方案，开始组织征稿。学校凭借大赛平台，配合写作教学，鼓励学生参与写作，将优秀参赛作品推荐给大赛组委会，这样层层选拔，使许多学生得到了锻炼与竞争的机会，又发现培养了具有写作才能的特长学生，为升学提供了艺术才华的实力证明。 学生因写出好作文而获奖，成为教师和学校教学的成果，为此，我们组织热心的老师们共同探讨大赛的理念与做法，探讨提高写作教学的正确方向，构建一个以写作竞赛活动带动校园文学发展以及写作教学的平台，积极为引导中小学生的健康写作服务。同时，大赛组委会为有条件的获奖学生举办全国校园文学新星采风夏令营，包括名家讲座、写作培训、现场决赛、颁奖典礼、游览采风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学习交流实践活动，学到了课本上没有的知识，开阔了视野，陶冶了情趣，丰富了生活，增长了才智。请关注大赛，欢迎参与！愿通过大赛提高学生文学素养，为终身发展奠定文化基础，让文学帮助你健康成长！有关事宜及前六届大赛盛况请登陆主办单位官方网站中国教育文学网和“文心雕龙杯”大赛官方网站了解。

《文心雕龙》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创作的一部理论系统、结构严密、论述细致的文学理论专著，成书于公元501～502年（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间。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的文学理论专著。刘勰对《文心雕龙》的命名来自于环渊的著作《琴》。其解《序志》云：“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环渊）《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全书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认为道是文学的本源，圣人是文人学习的楷模，“经书”是文章的典范。把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归结为“才”、“气”、“学”、“习”四个方面。文学史观《文心雕龙》的文学史观，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终归要受到时代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序》），把已往这一方面的理论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刘勰也很重视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在《通变》篇中，他根据扬雄关于“因”“革”的见解所提出的“通变”，即文学创作上继承和革新的关系。他要求作家要大胆的创新：“日新其业”，“趋时必果，乘机无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