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对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建设有什么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引起了革命，它不仅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而且为历史学、哲学、伦理学、美学、文艺学等社会科学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的基础。马克思在《政治经学批判》序言中所概括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各个学科的研究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6]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它决定着其它各种活动的发生和发展。“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7]

　　唯物史观的创立，为文学活动发生学的研究开拓了新思路，提出了新问题，指明了新方向。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的自然关系。”[8]史前艺术的起源是以原始人类的出现为前提。据考古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人类史前时代存在着4个关键阶段：第一阶段是人的系统(人科)本身的起源，类似猿的动物变成两足直立行走的物种，时间大约在700万年以前；第二阶段是两足行走的物种繁衍成许多不同的物种，约在700－200万年之间；第三阶段以脑子扩大为标志，这是人属出现的信号，逐渐发展成直立人和智人(Homo sapiens)；第四阶段是现代人的起源，已具有语言、意识、艺术想象力和工具的制造。[9]在现代人类出现的过程中，物质生产劳动实践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劳动创造了人本身。”[10]“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脑就逐渐地过渡到人脑；后者和前者虽然十分相似，但是要大得多和完善得多。”[11]在劳动实践过程中，自然人化与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不仅创造了人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而且也在实践中改造了人自身。“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12]由于手、发音器官和脑的日益发展和完善，原始人除了能够从事打猎和畜牧外，又能从事农业，农业之后又有了纺纱、织布、冶金、制陶器和航行。“伴随着商业和手工业，最后出现了艺术和科学”[13]“以致像魔法一样造就了拉斐尔的绘画、托瓦森的雕刻和帕格尼尼的音乐。”[14]

　　史前艺术的发生与原始人的思维、观念、意识、语言的产生是相伴而行的，又是与史前的极端艰难困苦的劳动生产实践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的产物。”[15]马克思在关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的人类学笔记中，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自然辩证法》和马恩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提出和原则上论述了有关文学艺术活动发生和起源的一系列问题，为后继者指明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这些问题主要有：

　　第一，明确指明文学活动发生学研究的对象。马克思恩格斯都十分重视摩尔根于1877年出版的《古代社会》，马克思认真地做了大量笔记，并准备写一部专著来研究《古代社会》，但未能如愿，后来由恩格斯写下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在该书的第1版序言中指出：“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希腊、罗马和德意志上古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16]人类的文学艺术活动的发生和起源问题，实际也是一个世界上古史上“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因此对人类史前史及其各方面情况(包括史前艺术)的研究，就成了研究文学活动发生与起源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生前虽未对人类史前艺术作专门研究，但他们在人类学笔记中提出的观点却给后人以启示。德国著名艺术史家格罗塞于1894年发表的《艺术的起源》，对原始艺术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及艺术活动与社会经济和精神生活之间的关系，作了详尽的探讨和论证，“他是第一个从艺术领域收集证据”[17]支持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的，从而在从理论和实践上确立了艺术起源问题研究的对象应是史前社会与史前艺术。

　　第二，思维的发展与审美意识的发生问题。维柯在《新科学》中曾对原始人类思维的特点作过专门的研究，他认为原始初民的思维是“诗性的智慧”，他们没有推理力，浑身都是旺盛的感觉力和生命的想象力。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历史唯物地说明了人的思维的发生和发展。马克思指出：“思维过程本身是在一定条件下生成的，它本身是一个自然过程，所以真正能理解的思维永远只能是一样的，只是随着发展的成熟程度（其中也包括思维器官发展的成熟程度）逐渐地表现出区别。其余一切都是废话。”[18]恩格斯也指出：“人的思维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19]人的思维发展也是一个历史过程。马克思在读摩尔根《古代社会》时已注意到在史前史的野蛮时代阶段，初民的想象力有很大发展。他说：“对于人类的进步贡献极大的想象力这一伟大的才能，这时已经创造出神话、故事和传说等等口头文学，已经成为人类强大的刺激力。”[20]也正是在生产劳动的实践过程中，在学会如何改变自然、使自然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那些“主体的、属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即感受音乐的耳朵、感受形式的眼睛，简言之，那些能感受人的快乐和确证自己是属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或者发展起来，或者产生出来。”[21]当着原始初民在劳动过程中，体会到如鲁迅所说的“杭育！杭育！”节奏感的愉快时，当他们看到东方日出、雨后彩虹而欢呼雀跃时，当他们听到黄莺百灵的优美、起伏、强弱的鸣叫而特别高兴时，他们的审美意识就开始萌生了。

　　第三，语言的产生与原始初民文学活动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以实践的观点，在多处论述了生产劳动实践在人自身生成过程中的作用，而且明确指出：作为文学活动的载体的语言，也是“从劳动中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个解释是唯一正确的，拿动物来比较，就可以证明。动物，甚至高度发达的动物，彼此要的信息很少，不用分音节的语言就可以互通信息。在自然状态下，没有一种动物会感到不能说话或不能听懂人的语言是一种缺陷。”[22]人是能制造工具的社会动物。人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现实的存在者。“语言是存在的家。”[23]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特别强调语言和意识的不可分性，指出：人并非一开始就具有“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24]（着重号引者加）语言的产生是原始初民文学活动发生的重要前提条件。语言的产生与审美意识的发生，可以说是同步的。如同海德格尔所说，“语言本身在本质的意义上是诗。……确切地说，诗发生在语言之中，因为语言保护着诗的源始本质。”[25]马克思在关于人类学的笔记中，对于语言的产生与原始文学的发生问题，是联系在一起加以关注的。在人类蒙昧期的低级阶段，即他称之为“人类的童年”时期，“音节清晰的语言”已开始出现。到野蛮期的高级阶段，即“从冶炼铁矿石，使用铁器开始，终止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用文字书写作品。”[26]这中间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早在野蛮期的低级阶段，“图画文字似乎是在这一时期首次出现的；如果它产生更早，那么在这时已得到很大发展。在这方面相互关联的发明的系列有如下述：（1）手势语言或个人符号语言；图画文字或表意符号；（3）象形文字或约定符号；（4）表音性质的象形文字或按一定使用的表音符号；（5）拼音字母或写音。”[27]这种语言文字发生与形成的过程，实际也就是原始初民文学活动发生的过程，二者是相随而行的。恩格斯通过对摩尔根《古代社会》的研究，对原始艺术的产生作了如下的概括：“野蛮时代是学会经营畜牧业和农业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工业和艺术产生的时期。”[28]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原始初民语言文字的发生、形成与文字书写作品的出现、艺术的产生的论述，人类文学活动的发生大体上应在摩尔根称之为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的漫长历史过程之中。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给后人留下关于艺术起源和文学活动发生问题的学术专著，仅从上面这些有关的观点和论述中，我们就可以从中得到很大的启示。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观点和论述，无疑为文学活动发生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局面。

　　三

　　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普列汉诺夫对文学活动发生学研究做出了新的贡献。他运用唯物史观多方面地研究了原始艺术，批判地吸取了格罗塞研究成果，在回答劳动与游戏何者在先、何者在后问题的同时，鲜明地提出了艺术发生与起源于劳动的观点。普列汉诺夫(1856-1918) 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他以书信的形式撰写的《没有地址的信〔1899－1900〕》是第一部以唯物史观研究文学艺术活动发生与起源的学术专著。难能可贵的是，普列汉诺夫是在生前并没有看到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人类学的笔记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以及马恩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情况下，通过自己的研究，在文学艺术起源的许多观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恩格斯一致的结论。普列汉诺夫在文学活动发生学研究上的特殊贡献有以下几点：

　　第一，研究方法上的革命。在世界艺术史研究领域，普列汉诺夫是第一个自觉地将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原始艺术研究的理论家。他在《没有地址的信》第一封信中写道：“在这里我毫不含糊地说，我对于艺术，就象对于一切社会现象一样，是从唯物史观的观点来观察的。”[29]普列汉诺夫创造性地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他说：“从今以后，批评（更确切些说，美学的科学理论）只有依据唯物史观，才能够向前迈进。”[30]对于唯物史观原理，他作了具体阐发，提出了著名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说，即：①生产力的状况；②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③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④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的，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的人的心理；⑤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31]他把“社会心理”看作是艺术与社会生活关系的中介，认为要了解一个民族的思想史和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进一步研究社会心理。不研究社会心理，要想对艺术史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是不可能的。普列汉诺夫运用唯物史观全面地审视了西方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家关于文学艺术活动发生与起源的各种不同学说，批判了其中的唯心的、形而上学成分，吸取其有价值内容。普列汉诺夫在高度评价了达尔文做出的杰出贡献的同时，又实事求是地批评了研究文学活动发生学中的达尔文生物学的观点。在达尔文主义者看来，美感是人与动物所共有的，人的审美意识的发生是从动物哪里发展而来的。[32]普列汉诺夫认为，达尔文是把人类的起源当作物种的起源来看待的。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的着眼点“恰恰开始于达尔文主义者的研究领域终结的地方。他们的工作不能替代达尔文主义者所给予我们的东西，同样地，达尔文主义者最光辉的发现也不能替代他们的研究，而只能为他们准备好基础”。[33]普氏认为，对美感的起源不能用生物学观点来解释，应以生产劳动实践为中心内容的社会学观点来解释。动物对色彩、光线、节奏的辨别能力，只是一种发展成美感的“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而人的美感的产生，恰恰是人赖以生存的许多客观条件。“这就决定于他们在其影响下受教育、生活和行动的那些条件。人的本性使他能够有审美的趣味和概念。他周围的条件决定着这个可能性怎样转变为现实；这些条件说明了一定的社会的人（即一定的社会、一定的民族、一定的阶级）正是有着这些而非其他的审美趣味和概念。”[34]动物由于不可以有人通过生产劳动创造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等诸多的产生美感的条件，因此它们所具有的色彩、声响、节奏的感觉的可能性，也就不可能变为同人一样的现实性。

　　第二，“劳动说”的确立。普列汉诺夫在格罗塞《艺术的起源》研究的基础上，从游戏与劳动的关系何者在先何者在后的问题入手，运用唯物史观，提出了不同于“游戏说”、“巫术说”的“劳动说”。在格罗塞那里，已注意将艺术起源的研究与原始初民的生产方式联系起来。他说：“生产事业真是所谓一切文化形式的命根；它给予其他的文化因子以最深刻最不可抵抗的影响，……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说，生产方式是最基本的文化现象，和它比较起来，一切其他文化现象都只是派生性的、次要的。”[35]但格罗塞的艺术史观留有二元论倾向，在谈到艺术活动发生的条件时，他又把“游戏说”的倡导者提出的“艺术冲动”看作是艺术活动发生的“首要条件”。格罗塞最终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门前止步了。普列汉诺夫正是在格罗塞提出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劳动说”的主张。他认为，“解决劳动和游戏――或者也可以说，游戏和劳动――的关系问题，在阐明艺术的起源上极为重要的。”[36]他吸取了心理学家威廉·冯特关于“游戏是劳动的产儿”的观点，进一步指出：“我坚决地相信，如果我们不把握下面这个思想，那末我们将一点也不懂得原始艺术的历史：劳动先于艺术，总之，人最初是从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只是后来才站到审美的观点上来看待它们。”[37]普列汉诺夫研究了各种原始艺术产生的历史条件后指出：原始社会中，因为生活的需要迫使人去劳动，人在劳动中逐渐地把自己力量的实际使用看作是一种快乐。“游戏是由于要把力量的实际使用所引起的快乐再度体验一番的冲动而产生的。”[38]先民们的审美趣味，也总是“随着生产发展而发展的，因此，不论在这里和那里，审美趣味的状况总可以成为生产力状况的准确的标志。”[39]

　　对于普列汉诺夫提出和论证的“劳动说”的理由，学界也并非完全赞同。有的学者已经对他的关于先民最初从功利观点来看待事物、后来才站到审美观点上来的看法提出了质疑。认为这只说对了问题的一半。比如，原始初民在进行生产工具制作时，他们的创造活动。就显示出了两重性：一是他意识到自己活动的实用目的，二是他意识不到他的活动的美，意识不到他制作的工具已含有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造的因素。所以后人从原始的工具上感觉到的美，对于那些制造工具的原始人来讲还只是一种潜在的形态，只是一种具有必然性的无意识表现。“这就是问题的特殊性所在，也是它的实质所在。”[40]这一关键性的问题，普列汉诺夫并没有给以理论上的说明。

　　四

　　普列汉诺夫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原始艺术提出的“劳动说”，毕竟是具有开创性的，因而它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中国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就是从翻译普氏的《艺术论》（即《没有地址的信》）入手的。鲁迅认为，普列汉诺夫“是用马克斯主义的锄锹，掘通了文艺领域的第一个。”[41]他说：“蒲力汗诺夫也给马克斯主义艺术理论放下了基础。他的艺术论虽然还未能俨然成一个体系，但所遗留的含有方法和成果的著作，却不只作为后人研究的对象，也不愧称为建立马克斯主义艺术理论，社会学底美学的古典底文献的了。”[42]过去谈文学艺术的起源和发生，广为流传的是蒲氏的“劳动说”，提到鲁迅也仅是举出“杭育！杭育！”的一段话以印证“劳动说”的正确。实际上鲁迅对文学活动发生学的研究，既继承和借鉴了普列汉诺夫的方法与观点，批判地吸取“游戏说”、“巫术说”、“宗教说”和列夫·托尔斯泰提出的感情体验传达说中有价值的成分，又紧密地结合中国文学艺术发生、发展的实际，提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活动发生论的新观点。鲁迅的著作中涉及文学活动发生论的主要有《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汉文学史纲要》、《门外文谈》、《艺术论》中译本序等。综合鲁迅的观点，他对文学活动发生、起源的主张可概括为：“劳动―宗教（巫术）―休闲”论。最能代表他的观点的是下面一段话：

　　我想，在文艺作品发生的次序中，恐怕是诗歌在先，小说在后的。诗歌起源于劳动和宗教。其一，因劳动时，一面工作，一面唱歌，可以忘却劳苦，所以单从呼叫发展开去，直到发挥自己的心意和感情，并偕有自然的韵调；其二，是因为原始民族对于神明，渐因畏惧而生敬仰，于是歌颂其威灵，赞叹其功烈，也就成了诗歌的起源。至于小说，我以为倒是起于休息的。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所以诗歌是韵文，从劳动时发生的；小说是散文，从休息时发生的。[43]

　　关于“劳动说”，鲁迅作的重要补充是文艺起源于劳动，要有条件，不能过度，进而引发出“劳动－－休闲”说。他说：“劳动虽说是发生文艺的一个源头，但也有条件：就是不要过度。劳逸均适，或者小觉劳苦，才能发生种种的诗歌，略有余暇，就讲小说。假使劳动太多，休息时少，没有恢复疲劳的余裕，则眠食尚且不睱，更不必提什么文艺了。”[44]鲁迅讲的诗歌起源的第二个原因宗教，着重指的是巫术。他认为，“中国本来信鬼神的，而鬼神与人乃是隔离的，因欲人与鬼神交通，于是乎就有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