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nCloud-
摘要：西方舆论一直存在着马克思主义是否是经济决定论的争论，这直接影响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认识。
本文从分析特里u30fb伊格尔顿对马克思主义评价的“历史单调轮回”和“经济的幽灵”的论据出发，探究了马克思主义和经济决定论在古典经济学上的分歧，历述了恩格斯、葛兰西、卢卡奇等人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揭示了“经济”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本来面目，特别是提出要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下的经济和剩余价值学说下的经济进行二分理解，从而厘清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的决定因素，摆脱经济决定论的桎梏和消极影响。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历史唯物主义；特里u30fb伊格尔顿
中图分类号：B0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6?0010?06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研究代表人物特里u30fb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中，谈到西方社会普遍存在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是经济决定论的一种表现形式的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试图建立起唯经济主义的单一历史观。
他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入手，对经济决定论进行有力的驳斥与抨击。
他的论据是什么，是否触摸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正内核，是否将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深挖到了极致，是否还有其他忽略的地方？这些问题都亟待学界的深入思考。
一、特里u30fb伊格尔顿为马克思主义的
辩护
决定论从哲学层面上具有两大涵义。
首先是结构上的从属关系，即“归属什么范围之内”，第二是发展轴上的缘起关系，即“什么是某事物存在或发展的根本原因”，且一般意义上由后者表现出来，由此在讲述“经济决定论”时，并不能简单地从“世间万物都可以归属于经济范畴之内”（伊格尔顿语）等观点切入，不能将经济看作是某种历史的镜像或者投影，而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一词进行的匡正，应从“经济是历史的本源内核”等角度开始研究。
尽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存在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内质性思辨，但是并不意味着马克
思就通过省时省力的手段将历史强行塞入经济的头套之中，也绝非表示经济是可完全脱离人而决定社会的结构、性质以及社会形态的更替。
特里u30fb伊格尔顿在反思当前西方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如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单一历史观等）时，是围绕三大问题展开的：即物质生产与文明的关系，历史的单调轮回与经济抽象概念的强调。
[1]（110?130）总体阐述他的思想，乃是在肯定经济所具备毋庸置疑的主导作用基础上，从狭隘的经济概念中生发出超越经济、实现自由王国的条件。
第一点上，伊格尔顿借用马克思“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2]（531）的观点，文明并不是建立在虚无飘渺的人类臆想上的，必有其物质和行为的承载对象，人类社会是建立在物质生产基础上的社会，并不是凭空捏造的空中楼阁，而是依靠贯穿历史始终的物质生产劳动实践而发源的，并且生产的性质终将决定文明的性质，这一观点在马克思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2]（602）中得到印证，表明生产力的水平、性质、状况及发展要求都对社会历史变迁起着颇为关键的影响，至少可以说经济层面的决定作用在多元状态中是占主导性的。
但是这种决定性到底在程度上表现如何，这就需要到第二点
上进行说明，即经济在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始终是否有过中断。
在特里u30fb伊格尔顿看来，历史尽管在外在形态上表现的是如此纷繁复杂，难以理出内在逻辑思绪，但并不能否定历史滚筒中间“轴”的存在，“轴”的直接表现――“物质的匮乏、强迫劳动、暴力和剥削”让历史具备极强的整体性，且这一悲观主义基调让人类在“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历史决定力量之中不断地重复单调的轮回。
在他看来，“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3]（30）都是绝对痛苦的历史，物质生产吸取的时空能量是一种对象性的、不为人所控的甚至到当前社会彻底失控的“负能量”，尽管依旧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双边互动，社会样态会因此而发生改变但其实质始终不变，这就说明经济因素起到的核心作用造成了历史的“永不满足”，因为社会历史总是遵循“为生产而生产”逻辑而非为人的满足而生产的逻辑，这也是马克思一再强调将人和社会从异化力量中解放出来的根本原因。
第三点上伊格尔顿对“经济决定论”中最为核心的概念“经济”进行简单界定，认为“财经媒体津津乐道的‘经济"不过是一个幽灵，当然也肯定没有人见过‘经济"到底长什么样”，提到“经济”是“抽象出来的概念”。
[1]（126）这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青年派”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的分歧起点，亦是对马克思是否是经济决定论争论的真正逻辑起点。
在“走向经济必然王国”入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认为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的方法是“错误的”，此时的“人口”只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另一种是从“人口”到达“最简单的规定性”后，再回过头来达到“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的“人口”，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
[4]（24?25）遵循这一思维模式，就不能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的“经济”一词简单地理解为狭义的经济概念，而是达到本质规定性后抽象并升华的产物，是涉及到围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矛盾为核心的社会方方面面的“经济式样的概括”，称之为“经济幽灵”是因其本质上便是高度的抽象物，因此社会发展并不是由具体的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经济亦只是历史多元推动力的主要构成而非全部，它必须依托于“人”才具备超越自身的能力，并且伊格尔顿认为马克思对物质生产劳动实践与阶级斗争的关注远远要高于对所谓经济的关注。
伊格尔顿在认可马克思用经济解释历史的前提上，为反驳西方学界认定马克思主义是经济决定论提供两大理论依据：一是历史悲观主义单调轮回的理论假想，二是抽象的、“幽灵化”的经济概念，前者正是历史的经济原罪说，后者是历史的经济混沌说；前者极大地塑造着历史的整体性，后者极强地还原了人在经济的历史中的整体性；前者为经济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历史提供精准标尺，后者直接抓住核心说明经济决定的历史归根到底还是人自己的历史，只是人从主体变成附庸参加者而已。
但是否伊格尔顿的辩驳就完全无懈可击，不存在丝毫的理论纰漏？笔者认为他在理解与把握马克思的历史观时未能认清这一理论的发展变迁过程，尤其是模糊了青年马克思与中晚年马克思间的理论差别，且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经济范畴当中的生产、物质生产、经济力量、生产方式等存在理解上的偏差，因而在逻辑推导中难免出现偷换概念、以偏概全之嫌，故要进一步反驳马克思主义是经济决定论的观点，还需要进一步弄清马克思主义与经济决定论的理论起点上的分歧。
二、马克思主义和经济决定论在
古典经济学上的分歧
从某种意义上思考，马克思主义和经济决定论都可看作是对古典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古典经济学是二者的理论逻辑起点，也几乎在同一时间成为二者的分歧起点。
它们的相似点在于都承认经济的巨大作用，只是马克思在谈论经济时更偏好使用生产力、劳动或资本等词汇，引援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穷的普遍化。
”[2]（538）一切回复原点、人与人在生存线上挣扎是任何理性的理论都不敢做出的尝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决定论拥有共同的特质，那就是承认古典经济学在创造“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36）财富的肯定以及经济伟岸气力创造美好未来的憧憬。
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到底是什么，为何从中汲取涵养的马克思主义和经济决定论会存在区别呢？古典经济学创立者亚当u30fb斯密的《国富论》第一篇篇名便是“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并论劳动生产物自然而然地分配给各阶级人民的顺序”[5]（2），这就划定了古典经济学研究主旨乃是财富的生产和分配问题。
其后在李嘉图、托马斯u30fb马尔萨斯、约翰u30fb穆勒等人的著作中分别对财富分配的原则、人口与经济供养的关系、财富增长的有限性等问题进行深入探究。
古典经济学的历史功绩一方面表现为重商主义和市场至上观念的确立，另一方面提出劳动价值论为资本主义制度持续进步与成熟提供动力，但古典经济学却忽视了一个严峻的问题：那就是经济发展是否对社会与历史的正向推动力是永恒的，也即是说在每个个体对整体严重依赖的时代经济是否真能决定一切，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和经济决定论的起点分歧所在。
经济决定论在本质上盲目承接了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普遍永恒资本”的错误论断。
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每个人在为自己获取、生产和享受时，实际上是在为任何其他人的享受而获取和生产。
造成这种情况的强制根源于每个人对全体的复杂的相互依赖，它现在将自身向每个人展示为普遍永恒资 本。
”[6]（32）黑格尔认为，商品社会是人类社会永远无法逃避的循环，资本的普遍性、绝对性和必然性远远超过个体的对抗力量，因为资本主义市场与经济让每个人“别无选择”的与其他人捆绑在一起，且这种捆绑关系通过劳动与资本的嵌入-互惠关系表现出来。
经济决定论在处理经济的角色时，一方面是以古典经济学的“颂扬”视角夸大了经济的功效，另一方面是通过以黑格尔的“普遍永恒资本”来论证经济规定一切、约束一切、成就一切的合理性。
而马克思却非常理性地认识到经济的“异化”力量，他所看到的资本主义制度表征是：“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他们把这种压迫想象为所谓宇宙精神等等的圈套），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2]（541），经济的力量将个体力量统整到一起，但并不能实现人类大团结基础上的解放，而是陷入经济所制造出的物化境地。
所以可将马克思主义和经济决定论的起点分歧归纳为三点：第一，经济决定论将经济纯粹地看作是“生产”与“分配”两大环节，被经济所包涵的资料、对象、科技、甚至人都被冠以“资本”之名，生产力由此就简单地看作是资本在社会游动、转移、增值过程中的抽象物，将属于“人”的“经济”放置在“资本”的名号下；而马克思主义将重心放在主体人与生产力上，经济的全部内涵是由人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所定义的，经济理应成为人的力量而非物的力量。
第二，经济决定论本质上是“经济主义的自然发生学”的，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一个离开人而独立运动的自然历史过程”[7]，所以不会将过多精力投放在复杂的社会关系探讨之中，顶多是以具体经济活动之中的“契约合同关系”作为无视“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补充；而马克思主义则是经济上“道德论”的，尽管马克思将人的本质定义为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但社会关系并不由冰冷的经济词汇来指代，而是深刻的表现为对人的社会性、主体性的尊重。
第三，经济决定论在上层建筑范畴上是单向度的，一方面它在高歌经济对社会推进的自动作用，另一方面已窥伺到了“必然王国”但也止步于此，尽管它是唯物主义出发，却是走向了机械唯物主义的极端，同古典经济学对上层建筑的幼稚幻想一样，都缺乏对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应有的洞察力；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目标之一就是对上层建筑的重新解构，在明确经济（生产与再生产）重要性基础上实现对既有资本主义体制的超越和对共产主义蓝图的勾勒。
三、恩格斯、葛兰西、卢卡奇等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
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并不是当代的理论产物，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伊始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便开始进行区分和批判的工作，尽管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存在些许差异，但是在将马克思主义挽回到正确的认识轨道上来是不留余力的，他们是恩格斯、葛兰西与卢卡奇。
恩格斯对经济决定论的态度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对“同样的过错”的“反思”。
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在“经济决定论”的批判历程中起到关键性作用，这些书信主要包括1890年6月5日致保尔u30fb恩斯特、1890年8月5日致康u30fb施米特、1890年9月21～22日致约u30fb布洛赫、1890年10月27日致康u30fb施米特、1893年7月14日致弗u30fb梅林、1894年1月25日致瓦u30fb博尔吉乌斯等[8]。
在致保尔u30fb恩斯特中，恩格斯意识到历史唯物主义呈现出某种教条式发展倾向，提到：“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裁剪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
”[9]（583）在致约瑟夫u30fb布洛赫中，恩格斯再次强调了“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无论马克思和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
但他也强调：“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并且恩格斯也在此进行反思，“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
[9]（591）在致弗兰茨u30fb梅林中，恩格斯再次承认了“错误”，他说：“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过错”，从基本经济事实中研究的缺点是“为了内容方面而忽视了形式方面”。
[9]（657）总的说来，可以讲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恩格斯是个多元论者，正如伊格尔顿在书中描绘的那般，经济因素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第二，恩格斯所坚持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决定性”实质讲的是基础性或缘起性，即所谓经济在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中起到的主导作用；第三，上层建筑同样也能成为“总的合力”的构成部分；第四，社会的发展体现为经济的必然性和上层建筑的偶然性的矛盾互动，必然性将漫天星斗般的偶然性作为承载体和表现形态。
葛兰西对经济决定论也持批评态度的，只是较之恩格斯对经济的痴迷，他更加侧重于从文化中寻找答案。
葛兰西在论述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必然性”时谈到：“我看不能把它看作是从自然科学那里引入过来的，相反，应看作是对政治经济学领域里产生的概念，特别是根据大卫u30fb李嘉图所提出的经济学的形式和方法论而产生的那些概念的提炼发挥。
”[10]（239）可知葛兰西正是对恩格斯的“忽视了形式方面”的补充，也即是说在解答“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走得更深更远，他坚持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与推进的原则，即以“经济”为起点来进行社会发展分析，但他认为必须而且应当明白“以某种规律性和自发性发挥相对经常作用的力量是怎样在历史演变中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被后世曲解的原因便是马克思未能说清楚经济因素和历史必然性间的内在作用机制，葛兰西解释道：“只有存在着一种有效的积极的前提，人们在思想上一旦认识到这种前提就会化为行动……而这一前提应该包括，已经发展起来的或正在发展中的、为实现集体意志冲力所需的必要和充分物质条件；但是很明显，不能把一定的文化水平从这种‘物质的"可以计量的前提中抽调”。
[10]（240?241）这是葛兰西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也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物质因素和文化因素都应当看作是实现必然性的构成要素，其所遵循的是“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思想文化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循环”[11]模式，意思便是经济基础依然是处于基础性地位，但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思想文化上层建筑等构成的并非是直线结构，而是处于否认任何一个因素成为先验性质决定者的循环互动结构之中。
尽管最后葛兰西陷入“市民社会文化”的桎梏中，但他所开创的社会发展循环模式对推进历史唯物主义认识深化具有不可小觑的作用。
尽管卢卡奇对《历史与阶级意识》做出深刻地自我批评：“它在客观上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史内部的一种倾向，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的根基，在政治实践上则代表着一种以救世主自居的乌托邦主义”[12]（4），但其从黑格尔辩证法思想中引申出来的“总体的观念”，回击将历史唯物主义误读为经济决定论的观点，为经济决定论的批判历程独辟蹊径。
卢卡奇认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
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使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层的方法的本质。
”[12]（16）毋庸置疑，这一观点是正确的且是对唯物辩证法的准确描述，强调事物之间及事物内部各要素存在普遍联系，反对用割裂的、孤立的、绝对化的视野来看待社会发展与历史进程，所以“经济动机的首要地位”便从逻辑源头上给掐断了，卢卡奇在此所坚持的是多元主义的整体历史观，而细化到具体论述上，主要体现为对经济决定论的三重批判：第一，从客观辩证法范畴看，卢卡奇认为第二国际以伯恩斯坦为首的庸俗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源头是将经济的“唯一”取代“归根结底”，重提非经济因素的独特作用，挖掘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相互联系、相互运动背后的社会运动发展规律；第二，从主观辩证法范畴看，卢卡奇“总体的观念”强调“人”的主体作用，尤其对无产阶级行动主体和思想主体的定位大加颂扬，认为主客体间的运动才让社会发展具有意义，这便是在人的认识和思维运动中贯穿着辩证法思想，而非仅仅是对客观物质条件运动的重视；第三，从实践辩证法范畴看，由于卢卡奇将辩证法限制在历史与社会领域，为了理论完善就必须将自然领域也划归到社会范畴之中（这一观点是模糊人化自然与天然自然的界线），所以其在历史观上是“双主观”的：实践辩证法一方面是以社会化、主体化的形式展现着客观辩证法，另一方面客观辩证法在本质上是由人决定的，抛弃任何与人脱离关系的客观存在，由此经济决定论便在该理论框架中丧失任何的生存土壤。
尽管这一理论存在较大谬误，主要是对自然辩证法的背离，但确实为重塑“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主体地位提供颇多真知灼见，“总体的观念”也为反击马克思主义是经济决定论的谬误奠定坚实基础。
当然，对经济决定论进行理论与实践上批判的人还有许多，诸如普列汉诺夫、布洛赫、列宁等人都从不同视域、不同框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误读做出有力回击，但无论从哪种角度入手，都不可回避我们在前已提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及上层建筑。
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经济”本来面目是什么，还需要深入到马恩经典著作中一探究竟。
四、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经济”
为何要绕如此大的圈子来讲述马克思主义是否是经济决定论的，笔者认为如果不从经济决定论的理论缘起入手，就无法认识经济决定论维持与发展的根本内因，如果不以对经济决定论批判历程为过渡，就难以有效校验经济决定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间的张力大小，也就难以认清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面目，更不要说对经典理论的匡正。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缘起于对朴素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以及“宿命论”的客观唯心史观和“英雄论”的主观唯心史观的抨击，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 的。
” [2]（503）这段言语短小精辟但却寓意深远，从中至少可以窥测出历史唯物主义些许内涵：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存在本质固有的缺陷，而历史唯物主义便是扬长避短地将存在的客观性和人的能动性以实践的名义加以结合，既避免映射式的客观认识，又避免绝对意志的产生。
当然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并不在此，而是在两大矛盾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生产力是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改造和影响自然以使其适合社会需要的物质力量，生产关系则是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关系，二者的决定与反作用矛盾运动决定着其他一切矛盾的发展和变动；而经济基础是经济关系的总和，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和相应的制度、组织和设施，二者的相互作用其实质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经济的实体表现。
从上述分析中，可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脉络是遵循“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批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形态更替”模式，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可以看作是广义的经济范畴内的，所以这一推导可以简化为“经济→社会形态更替”。
但真的可以这样简化吗？这样是不是脱离了“人”的因素？笔者认为这一简化过程并没有将“人”抛弃，因为生产力的三大要素中就包涵劳动者（人）的概念，这一模式若脱离了人是无法推导下去的。
莫非是抛弃了“人的主体性”？笔者依然不认同此观点，二个基本矛盾间都存在能动作用是保证这一模式通畅的前提条件，如果缺少“人的主体性”，那么能动作用如何从“具体的人”的身上上升且扩散至抽象的二大矛盾之中，这样的观点显然没有抓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
是否可以从马克思的第二个“伟大发现”――剩余价值学说的形成过程入手呢？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诞生过程中实现了经济社会观念的一次重要转换，“即从一般唯物主义地认为，物质经济生活是全部社会生活的永恒基础、前提和最终发展动力机制，到辩证历史地确认，由资本主义所开创的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形态无非是人类历史上暂时出现的一种盲目必然性居支配地位的社会生活秩序”[13]，也就是说在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经济理解为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中的动力系统，其作用是“决定性”的，在发现剩余价值学说的过程中，经济则被看作是物质生产发展到资本主义高峰时期对社会生活起主导作用的总体结构，如果说前者是近似经济决定论的话，那么后者绝对与经济决定论存在显著的界限。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谈到：“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4]（30），这表明马克思在研究经济学时严格秉持资产阶级社会这一原则，而后他提到：“在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
……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
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
”[4]（31?32）马克思在此想说明的主旨是剩余价值论下的经济是历史唯物主义经济的某种程度上的退步，剩余价值论所涉及到的仅仅是资产阶级社会，它所描绘出的经济并不具备恒常的历史功效，仅仅是对短暂的（相比整个人类社会历史而言）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勾画，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表述，无论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后资本主义时代，都不会像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存在如此巨大的不平衡。
因此，马克思在实现这一转变之后，经济一词所承担的宏观历史使命便急遽缩小，伴随而来的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经济对微观社会影响的不断增强，所以说马克思主义是经济决定论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经济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中是处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话语体系中，不存在绝对的经济概念来对应马克思所言的社会历史进程，而历史唯物主义中经济因素的作用逐渐被与经济紧密关联的劳动、阶级等所代替；另一方面经济决定论是指经济决定着一切，而微观化之后的经济只能停留在相对狭小的时空中，经济并不能决定一切，即使在谈论到它的基础性或支配性作用，也只能说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不平衡”状态下。
分享好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