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鲍德里亚的思想谱系

20世纪70年代在法国兴起的改造结构主义的政治思潮。其代表人物大多数是原来的结构主义者,如法国的巴尔特、福柯、拉康、和利奥塔德、索勒斯、德里达等。后结构主义主要批判结构主义对形而上学传统的依附,反对传统结构主义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对客观性和理性问题上,企图恢复非理性倾向,追求从逻辑出发而得出非逻辑的结果,揭示语言的规律.解构理论有时也称为后结构主义,因为它采用费迪南·索绪尔提出的概念以及以其理论为主要基础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因果关系,旨在削弱索绪尔体系和结构主义本身的基础 。后结构主义者与它的结构主义前辈最明显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抛弃了结构主义的简化主义方法论。他们挑战结构主义宣称自己是能够诠释所有文本的批评後设语言（metalanguage），并且认为一个文本之外中立全知的观点是不可能存在的。后结构主义者追求的是意符的无限扮演（play），并且不会给予任何一种阅读方法比其他方法还要更高的地位。也因此，后结构主义领域中很少有互相一致的理论，但是每个理论都是从对结构主义的批判为起点。而後结构主义的研究是带有政治性的，因为许多后结构主义者相信，我们认为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事实上只是一个社会建构，在当中有许多不同的意识形态推动著想要成为霸权。

后结构主义是指跟随在结构主义觉醒之后出现的一套思想，它试图去了解这个无法挽回地被分割成数个体系的世界。 后结构主义者与它的结构主义前辈最明显不同的地方在於，他们抛弃了结构主义的简化主义方法论。他们挑战结构主义宣称自己是能够诠释所有文本的批评后设语言（metalanguage），并且认为一个文本之外中立全知的观点是不可能存在的。后结构主义者追求的是意符的无限扮演（play），并且不会给予任何一种阅读方法比其他方法还要更高的地位。也因此，后结构主义领域中很少有互相一致的理论，但是每个理论都是从对结构主义的批判为起点。而后结构主义的研究是带有政治性的，因为许多后结构主义者相信，我们认为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事实上只是一个社会建构，在当中有许多不同的意识形态推动著想要成为霸权。 一些主要的后结构主义者有德希达、傅柯、罗兰·巴特（至少在后期的著作中）以及或许有争议的布希亚。

后现代主义三大流派分别是：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弥散性。1、后结构主义：强调语言、符号和意义的相对重要性，以及潜在的彼此对立和矛盾。后结构主义一些重要的代表人物包括法国哲学家德里达、貌似教皇的文学评论家吉多·范德瓦德和文艺批评学者哈罗德·布卡奇等。2、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强调对福柯所称的“权力”，即政治、文化和社会实践的力量，并试图理解和揭示这种力量的实际工作方式。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家包括费迪克和詹姆斯·度斯和托尼·齐格蕾等。3、后现代主义弥散性：强调文化多元性、流动性和后工业社会的分散性。这种将后现代思想嫁接到社会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流派一般被称为“后现代主义弥散性”。代表人物包括巴塞尔·鲍曼和尼古拉斯·罗斯非尔等。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传统的知识分子和权威被质疑和挑战，对真理和权力的观念被逐步解构。后现代主义的思潮逐渐渗透到了文学、艺术、电影、音乐、建筑、哲学、文化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对各个领域的表达和传达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现代主义强调的文化多样性和跨文化交流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流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注意事项后现代主义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而是一种更具开放性、流动性和反体系性质的思潮。它主张拒绝以传统方式思考和解决问题，试图追求更加自由、开放、反传统和多元化的理性和审美观念。对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评价因人而异，但它无疑是当代文化和社会研究的重要视角。

而后结构主义（或称解构主义）对文学的影响要更加直接一些。后解构主义借用结构主义术语和概念来推翻结构主义的理论基础，主张消解几千年来西方传统的哲学观念，否定一切终极永恒的东西，包括历史和真理。在文学上，后结构主义否定文学作品在它们使用的语言范畴内可能确立自己的结构、整体性与含义。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雅克·德里达一方面承认文学作品表达出意义，因而是可读的；但另一方面又认为任何作品都包含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而使作品的意义琢磨不定。他在《论文字学》中写道：“于是，我们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不断发展的象征符号的无动因的游戏之中。把这些象征符号联系起来的无动因的轨迹应该理解为一种运作，而不是一种状态；它是一种积极的运动，一种不断瓦解动因的过程，而不是一种一旦形成便一成不变的结构。”后结构主义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同样是深远的。在法国出现的“新小说”流派，就是对后结构主义哲学在文学上的一次广泛的诠释。战后美国出现的“垮掉的一代”也深受其影响。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追求朦胧、荒谬的结构迷阵，崇尚自觉、无意识的写作方法，实际上就是后结构主义的主张。

在结构主义看来，意义来自于能指与所指的任意性关系，而在后结构主义看来，所指是找不到的，只有能指在“滑动”，解构主义大概与德里达的学说有关，后结构主义可能范围更广一些。http://www.pkucn.com/archiver/?tid-26887.html

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跟随在结构主义觉醒之後出现的一套思想，它试图去了解这个无法挽回地被分割成数个体系的世界。

结构主义主要是一种认识和理解对象的思维方式主张，即在人文科学（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学批评等）中运用结构分析方法所形成的一股研究潮流或倾向。其主旨在于：一切可以认识理解的事物都存在着可以以结构基模（作为结构的思维）切入其中的思想路径与分析方法，而这一作为结构的思维方式有且因该具有整体性，机制可转换性，自我调整性3个特性。（1）整体性。整体性同时来自组成结构的要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和全部要素的结构性组合必然不同于这些要素简单相加的总和这一事实。一个结构由多种要素构成，其整体优于部分。 （2）机制可转换性。结构不是一个静止的形式，而是一个由若干转换机制形成的系统。“一切已知的结构，从最初级的数学群结构，到决定亲属关第的结构等，都是一些转换系统”。 （3）自我调整性。结构的自我调整主要有三种形式，即节律、调节和运演。这是结构的本质特性，它涉及结构的内在动力，具有守恒性和某种封闭性。也就是说，一个结构具有的各种转换都不会超越结构的边界而导致结构的解体，而只会产生总是属于这个结构并保存这个结构规律的要素。但这并非一个结构就不能以一个子结构的身份加入到另一个更为广泛的结构之中去。 结构主义其目标是“永恒的结构”：个人的行为、感觉和姿态都纳入其中，并由此得到它们最终的本质。即“明确地寻找心灵本身的永恒的结构，寻找心灵赖以体验世界的，或把本身没有意义的东西组成具有意义的东西所需要的那种组织类别和形式。”后结构主义的主旨大概同于结构主义，只是两者在方法论上略有差异.准确说出后结构主义的主旨有赖于对于其定义的作出，但是定义后结构主义可能有些为时过早，因为不少后结构主义理论本身甚至就拒绝整体性描述，并且后结构主义大师们的观点和方法都相去甚远，但是某些与解构主义有差异的倾向还是具有共性的：后结构主义都强调对结构进行建构和解构（deconstruction），他们认为，一切知识都是通过描写而得到的，是经过中介及被组织在话语中而领悟的，只通过“字”才同“物”联结起来的知识。结构不存在着终极意义，解释的任务不是去寻找意义，不在于关注它的普遍结构，而在于事物的本身和阐读过程，现实必须作为一个文本来解读。“解释”在一层又一层地不断展开，而每一层又转化成为一个新的表意系统。结构有如洋葱头，是由多层构成的，而“解释”就象是剥洋葱，剥到头来里面并没有内核、没有心、没有隐秘、没有不能再简约的本原，而只有无穷尽的包膜，其中包着的只是它本身表层的统一。因此，具体到知识和学习领域，知识结构就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准确的表征，而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在不同的情境中，知识结构是需要被重新建构的。

后结构主义其代表大多数是原来的结构主义者，如法国的巴尔特，福柯，拉康，利奥塔，索勒斯，德里达等，后结构主义批评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德里达，巴尔特，米勒。

结构主义是索绪尔那套,认为意义是在一个固定的结构当中后结构主义就是解构主义,是德里达那一套认为不存在所谓固定的结构一个符号的解释要依赖别的符号这样会造成意义的永远不在场也就是德里达所说的延异解构主义便是结构主义继续发展的必然结果 是逻辑上的延伸 物极必反 矫枉过正所以很多人也把解构主义成为后解构主义

解构主义这个字眼是从“结构主义(Construction广中演化出来的。结构主义理论是一种社会学方法，其目的在于给人们提供理解人类思维活动的手段，解构主义实质是对结构主义的破坏和分解。解构主义是在现代主义面临危机，而后现代主义却又被某些设计家们厌恶，作为后现代主义时期的探索形式之一而产生的。解构方法所要解构的是社会模式和大众传媒中有关性别、地位的流行套路，是指对正统原则与正统标准的否定和批判，对待图像，解构方法企图揭示多层面的意义，按照解构主义理论，我们运用科学的符号学原理来分析图像，并且分别说明其视觉的、文化的以及语言的意义，这一分析过程被解构主义理论家称之为解码。后现代主义是指现代的后期，一种对现代表达方式甚至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的颠覆和反叛。随著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测不准定理及宇宙大爆炸理论的出现，人类渐渐明白到科学也有其不确定性，且认为科学并非可以用以解决任何问题。现代主义的动摇，也就引起后现代主义渐渐的掘起。 所以,后现代结构主义你也就懂了吧

代表人物福柯（Mirkel Foucault,1926-1984）反对启蒙运动将理性、解放和进步等同起来，认为现代性实质上是一种控制和统治的形式，主体和知识等等都是被它构造出来的产物。他从各个方面对这种控制形式作了深入研究，包括病理学、医学、监狱和性学等等。他的计划旨在对我们的历史时代进行批判，也即质疑和揭示知识、理性、社会制度和主体性的现代形式，认为这些看似自然的东西实际上是在一定社会和历史条件下的特定产物，而且具有权力和控制结构。主要著作有：《癫狂和非理性：古代时代的癫狂史》（1961）、《诊所的诞生》（1963）、《词于物》（1966）、《知识考古学》（1969）、《规训与惩罚》（1975）、《性经验史》（1976，1984，1984）等。一、对现代性的批评 福柯把现代性分为两个时期：古典时期（1660－1800）和现代时期（1800－1950）。在古典时期，一种强有力的控制人类的方式开始形成，并在现代时期达到高峰。启蒙运动所宣扬的历史进步的观念其实只是控制和塑造人的权力机制和技术日臻完善。福柯认为现代理性是一种强制力量，他集中关注个人在社会制度、话语和实践中被控制和被塑造成社会主体。在古典时期，人的理性从神学束缚下被解放，它试图在一片混乱和狼藉中重建社会秩序。它用知识系统和话语实践来区分和规范各种经验形式。启蒙的理性神话用“求全求同”的虚妄来掩饰和压制多元性、差异性和增殖性。福柯用不可沟通性、差异性和离散性来对抗现代性的理性压抑。在其思想早期，他把自己的立场定义为“知识考古学”。这一考古学方法既不同于解释学方法，也与结构主义划清了界限。福柯认为那些组装我们话语理性的各种规则并不是普遍和不变的，它们都将随历史的变迁而变化，并且只对特定时期的话语实践有效。这些规则只是知识、知觉和真理的历史的先验条件。它们构成文化的基本信码，即知识型，决定了特定历史时期里各种经验秩序和社会实践。考古学方法关注一个“推论的空间”，即研究在推论空间中各种要素如何历史地被整合到某一规范结构之中，而后这一结构又如何解体和被新的结构所取代。因而福柯反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进步的观念，历史只是历史中各要素不断离散与重组的水平域展开，没有任何终极目标在引导历史。

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德里达.雅克·德里达，J. Jacques Derrida (1930～2004)20世纪下半期最重要的法国思想家之一，法国哲学家、结构主义的代表。生于阿尔及利亚。 19岁时回法国就学，1956～1957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深造。 60年代成为《泰凯尔》杂志的核心人物。60年代末，与 该杂志分裂。后一直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曾任美 国霍普金斯大学和耶鲁大学的访问教授。现为法国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德里达是解构主义哲学的代表人，他的思想在60年代以后掀起了巨大波澜，成为欧美知识界最有争议性的人物。德里达的理论动摇了整个传统人文科学的基础，也是整个后现代思潮最重要的理论源泉之一。主要代表作有《文字语言学》(1967)、《声音与现象》(1967)《写作与差异》(1967)、《散播》(1972)、《哲学的边缘》、《立场》(1972)、 《人的目的》(1980)、《马克思的幽灵》等。《文学行动》是他90年代的新作，汇聚了他各个时期以来的文学思考，这既是一部哲学著作，也是一部异想天开的批评写作。

结构主义可溯源于20世纪初的“俄国形式主义”，及20、30年代“捷克结构主义”，在二战时由于雅各布迩等人的移居而传入美国；40年代末，由于列维．斯特劳劳斯的努力，结构主义得以重返欧洲大陆，并终于在法国达到它的顶峰。60年代初，在法国哲学界出现了一股强大的人文科学思潮，其代表者宣称是与二战后统治法国哲学界近20年之久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等所谓的“意识”哲学相对立。由于这个思潮的思想家们都使用“结构”或与结构相近的概念来从事自己具体的研究，因此，被称为结构主义。结构主义有其独特的发展过程，它的观点和方法来源于语言学。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雅各布迩等在语言研究中提出了“结构”理论。而法国的拉康将其应用于心理学，形成“结构主义的心理学”。结构主义哲学的核心是“结构”的概念，结构（structur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structura”，其原意是“部分构成整体的方法”。当然，结构主义者对于“结构”的理解是较为含混和不一致的。列维．斯特劳斯认为：某些社会组织的模式和行为都由人类心理建造而成，文化是内部（心理）结构的投射；人类心理有一个基本的共同性，即倾向于分类；结构具有封闭性和整体性，整体优于部分，结构通过差异而达到可理解性等。富科则从不使用“结构”一词，而采用“认识型式”等术语。在对“结构”概念所作的各种释义中，皮亚杰是较为全面和系统的。皮亚杰将“结构”方法与“起源”或“发生”的方法联系在天起的，并认为是辩证互补的。他在对儿童心理学与认识论等问题进行研究时就是并用这两种方法的。皮亚杰认为，一个结构具有三种特性：（1）整体性。整体性同时来自组成结构的要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和全部要素的结构性组合必然不同于这些要素简单相加的总和这一事实。一个结构由多种要素构成，其整体优于部分。（2）转换机制。结构不是一个静止的形式，而是一个由若干转换机制形成的系统。“一切已知的结构，从最初级的数学群结构，到决定亲属关第的结构等，都是一些转换系统”。（3）自我调整功能。结构的自我调整主要有三种形式，即节律、调节和运演。这是结构的本质特性，它涉及结构的内在动力，具有守恒性和某种封闭性。也就是说，一个结构具有的各种转换都不会超越结构的边界而导致结构的解体，而只会产生总是属于这个结构并保存这个结构规律的要素。但这并非一个结构就不能以一个子结构的身份加入到另一个更为广泛的结构之中去。综上所述，结构主义主要是一种方法（认识和理解对象的思维方式之一），即在人文科学（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学批评等）中运用结构分析方法所形成的一股研究潮流或倾向。其目标是“永恒的结构”：个人的行为、感觉和姿态都纳入其中，并由此得到它们最终的本质。即“明确地寻找心灵本身的永恒的结构，寻找心灵赖以体验世界的，或把本身没有意义的东西组成具有意义的东西所需要的那种组织类别和形式。”[2]结构主义思潮向后结构主义思潮的转变，源于对所谓的文本一致与意义、微卡尔学派的统一的人的主体观念以及基础主义的启蒙观念的全面批评。其次，后结构主义者借用了弗洛伊德有关“无意识”的概念，声称“自我”不可能完全知道它自身的同一性，因为它的“自我”形成决不是在意识状态下完全产生或加以揭示的。这样，理性与意识对构成人类行动和主体性的事物仅提供了部分解释。主体或同一性就不会在它自身的历史和或然性之外形成。在此，后结构主义者对人的主体的批判，并非是抛弃人的能动作用和把人的行为降为可以变换的指代的一种功能，而是试图去探询主体是如何建构的，更充分地理解主体作为能动性先决条件建构了本质。后结构主义强调对结构进行建构和解构（deconstruction），他们认为，一切知识都是通过描写而得到的，是经过中介及被组织在话语中而领悟的，只通过“字”才同“物”联结起来的知识。结构不存在着终极意义，解释的任务不是去寻找意义，不在于关注它的普遍结构，而在于事物的本身和阐读过程，现实必须作为一个文本来解读。“解释”在一层又一层地不断展开，而每一层又转化成为一个新的表意系统。结构有如洋葱头，是由多层构成的，而“解释”就象是剥洋葱，剥到头来里面并没有内核、没有心、没有隐秘、没有不能再简约的本原，而只有无穷尽的包膜，其中包着的只是它本身表层的统一。因此，具体到知识和学习领域，知识结构就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准确的表征，而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在不同的情境中，知识结构是需要被重新建构的。学习不仅仅是知识由外到内的转移和传递，更是学习者主动建构自己的知识经验的过程。这样，也就是否定了以结构主义为背景的学习理论的两个潜在假设：不能对学生作共同起点达到共同目标的假设；不能对学生掌握知识领域作典型的、非情境性的假设。

结构主义既认为人的逻辑思维建立在一个"固定"的"结构".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则致力与对这种结构的分析.

后现代主义电影的文化特征包括如下：后现代主义电影的文化特征包括解构性和平面感。1、解构性后现代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其解构性，最具代表性的后现代思潮是“解构主义”，解构主义是后结构主义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的代表性理论。后结构主义否定结构主义把语言当成一个封闭的、稳定的、有明确含义的结构体系，认为语言的含义不在语言符号本身，而在于符号与符号之间的比较和差异之中。2、平面感后现代主义追求的是平面感，反对艺术向深度开掘，追求一种轻松的享受，它放弃了深度意义的追寻而转向表层快感的满足。因此，后现代主义的审美特征是感官性的。后现代思潮影响下的文化发展趋向后现代思潮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是对现代性包含的文化矛盾，包括社会的异化、技术的异化、人的异化的反抗。后现代主义最突出的特征是消解意义、中心与权威，拉近理想与现实的距离，模糊理性与非理性的界限。后现代思潮体现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即将断裂、零散、平面、复制作为美学特征来欣赏。后现代思潮有着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意义，但同时也取消了启蒙时代以来所有精英文化价值观所建立的人生存在的意义感。人们在消费时代所需要的完美、另类和新奇感，特别容易与后现代美学特征相吻合，因为后现代思潮的断裂、零散、平面的审美倾向，极易刺激人的非理性需求，并借助大众传媒高科技手段开拓出广阔的文化市场。

对现代主义的回应，排斥“整体”的观念，强调异质性、特殊性和唯一性。

巴赫金出生于1895年，前苏联著名文艺学家、文艺理论家、批评家、世界知名的符号学家苏联结构主义符号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理论对文艺学、民俗学、人类学、心理学都有巨大影响。 基本介绍 中文名 ：巴赫金 外文名 ：Бахтин，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国籍 ：前苏联 出生日期 ：1895年 逝世日期 ：1975年 职业 ：文艺学家、文艺理论家、批评家 人物履历,人物生平,主要贡献,主要作品,其它信息,基本观点,理论影响,诗学研究,研究状况, 人物履历 1895年11月17日生于奥勒尔市一银行职员家庭，1975年5月16日卒于莫斯科。1918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文史系。 自幼习德语、法语、古拉丁语，后来又学丹麦语和义大利语，广读文学哲学著作，热衷现代诗歌，尤其喜欢普希金和波德莱尔。“他是俄国最早接触丹麦思想家克尔凯郭尔的人。”，童年在当地刊物《艺术节》上发表文章《艺术与责任》；二十年代末搞“巴赫金小组”，其实不过谈谈托尔斯泰的文学之类。1918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文史系。后曾在维尔城一中学任教。 人物生平 1920年秋转往维捷布斯克教授文学和美学。从这时期开始了哲学和人文科学诸多领域的研究工作。1923年因病辞职治疗。1924年去彼得格勒供职。 他在1929年政治运动时曾遭到监禁和流放，其后自然命途多舛，销声匿迹于文坛，有三十余年。”要不是高尔基夫人等的营救，服刑流放地还要糟糕。四十年代初“穷极潦倒”，完成《小说的时间形式与时空体形式》等著作。65岁“被人发现”，所创“对话”和“狂欢”理论在西方很轰动，赢得“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的荣誉。 1940年完成学位论文，话题是拉伯雷，得副博士学位。1945年起应邀到摩尔达维亚师范学院任俄罗斯和外国文学史教研室主任，1961年退休。其间同时进行他所称的“元语言学”研究。五十年代后期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的青年学者柯日诺夫在资料室发现巴赫金的学位论文《拉伯雷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地位》，此前他读过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1961年65岁的巴赫金同这位年轻人见面时让后者感到“一种在生活苦难面前凛然而立的学人风格”。“我可不是文艺学家，我是哲学家”是巴赫金的开场白。1969年起定居于莫斯科。他的研究成果死后被编成论文集《美学和文学问题》和《语言创作美学》出版。 大事年表 1895年11月17日生于奥勒尔市一没落的贵族家族 1905-1913.6维尔诺第一中学 1913.8诺沃罗西斯克（今敖德萨大学）历史语文系 1915年就学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系 1916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系旁听 1918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文史系。毕业但未取得毕业证书。生活艰苦。 巴赫金 1918-1920 定居涅维尔，在当地任教 1920-1924 生活于维捷布斯克。1921.7.10结婚。 1923年因病辞职治疗。 1924年夏-1930年 。迁居列宁格勒（原涅维尔）。在俄罗斯国立艺术史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后来在出版社任 编辑。 1929年因宣讲康德哲学被捕，不经审讯被判5年并流放到北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小镇。 1933年刑满。 1934年至1935年完成《长篇小说话语》。 1940年完成学位论文，话题是拉伯雷，得副博士学位。 1961年退休。 1969年起定居于莫斯科。 1975年5月16日卒于莫斯科。 主要贡献 巴赫金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两方面：一、他建立了以他的“超语言哲学”为基础的历史诗学，这种历史诗学秉承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以来对语言中心的关注，同时根据语言实践的社会基础和历史变化来解释语言符号系统所确立的形式和意义统一的特殊性。二、在对具体艺术形式的分析和探讨中巴赫金集中阐述了他的一系列理论如对话理论、狂欢化、复调小说和话语杂多等，而且如在对陀思妥也夫斯基和拉伯雷的小说的研究中，巴赫金并不局限在对叙事形式和结构的微观分析上，而用他的小说理论强化了他的语言实践观。 关注巴赫金我们必须看到本世纪初西方哲学所谓的“语言学转向”，这个转向挑战了西方思想传统的认识论和本体论模式，而把哲学的关注中心放到了人类的语言结构，并以此解构了传统的二元论和本质主义。巴赫金在对二元论和本质主义的独语策略的轻蔑上和这个语言学思潮体现了同样的哲学气质，但巴赫金又和纯粹的语言论者不同，他更关心语言背后的语义空间，在这一点上，他套用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把语言作为有具体语境和社会环境背景的一种实践，在对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研究中，巴赫金都没有把文学艺术看成是自足的文本结构的共时体（如新批评、形式主义和前期的结构主义所做的那样），而始终将他们纳入历史和社会诗学的范畴。 以上都决定了巴赫金的理论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也要求我们应该把巴赫金放到他所反对的庸俗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比较中，同时也要求我们把巴赫金放到和他有同样背景但又被他所超越的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比较中去研究他的思想。巴赫金作为哲学家和文论家的地位不是孤立地取得的，而是同各种思想和理论交锋和融合的结果，而且这种交锋并不都是直接的，有时会以一种历史回响的方式发生。 主要作品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初版1929年，再版1963年） 《小说中的词》（出版于1975年） 《弗洛伊德主义》（1927，以瓦·沃洛希诺夫的名字出版） 《文艺学的形式方法》（1928年，以帕·梅德未杰夫的名字出版） 《拉伯雷和他的世界》（1940）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1929年，以瓦·沃洛希诺夫的名字出版 ） 《长篇小说的话语》，1934-1935年 《论行为哲学》、《道德主体与权力主体》 1918-1924年 《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和形式问题》1924年未能如期发表，1975年发表 《小说理论》1939-1940年 《言语体裁问题》1952-1953年 《长篇小说话语的发端》1967 其它信息 基本观点 狂欢 狂欢的笑文化有些什么特征呢？首先，狂欢节是没有边界的，不受限制，全民都可参加，统治者也在其中，所有的人都参与其中。狂欢节使人摆脱了一切等级关系，特权、禁令，它使人们不是从封建国家、官方世界看问题，而采取了非官方的、非教会的角度与立场，所有的人都暂时超越官方的思想观念，置身于原有的生活制度之外。同时，“狂欢节是平民按照笑的原则组织的第二生活，是平民的节日生活。”是生活的实际存在，是生活本身的形式，“是生活在狂欢节上的表现，而表现暂时又成了生活”。这样，它就创造了一个特殊的世界，“第二世界与第二生活”，类似乎游戏方式，但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双重世界的关系”。其次，由于它采取了超教会、超宗教的处世方式，由于它摆脱了特权、禁令，所以在生活展现自身的同时，人们也就展现了自己自身存在的自由形式。人这时回到自身，解去了种种束缚，异化消失，乌托邦的理想与现实暂时融为一体，这就是人与人的不分彼此，相互平等，不拘形迹，自由来往，从而形成了一种人的存在形态，一种“狂欢节的世界感受”。再次，在街头、广场上的狂欢表现中所体现出来的“这种狂欢节的世界感受”，显示了对人的生活、生存的一种复杂的观念，如生死相依，生生不息，“死亡、再生、交替更新的关系始终是节日世界感受的主导因素”。这种节日的感受，显示著不断的更新与更替，不断的死亡与新生，衰颓与生成。在这里，“庆节（任何庆节）是人类文化极其重要的第一性形式”（注：巴赫金《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巴赫金文集》第6卷。）， 它总是面向未来。而官方的节日，则是要人们庆祝它的制度的天长地久，万世永恒，无例外地面向它的过去。巴赫金指出了狂欢节的笑本身的特征，这是全民的笑，“普天同庆”的笑，是它包罗万象，以万事万物取笑；它是正反同体的笑，是狂喜的，又是冷嘲热讽的笑，是既肯定又否定、既埋葬又再生的笑。在这种笑的里面，“存在着远古玩乐性仪式对神灵的嘲笑。在这里，一切祭祀性的成分和限定性的成分都消失了，但全民性、包罗万象性和乌托邦的成分却保留下来”，它追求着一种“最高目标的精神”。 巴赫金 狂欢化这一理论，对于程式化、教条化的思维方式，是一付十分有益的清热解毒剂。这里重要的是狂欢化式的“世界感受”。在某种程度上，巴赫金向往著这种自由的感受、交往与对话。这时的人具有了自己的独立自主的思维，享受到一种自由的感觉。巴赫金说：“一切有文化之人莫不有一种向往：接近人群，打入民众，与之结合，融合于其间。不单是同人们，是同民众人群，同广场上的人群进入特别的亲昵交往之中，不要有任何距离、等级和规范，这是进入巨大的躯体“。自然，狂欢式的交往与对话是不拘形迹的、任意的、一种自由的交往，一种理想的人生关系。但要看到，当狂欢化摆脱官方、教会的约束时，它实际上已改变了一般交往与对话的意义，变成了交往与对话的一种极端形式，一种变体。实际上，现实的境遇往往会促使人们向往乌托邦的理想，两者注定是要结伴而行的。 复调小说 在巴赫金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出一个全新的艺术思维类型……复调型”。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是小说艺术家，是复调小说的首创者。他的小说“不服从我们从文学史方面习惯加给欧洲小说各种现象上的任何模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远不止情节布局心理描写之类。“复调世界突破基本上属于独白型（单旋律）的已经定型的欧洲小说模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在巴赫金看来是个人的世界，这个世界的思想就是个人立场。陀氏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把个性看作是别人的个性、他人的个性”，不把作者自己的声音融合进去。“主人公具有相对的自由，并不损害整部作品严格的规定性。”巴赫金喜欢评论家格罗斯曼的称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为诗学。在格罗斯曼眼里，陀氏的诗学特点是打破了小说材料的有机统一，“使叙述中水火不相容的因素服从于统一的哲理构思，服从于旋风般的事变”。此外，他本人的风格又明显地体现于作品中。巴赫金对格罗斯曼的评价并不满意。在他眼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完整统一，高出于在他以前的小说的那种个人情调、个人风格。”陀氏的小说是多风格小说或称无风格小说，假如以独白的观点来解释风格的统一的话。 巴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命运》一书的作者考斯也是巴赫金援引的对象。考斯说陀氏就像招待形形 *** 的客人的房主人：“他善于驾驭这帮混杂相处的宾客。”陀氏对彼德堡广场的描写、对专制制度的揭露得到“老派现实主义”的赞赏。“笃信宗教的人们因看到这些小说中圣徒和罪人一起争夺上帝而精神倍受鼓舞”。考斯认为陀氏的作品充满力量和向往，这些东西又相互隔绝，因此断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是资本主义精神最纯粹最真实的表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歌颂资本主义时期的人的“最铁面无私的歌手”：“对于我们这个诞生于资本主义水火之中的现代世界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不是送葬曲，而是摇篮曲。”巴赫金认为考斯的阐释大抵是正确的，复调小说的确只能产生于资本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是带有深刻的多元性的世界”。他不是在精神世界里而是在社会客观现实中发现多元和矛盾。陀氏把不同阶段的东西当同一进程的东西，并戏剧性地加以比照。巴赫金十分强调陀氏小说的立体时空构造。 理论影响 对话理论对后结构主义互文本概念的启发 巴赫金把对话看是人类基本的生存方式，一个人的“言谈”总是带有某种观点和价值观的表达，但这种表达不是固定的立场而是一个过程，是在和潜在对象的对话中完成其功能的，并且和其他“言谈”一起构建了话语的公共空间，各种差异和不同的声音借此汇成一个充满张力的复合体。后结构主义的文本间性理论把主体对话的概念引入了文本之间，后结构主义的文本概念不再局限于一个固定的文本及其结构之中而具有了一种历时性的分析，阐释对象也不再是一套固定不变的文本而是文本之间变化不定的功能和关系，文本之间也象言谈主体一样不断对话，文本的意义从自足走向了开放的历史维度。 巴赫金 逻辑主线 从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中对作者决定权的逐渐削弱到结构主义的写作主体的完全出场也存在着一条合理的逻辑线条。巴赫金和结构主义都反对把文本看成是作家经验的表现或社会生活的简单眼映，在复调小说中，作品主人公是和作者平起平坐的主体，他有自己自主的声音而不会沦为作者意识的传声筒，在结构主义那里，作家的地位和功能仅仅体现在为文本中的意识和声音提供发言和交汇的场地。这种作者的消隐过程反映了巴赫金和结构主义一样的反对话语独白的立场，独白话语在唯一的作者内心或社会生活中寻求文本的语义空间，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强调了意义的复调性，没有谁独自占有意义，意义体现为对话的过程，而结构主义更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强调文本的自足意义，从而不为任何独语策略留下余地。 后结构主义影响 巴赫金的历史诗学对语言背后的社会意识形态和历史关系的注重也影响了后期的结构主义从文本的结构分析转向了文化符码的结构分析。在巴赫金深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一书中，修正了索绪尔的共时性的语言学，巴赫金认为要理解话语的含义不仅需要沿着话语之间的关系轴，而且应当放到话语产生的社会语境中。后期结构主义走出了纯粹的文本的能指分析，把更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现象纳入了分析的范围，或者说，后结构主义者把更多的社会历史因素给文本化了，结构主义的语言中心没有变，但把文化符码平面和意识形态的平面结合了起来，开始关注文化符码背后的社会学含义，这对前期的结构主义明显是一种有意识的突破。 巴赫金 未完成性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非常重视一个概念，那就是“未完成性”，这个概念深深地影响了结构主义关于“动态美学”的观念。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强调对话的不可完成性，也就是说，对话永远是指向未来的，是指向尚待完成的区域的，在小说里，作者和主人公的对话是不会完成的，而正因为不可完成，突出了审美活动的“事件性”特征，作者不是创造文本而是参与文本这一事件，因此审美的意义是不断生成的，没有被任何外在因素所垄断。“未完成性”在后结构主义那里成了文本的开放性，文学是一种设问活动，没有谁包括作者能给予最后的解答，作家只能给予部分的解答，解答又提出了新的问题，文学就是这样循环地自我实现的，它的意义的不是静态的而具有了动力学和发生学的特征，未完成性的和动力学性质的美学都给读者留下了审美参与的地位。 小结 以上几条线索反映了巴赫金的思想和结构主义在理论观念上某种程度的亲近性，其实任何一种新理论的提出都有其复杂的原因，也必定带有其发展的具体的阶段性特征，所以不能说是巴赫金的理论完全影响了后结构主义的这些变化和特征，但我们应该看到，巴赫金和后结构主义在哲学和美学上很多时候面对了同一问题，并且呈现了相似的理论思路，还有不能忽视的也正如许多后结构主义者所承认的那样，他们确确实实借鉴了巴赫金的许多思想资源，这都是以巴赫金的思想的广博性和开放性为基础的。理清巴赫金和后结构的关系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巴赫金的一个新的角度，而且也有助于我们认识结构主义的发展脉络和后期的一些突出的变化。 巴赫金 同时，巴赫金的理论和后期结构主义的努力表明了一种把文学变化的内在机制和外在推动力结合起来的理论方向，任何一种理论形态都应该有它的中心视点，这是理论创新和独立的需要，象巴赫金把语言问题作为关注的中心一样，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中心视点以外的东西，文论应该在综合的基础上实现创新，这也就是巴赫金的理论和后结构主义后期一些有益的变化对现时期文艺理论研究一点重要的启示。 诗学研究 巴赫金诗学研究相关评论 1963年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在苏联出版，被认为是“苏联和世界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并说这部专著“为巴赫金作为20世纪罕见的伟大学者和思想家之一的世界声望奠定了基础”。 法国文学理论家托多洛夫：“在20世纪中叶的欧洲文化中，米哈依尔·巴赫金是一位非常迷人而又神秘的人物。这种诱惑力不难理解：他那丰富且独具特色的作品，是苏联人文科学方面任何成果所无法媲美的。但是崇敬之余，人们不免感到困惑：巴赫金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的思想特点又是什么？的确，他的思想如此多姿，人们有时甚至怀疑这一切是否皆出自同一个人的头脑。”[1] 美国学者克拉克和霍奎斯特：“作为20世纪主要的思想家之一，巴赫金正在脱颖而出。他的著述涵盖了语言学、精神分析、神学、社会理论、历史诗学、价值论和人的哲学……在西方的人类学家、民俗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的圈子当中，他已获得举足轻重的地位。”[2] 上面的言论阐述了巴赫金作为思想家、哲学家、伦理学家、历史文化学家、人类学家、民俗学家、文艺学家、文学批评家、语言学家、符号学家，其思想的丰富性和多面性，以及他在20世纪思想文化界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 巴赫金诗学研究在20世纪诗学发展中的地位 第一，巴赫金诗学研究的丰富性和多面性是其他人难以比拟的。 巴赫金的诗学研究不局限于某个方面，它广泛涉及体裁诗学、社会学诗学、历史诗学和文化诗学各个领域，同时各个领域的研究又不是毫不相干，它们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并形成一个诗学研究的整体，巴赫金的诗学研究是整体诗学研究。对巴赫金诗学研究要从整体上加以全面把握是有相当难度的，对此，克拉克和霍奎斯特颇有感叹：“巴赫金为各种派别所接纳的沉重代价是牺牲其思想的多面性。许多人借重于巴赫金，但窥其全豹者却寥寥无几。”[3] 第二，巴赫金的诗学研究具有很强的原创性和整合力，对诗学各个领域的发展都有重大的影响。 巴赫金的诗学研究不是无本之木，它继承了俄罗斯哲学、诗学的传统，也受到了西方哲学、诗学的影响，但又超越了俄罗斯的哲学、诗学和西方的哲学、诗学，他的诗学研究具有很强的整合力和原创性。巴赫金认为生活的本质是对话，思维的本质是对话，语言的本质是对话，艺术的本质是对话，这是对生活、思维、语言和艺术一种崭新的理解，这也是巴赫金诗学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核心。以对话为基础，他独创地提出了复调理论、狂欢理论和超语言学理论，并建构了自己的体裁诗学、社会学诗学、历史诗学和文化诗学。由于他的诗学思想具有很强的原创性和整合力，因此对诗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都有重大的影响。 第三，巴赫金的诗学研究体现了20世纪诗学发展的趋势。 巴赫金的诗学研究是在20世纪苏联诗学研究和世界诗学研究的语境中形成和发展的,但它又是独树一帜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对苏联诗学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同时也出现了众所周知的庸俗社会学倾向和形式主义的倾向，这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诗学研究的不成熟的表现，对此巴赫金有清醒的认识。从世界范围看，世界诗学的发展也一度走向只重文本结构不重历史文化语境的结构主义，出现了所谓的“语言学转向”，对此巴赫金已有清醒的认识，他高度评价结构主义，又反对结构主义“封闭于文本之中”。巴赫金的诗学研究正是在克服20世纪诗学发展的种种片面性中，体现了诗学研究的一种清醒的理性和成熟。他的诗学研究十分关注体裁、语言、结构、形式的研究，而这种研究又不脱离社会历史语境，不脱离文化语境，而且二者的研究又是完全融为一体的。就《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来说，它既是体裁诗学研究，也是历史诗学和文化诗学的研究。这种诗学研究体现了20世纪诗学发展的趋势。 巴赫金诗学理论概观 巴赫金诗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社会学诗学（或文艺社会学）的研究，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已有一段历史，其中的代表人物如斯达尔夫人、丹纳和普列汉诺夫。巴赫金的社会学诗学研究是在苏联十月革命后一种特殊的文化语境中出现的，它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理论价值。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诗学研究中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庸俗社会学，它忽视文艺的特性和规律，直接用经济因素和阶级因素去解释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把文学作品变成社会学的“形象图解”，这可称之为非诗学的社会学；一种是形式主义，它片面强调文艺的特性和规律，认为文学是完全独立于社会生活的现象，文学作品是纯粹的形式，巴赫金认为形式主义者坚持的是“艺术结构本身的非社会性”，他把形式主义的诗学称为“非社会学的诗学”。显然，巴赫金是在反对苏联诗学研究中的非诗学的社会学（庸俗社会学）和非社会学的诗学（形式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社会学诗学的，他认为文学是一种社会审美文化现象，应当从文学的内部结构、语言功能来揭示文学的社会审美特性，建立社会学诗学。在他看来，既“不能把诗学同社会历史的分析割裂开来，但又不可将诗学溶化在这样的分析之中”。 历史诗学研究，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和《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这两本专著中都涉及到历史诗学研究问题。在前一本书中，巴赫金在阐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的体裁和情节布局特点之后，明确提出：“现在我们该是从体裁发展史的角度来阐述这一个问题，也就是把问题转到历史诗学方面来。”[13] 巴赫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看成是同独白小说相对应的小说体裁的新形式。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和把握复调小说的本质和特征，巴赫金不满足于对这种小说的新形式从体裁诗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他还力求对这种小说形式是如何形成的做历史的分析。如果说体裁诗学是从共时角度研究文学的体裁和形式，历史诗学就是从历时的角度研究文学的体裁和形式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巴赫金在谈到他从事历史诗学研究的目的时明确指出：“我们所作的历时性分析，印证了共时性分析的结果。确切地说，两种结果相互检验，也相互得到印证。” 巴赫金诗学研究对当代文论建设的启示 第一，学术精神和人文精神的高度结合。 第二，源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创精神。 第三，在对话中建立开放的诗学的恢宏气度。 研究状况 西方 在和巴赫金的思想有关各种理论当中，最值得研究的恐怕就是他和结构主义的关系，这里可以找到历史的和逻辑的两方面的依据，在史实上，因为巴赫金在西方的被发现实际上是由法国结构主义的一些人物来完成的，7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家托罗多夫和克里斯蒂娃首先把巴赫金的对话和小说理论作为与传统结构主义的抗衡推向了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兴趣，这两位结构主义者和包括罗兰·巴特在内的其他一些结构主义者都承认受到过巴赫金的影响。在逻辑上，如前所述，巴赫金和结构主义者都面对了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以来的同一问题——语言中心，更重要的是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超语言哲学”影响了结构主义的后期发展，后期的结构主义对巴赫金的思想进行了吸收和改造，呈现出和前期的结构主义的不同的理论面貌。 中国 我国对巴赫金的研究起步比较晚，80年代后期以来才陆续把巴赫金的理论译介到国内来 ，当然到2013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巴赫金理论的介绍已经比较全面，也有很不错的研究著作和论文出版和发表，但这些研究都基本上局限于巴赫金的理论本身，没有更多的顾及到巴赫金的理论背景和影响力量，因此在这些方面还有很多空白和未定点尚待发掘。同时反过来看，对结构主义的研究也同样没有足够的注意到它的理论资源和所受的影响，尤其是后期的结构主义，在关注重点和理论视野上和前期已有所不同，这种变化的原因和依据何在，是一个可以值得开掘的话题。 巴赫金和结构主义的关系比较复杂，文本间性是后结构主义一个非常突出的概念，据克里斯蒂娃自己所述，她这个概念是直接受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影响而得来的。当然巴赫金和后结构的关系不止在这个方面。 意义 在文学理论发展史上,把时间作为一种价值观念的斗争形式研究,并且结合空间的隐喻意义对文学时间形式进行系统研究的人,巴赫金是比较早的一个。巴赫金的时空体是一种价值观念,在时空体的范畴体系中,时间与空间相互依存。时间是心灵体验的形式化,而空间也是时间体验的一种否定的形式,即时间形式的空间化。这种时间形式的空间化是与现代社会中个体的危机意识相关的时间体验。而“门坎时空体”正是时间空间化的典型范例。一“门坎时空体”:时间形式的空间化“门坎时空体”是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时间形式的总结性述语。早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巴赫金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作品中几乎完全不用相对连续的历史发展的和传记生平的时间,亦即不用严格的叙述历史的时间。他‘超越"这种时间,而把情节集中到危机、转折、灾祸诸点上。此时的一瞬间,就其内在的含义来说,相当于‘亿万年"。换言之,是不再受到时间的局限,空间他实际上同样也超越了过去,把情节集中在两点上。

人与命运的二元对立便是如此--"谋事在人，成 事在天"。在这里是不是最好规律的整体把握上。正如结构主义叙事学家热奈特所说："人们把文学看作是无

二战，随着工业化和科技的发展，艺术家希望通过新的艺术表现形式进行创作。其主导思想是反对传统和理性，用抽象特别的方式表现自己内心的感受，希望通过艺术发泄自己愤怒，消极，悲观失望等等的复杂情绪；二战后，现代主义进一步发展，后现代主义相对与前者，更加具有反传统理论倾向，在现代主义的基础上添加了一些修饰或装饰性的效果，大部分反映为欧美各国知识分子表达自己的内心困惑，手法更加夸张，抽象。不同于以往保守写实的风格，更加受到当代人的欢迎，是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还有印象画派外的另一种更具有个性的画派。

　　基本介绍：　　1、解构　　在欧陆哲学与文学批评中，解构主义以一个由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所创立的批评学派为代表。德里达提出了一种他称之为解构阅读西方哲学的方法。“解构”一词由钱钟书先生翻译。　　2、后现代解构主义　　解构主义是二十世纪人类哲学、科学、社会领域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中出现的。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是二十世纪后半期解构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他的基本立场是张扬自由与活力、反对秩序与僵化、强调多元化的差异、反对一元中心和二元对抗，进而反对权威、反对对理性的崇拜。解构主义认为二元对抗是狭隘的思维，认为既然差异无处不在，就应该以多元的开放心态去容纳。在对待传统的问题上，解构主义并不是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一种砸烂一切的学说，恰恰相反，解构主义相信传统是无法砸烂的，后人应该不断地用新的眼光去解读。

二元对立 在批判理论上，二元对立是一对相反的理论，它们通常会以以阶级形式出现。在结构主义理论中，二元对立论，是解释人类基层思想，文化与语言的一种相当有力的工具。相反，后结构主义者认为二元对立并不是人类思想最基本的组织，只是西方思想的加工品。 二元对立最经典的例子，是理性（rational）与感性（emotional）的二分，而在西方哲学中，理性一向比感性获得更高的评价。另一个例子，是存在（presence）与缺少（absence）的二分，同样地，前者在西方哲学中的地位远高于后者。这些“高等理念”的相似性，例如前述的理性、存在，和很多其他的如男性（与女性对立）、说话能力（speech）（与写作能力（writing）对立），被视为一种称为逻辑中心主义的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 在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后无政府主义和批判种族理论中，对二元对立论的批判都占了一个重要席位。批评者认为，对于很多理念，如男性／女性，文明／野蛮，白种人／有色人种的二分，为西方白种“文明人”的霸权提供了借口。 后结构主义者对二元对立论的批判，并不是单单持相反立场，而着眼于它的解体，而这种解构被视为非政治化的——意思是，在本质上，它对二元对立的任何一方都没有偏袒。在一对二元对立的理论被视为自我矛盾，而其价值相应下降的时候，理论便会自动解体。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刘象愚 　　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出现自然有其历史的、文化的背景。一般认为, 后现代主义文学兴起的直接导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西方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的骇人昕闻的暴行以及原子弹爆炸给人们以极大的震动, 使人们对昔日一贯遵从的社会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进一步激化。以美国为例, 黑人抗暴斗争、妇女解放运动、反对越战的学生运动、肯尼迪总统被杀……社会愈来愈动荡不安, 人们的精神也越来越困惑。“我们有一个富裕的社会, 我们也有着混乱的价值观念, 我们面对的美国再也不是早期的美国”。这个社会是“一个相对来说舒适的、半福利半兵营的社会”；“全体居民变得被动、冷漠,分裂成原子”；“传统的忠诚、相互关系的纽带、社团的联系都松弛了, 甚至分解了”；“人成为消费者,他自身就像他所享用、摄取、汲取的产品、娱乐和价值观念一样被成批地生产出来”。　　这样一个“非人化”社会的出现同西方社会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是密不可分的。科技的发展使得社会信息化、程式化、电脑化, 社会越来越像一架精密的大机器, 将每一个人都变成了有固定位置的小齿轮、小螺丝钉。昔日过度激化的劳资矛盾转化为技术和管理矛盾。20世纪以来大众传播媒介和交通、通讯的发展使整个人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空间的障碍被迅速地跨越, 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人类共同居住在“地球村”上。现代出版业、新闻业、影视业的巨大发展, 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人类历史上一个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的国际间的文化传播时代已经开始, 这便是所谓“信息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不再是“知识就是力量”,而是“信息就是效益”,“效益就是目的”。由于现代世界的日新月异, 现代知识的瞬息万变, 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 知识和事物的存在不是由永恒的本质决定的, 而是由它们各自的样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决定。　　高科技的发展还必然带来大规模的机械复制和数码复制, 从此不再有真实和原作, 一切都成为类像和虚假。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最终使文化也成为机械复制的产品, 而这些产品随后又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录像、录音、书籍、光盘、软盘等产品无穷复制, 使我们失去了个性、风格乃至私人生活。原稿、原件不复存在, 一切都是类像, 整个世界漂浮在表面上, 没有了真实感。到处都是互文性和超文本。人们突然悲哀地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虚假的世界。　　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还同结构主义, 尤其是后结构主义的兴盛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后结构主义揭露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偏见和自相矛盾, 打破既定的文学标准, 将意义和价值归之于语言、系统和关系等更大的问题。后结构主义认为, 文本不是作者和读者相遇的固定地点, 而是一个表意关系所在。意义是不确定的, 一切意义都在"延异"中发生变化。受后结构主义影响的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文化思潮进一步将这种解构中心、消解权威的精神扩展到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方方面面。　　显然, 以上后现代主义哲学为后现代主义文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后现代主义文学是后现代主义精神的形象表达。总的说来, 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不确定性的创作原则、创作方法的多元性、语言实验和话语游戏。下面我们分而述之:　　1.不确定性的创作原则　　被誉为“后现代作家的新一代之父”的美国作家唐纳德·巴塞尔姆就这样声明:“我的歌中之歌是不确定原则。” 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不确定性又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主题的不确定、形象的不确定、情节的不确定和语言的不确定。　　(1)主题的不确定。如果说, 在现实主义那里,主题基本上是确定的, 作者强调的就是突出主题；在现代主义那里, 作者反对的是现实主义的主题, 他们并不反对主题本身, 相反, 他们往往苦心孤诣地建构自己的主题。而在后现代主义那里, 主题根本就不存在, 因为意义不存在, 中心不存在, 质也不存在,“一切都四散了”。一切都在同一个平面上, 没有主题, 也没有“副题”,甚至连“题”都没有。这样一来, 后现代主义作家便强调创作的随意性、即兴性和拼凑性, 并重视读者对文学作品的参与和创造。　　这种主题的不确定与后现代主义者理性、信仰、道德和日常生活准则的危机和失落是密不可分的。譬如“垮掉的一代”就是从精神到肉体的全面垮掉。乔治·曼德尔指出,当时“整个国家的人民都以各自的方式暂时失去了知觉:在教堂里,在电影院里,在电视机前,在酒吧间里,在书本里……整个世界都在努力寻找它的麻醉剂……瘾君子的哲学家、娼妓和诗人、艺术家和窃贼、情人们、梦想家们、玩忽职守者,以及美国各式各样的无家可归的人们……不管他们是一步一步祈祷地爬上摇摇欲坠的塔顶, 向某个天堂的幻影前进, 还是一点一滴地, 从一场无聊的电影到一针海洛因, 赢得任何一条可能的逃避途径一一全世界都陷进了圈套”。 “垮掉的一代”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但他们更加突出了存在主义软弱、绝望的一面一一物质世界的荒诞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孤独一一而将存在主义重在行动与选择的进步因素抛弃了。另外, 他们在精神分析学说和佛教禅宗的影响下,强调人的精神活动的非理性、潜意识活动, 用虚无主义对抗生存危机。因此,“垮掉的一代”在思想倾向上又表现出两个特点: 第一, 以虚无主义目光看待一切, 致使他们的人生观彻底“垮掉”,他们对政治、社会、理想、前途、人民的命运、人类的未来统统漠不关心。第二他们用感官主义把握世界, 导致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彻底“垮掉”, 他们热衷于酣酒、吸毒、群居和漫游的放荡生活。“垮掉的一代”在“垮掉”之后, 便毫不羞愧、毫无顾忌地在作品中坦述自己最隐私、最深刻的感性, 他们称自己的创作为“自发创作”,他们要随意地、即兴地表现自我。“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作家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就是这样一部自传体小说, 它根据作者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小说表现了“垮掉”分子“在路上”的精神状态: 纵横交错、飘忽不定。他们一方面抛弃了旧有的社会道德和价值标准, 另一方面, 他们在青芜庞杂的社会思潮面前又茫然失措。作者认为, 生活就是一条永无尽头的大路, 虽然人们走走停停, 但永远都是在路上。作者为了最好地表达这一思想, 他将一长卷白纸塞入打字机, 不假思索地把他的流浪生活和同伙的谈话记录下来 ,三周之内便匆匆写成了这部20余万字的小说。　　（2）形象的不确定。如果说在现实主义那里, 人物即人, 在现代主义那里,人物即人格的话,那么, 在后现代主义那里, 人即人影, 人物即影像。后现代主义在宣告主体死亡、作者死亡时, 文学中的人物也自然死亡。当代理论家费德曼说:“小说人物乃虚构的存在者, 他或她不再是有血有肉、有固定本体的人物。这固定本体是一套稳定的社会和心理品性-一一个姓名,一种处境,一种职业, 一个条件等等。新小说中的生灵将变得多变、虚幻、无名、不可名、诡诈、不可预测, 就像构成这些生灵的话语。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木偶。相反, 他们的存在事实上将更加真实、更加复杂,更加忠实于生活, 因为他们并非仅仅貌如其所是；他们是其真所是:文字存在者。” 有人将后现代主义的这种人物形象特征概括为“无理无本无我无根无绘无喻”,其中“无绘”指的是没有人物形象的描绘代码, 它不给人物一幅肖像；“无喻”的意思是没有比喻和转喻代码 ,因为在后现代主义文学那里, 根本就没有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意义”可以探寻。正是这"六无", 使得后现代主义文学形象的确定性完全被肢解了。　　这种“形象的不确定”还体现在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主人公已经从昔日的“非英雄”走向了“反英雄”。美国当代作家巴塞尔姆是比较典型的后现代主义作家, 他的短篇小说《辛伯达》可算是经典的后现代文本。小说中有两个主人公: 一个是具有丰富的浪漫航海历险经历的水手辛伯达；另一个是80年代的美国教师“我”。“我”生活贫困, 衣着寒酸, 被白天上课的学生看不起, 但充满浪漫激情的诗一般的语言还是打动了学生们, “要像辛伯达一样!迎着风浪前进!……我告诉你们,与大海融为一体吧!”学生们却说, 外面什么也没有。“我”说, 你们完全错了。那里“有华尔兹, 剑杖和耀眼炫目的漂积海草。”这里说的华尔兹, 是指小说前面提及的水手辛伯达在他第八次航海失事后向传来华尔兹音乐的树林走去。在这里,人们难以分清讲话的人是水手辛伯达还是大学教师“我”, 或者水手辛伯达与“我”原本就是同一人?小说的主人公究竟有几个, 两个还是一个? 也许正是过去的水手辛伯达现在成了大学教师“我”? 所有这些都是不确定的。这种似是而非、或此或彼的人物形象使任何试图捕捉准确的意义的企图都完全落空, 剩下的便只能是后现代主义的“怎样都行”, 你把它理解成什么, 它就是什么。　　（3）情节的不确定。后现代主义作家反对故事情节的逻辑性、连贯性和封闭性。他们认为,前现代主义的那种意义的连贯、人物行动的合乎逻辑、情节的完整统一是一种封闭性结构, 是作家们一厢情愿的想像, 并非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 因此, 必须打破这种封闭体, 并用一种充满错位式的开放体情节结构取而代之。这样一来, 后现代主义作家便终止情节的逻辑性和连贯性, 将现实时间、历史时间和未来时间随意颠倒, 将现在、过去和将来随意置换, 将现实空间不断地分割切断, 使得文学作品的情节呈现出多种或无限的可能性。　　新小说便一反传统小说情节的确定性, 而精心建构一种迷宫式的情节结构。新小说因为反对有计划地安排人物的命运和遭遇, 反对将生活编写成连贯集中、惊心动魄的样子, 反对塑造典型人物, 因此, 新小说在写作手法上也大都打破传统的时间概念, 把过去、未来、现在混为

后现代主义反对现代主义的死板缺乏人性

在整个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间，萨特所推行的存在主义占据着主导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在六十年代，结构主义开始冲击法国并显示出优势。结构主义最初在法国流行，继而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开来。结构主义反对人性自由和选择的观点，而是集中关注人类行为是由各种各样的结构组织所决定的研究。以此观点为据的早期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就是列维·斯特劳斯于1949年版的《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二战期间，列维·斯特劳斯在纽约结识了杰科普生，受到了杰科普生的结构主义以及美国人类学传统理论的影响。在《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一书中，他从结构观点来考察亲属关系，并试图证明不同的社会组织实际上就是少数基本亲属结构的相互置换。随后于1958年出版的《结构人类学》一书，收录了阐述其结构主义思想纲要的论文。到六十年代初期，结构主义作为一种运动已经盛行。有人认为它为人类提供了一种统一标准的研究途径，几乎可以适用于所有的学科。罗兰·巴特和雅克·德里达则集中研究如何将结构主义应用于文学，而两者最终转变为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

　　后现代艺术的阐述 -----朱雨泽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一场发生于上世纪70年代，于80，90年代流行欧美，现代艺术与后现代艺术的分水岭是法国的1968年的“五月风暴”。当今后现代主义对哲学，艺术，文化，医学以至于建筑等产生了巨大影响，其要旨在于摒弃现代性的基本前提及其规范。在后现代主义艺术中，这种摒弃表明其拒绝现代艺术作为一个分化了文化领域的自主价值，并拒绝现代艺术形式限定原则与意识形态倾向，其实质是超越主观表现主义，尊贵自然回归自然。　　后哲学（after philosophy）于上世纪80年代渐成体系，其主张是反对主客二分论，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构筑物我交融的地球村。他们所讲的人与世界合一，物我交融之思想是经历了西方千年传统的主客关系式的洗礼之后的超越。显然后哲学的理论体系支持了后现代艺术的进一步发展。　　后现代艺术在艺术创作中所表现的突破一切禁忌和界限，追求自由的精神是其基本思想。这也是其对现代艺术进行批判的一个出发点，其不满现代艺术对形式，体系，观念等的束缚，不愿艺术创作和创新停滞不前，这也就是后现代艺术所说的“不确定性”。也体现了后现代艺术颠覆传统无止境之精神，表现了艺术对于颠覆旧的文化所表现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后现代艺术否定传统艺术之目的不是不要艺术，而是在寻求没有任何限制的新艺术和大自由，是先解构而后再建构的过程。　　后现代艺术不是一个风格概念，可以说是对现代艺术的超越，因为它的哲学理念发生了根本变化。其探索新的表现方式，寻找某种不可表现的事物的感觉进而显现不可见物，用哲学的语言来探索艺术（寻觅不在场），先解构与再建构。　　有些西方学者认为塞尚是现代艺术之父，而杜尚是后现代艺术的开创人。波洛克是后现代艺术的启蒙人。波洛克将艺术引回到自发与天然的状态，的确人类最初的艺术活动是自发和天真自然的，无须专门训练，根本没有艺术家职业之分，艺术成为专业工作之后也就有了关于艺术的标准，如中国画有古典的“六法”，徐悲鸿搞的“新七法”等等。显然这种分工和标准是桎梏，有碍于健全的人性发展的。如今在社会条件改变了的情况下，还把这些固定的标准当成至高无上的法则要人们遵从，明显是不合理的。杜尚给后人最大的启示是以一种看似搞笑的而实际上有相当深刻的思想，他嘲笑了人们在文化艺术领域的拘谨和匠气，从而呼唤一个新的富有自由创作精神的时代之到来。杜尚暗示人们，艺术的价值在于思想，有思想，任何物质产品都可以成为艺术品，这种将艺术创造提升到哲学层面的思考客观上取消了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学科，暗含了艺术与艺术史即将终结的理论判断。国内最近也有人大喊艺术已经死亡了。但是我认为人类的艺术智慧远没有终结，否定旧的必然要创建新的，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追求。　　上世纪中末期的过程艺术（process art）,对现代艺术向后现代艺术过度产生着重大影响。最初是来源于波洛克和德库宁在创作中随意的滴溅泼洒颜料的偶然性，虽然是技法上的突破但在艺术理念上对后现代艺术的影响是巨大的。过程艺术认为艺术的创作过程比事先的构思重要，体验时间流逝胜于观看静止和持久的物体，力图表达瞬间即逝的短暂的存在（being）,过程艺术多使用易于体现时间变化的软性颜料。波洛克在中晚期艺术创作时就使用中国产的墨加蛋清创作了许多作品。　　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ion）作为一种思潮，兴于法国和北欧而盛于美国，这种思潮是在结构主义思潮发展过程中繁衍出来的。德里达是后结构主义的主要人物，他攻击的目标就是结构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由于“逻各斯”一词既有“语言”又有“思想”的含义，西方传统哲学认为思想与语言是一致的。德里达则反对语言与思想的一致性，他提出“解构”这一哲学术语。解构（Deconstruction）一词有解析，分解，瓦解，消失的意思，通过解构来破坏结构主义的自足圆满的体系，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整体世界，因此我国也有将后结构主义译成解构主义的。“去分化”是后结构主义的重要贡献，它反对现代主义和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二元分立。后结构主义认为物质与精神，主体与客体，能指与所指，肉体与灵魂，现象与本质，在场与不在场之间不存在分化与对立，从而打破了形而上学的传统与现代主义思维中二元分化思维。后结构主义的“去分化”就是超越自我的一种途径，这与禅学的论述与探索是不某而合的。　　纵观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我们发现哲学的审美价值与理念产生了根本变化。美是存在于“在场”还是存在于“不在场”的几个世纪争议渐有共识。一个能超越在场，富于想象力和幻想希望的艺术家所创作的作品更能传神，更崇高。希望不是空想，希望总是试图把尚未现实的东西，未显现的东西转化为现实的存在，把隐性的存在显现为存在，这种转化的过程就是后现代艺术家的劳作与追求。艺术家的诗意境界不要求现实的回应，其创作为艺术和视觉审美带来了希望。这种希望意味着冲破界限，意味着从既定的现实框架中挣扎出来，希望是痛苦与幸福，黑暗与光明的转换，要实现这种转换必须要付出血淋淋的代价。　　后现代主义的相关理念和书籍等进入中国才10年，作为当代西方最重要的文化思潮，我们应对其有全面的认识和分析研究，不应再像对待实用主义和存在主义那样，采用简单化的方法来处理这样一场异常复杂而深刻的思想运动。在中国85思潮之后，国人才刚刚知道现代艺术，还没完全明白现代艺术，又接踵而来了后现代艺术，显然在学术界对后现代和现代性的纷争才刚开幕，远未有展开。事实上，就后现代主义的某些思想给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失误已经敲响了警钟。半个世纪以来，主客二分哲学主导了我们几代人，对国家和民族发展起到的背反作用也是有识之士皆有所见的。后现代主义的超越主客二分的思想其实也恰恰是我们道学的思想和禅学的境界，这一点当代欧美的哲学家们是承认的，这也许是暗合也许是轮回。

失去了太阳，我们可以欣赏到满天的繁星；失去了绿色，我们可以得到丰硕的金秋；失去了青春岁月，我们走进了成熟的人生……

“文本”在传统上一直是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中的一个概念。如果要中性地界定这个概念，可以说“文本”是书写作品之言辞的实际表达，或者是被研究者和批评家选择来作为分析对象的特定作品。但是，“文本”成为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与1950年代西方文学理论中出现的“新批评”（New Criticism）、1960年代与1970年代出现的“结构主义批评”（Structuralist Criticism）有着很大的关系。传统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认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作品”，其形式和意义都是作者有意识地运用词语媒介赋予的。1950年代在英、美出现的“新批评” 派，试图建立评价文学作品的科学、客观的体系。他们把传统批评中作者、读者、现实这三个“非客观的”要素从“作品”中去掉，只剩下独立存在、可以进行科学、客观分析的“文本”，强调批评只应当关注“文本”本身，主张对文本中的文字进行“细读”（close reading），从语义学和语言结构的相互关系中去发现文本的深层意义与整体形式。1960年代和1970年代出现的一些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尤其以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为代表）把文学作品非个人化，认为它不是“作品”，而是一种非个人化的“文本”，它所表明的是被社会惯例称为的“写作”或“书写” （Writing）。因为“作品”有“作者”或主人，而“文本”则没有作者或主人，只有在语言情景和阅读活动中才能被体验到，“文本”具有一种开放的、无中心的和没有终结的结构。在他们看来，“作者”只是一种中介，其写作行为是把先在的语言和文学系统的各种要素与符码转变成特定的“文本”。“文本”在形式上和语义上都是具有系统性的“编码”，读者对“文本”的阅读则是一个“解码”的过程，也是“意义”得以产生的过程。在这种理论影响下所出现的“文本批评” （textual criticism），成了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一个分支。它通过比较分析所有现存的手稿或印刷文本，试图建立最为精确和“科学”的对书写作品的看法，确立评判文学文本的原则和程序，以便根据这些原则和程序去重构文本的意义，消除在阅读和解释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谬误与误解。文本批评改变了传统文学批评注重作品与作者之间关系的惯例，摈弃“文本”之外一切社会的、伦理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因素，只关注“文本”自身，并把“文本”看成是一种独特的结构，致力于揭示和描述“文本”的作用与功能。在当代文化研究中也经常使用“文本”这个概念。英国文化理论家利维斯（F.R. Leavis）开创的文化研究的“利维斯学派”（Leavisism）关注文化批评的道德与社会维度，反对资本主义现代工业文明及其在文化上产生的后果，主张通过对文化文本的“精读”和援引来进行文化批评。在利维斯的影响下，霍加特（Richard Hoggart）、早期的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霍尔（Stuart Hall）等人都受到过文本分析的影响。同时，他们也吸取过结构主义理论的某些理念和方法，认为摄影、电影、服装、时尚、音乐、建筑、环境等非语言的文化形式，都可以被看作是文化研究的不同“文本”，可以作为文化分析的具体例证。1970年代中期以后，以法国理论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向以晚期的威廉斯为代表的“文化唯物主义”注重文化研究中的社会学、民族学、亚文化和文化制度分析的倾向发起了挑战。德里达在《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里明确提出“文本之外别无他物”，认为构成“文本”的符号不是用来再现自然或外部世界，它不过是对已经存在的符号的再次符号化，在单一的文本之外不存在“真实世界”。“文本”的“意义”是由各种“文本”之间相互联系的关系决定的，因为“文本”的线索或痕迹不可避免地会跨越单一文本而相互交织在一起，一切意义或思想都要通过“文本”呈现出来。不同“文本”之间的交织关系，构成了在自身之外别无指涉的“文本性” （textuality），其中包括了文本符号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关系。所谓“互文性”，是指符号之符号之间交迭、延宕、换位的关系，或者是个别文本与其他文本所组成的难以分割的网络关系。文本的意义取决于在文本组成的复杂关系中如何确认和突显某个文本，以及读者在互文性关系中的阅读方式。与此同时，由互文性所决定的意义关系也是暂时的和多重的，它是一个永远无定形的不确定的领域。后结构主义的“文本”理论，显然是要挑战受到形而上学、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或后殖民主义等思想影响的注重政治和意识形态维度的理论传统。从学理上看，后结构主义通过对“文本”的强调，试图消解语言符号本身的逻辑性、工具性和叙事性，突出语言符号的物质性和主体地位。

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的理查德·罗蒂（1931-2007）、法国的雅克·德里达（1930-2004）和让-弗郎索瓦·利奥塔（1924-1998）。后现代主义源自现代主义但又反叛现代主义，是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剥夺人的主体性和感觉丰富性的整体性、中心性、同一性等思维方式的批判与解构，也是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形而上学的在场”、“逻各斯中心主义”等的批判与解构。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出现的具有反西方近现代体系哲学倾向的思潮。然而，在理论上具有反传统倾向的哲学家在现代西方的各个哲学流派中都能找到。当代美国活跃的后现代主义者之一格里芬就说：“如果说后现代主义这一词汇在使用时可以从不同方面找到共同之处的话， 那就是，它指的是一种广泛的情绪，而不是一种共同的教条———即一种认为人类可以而且必须超越现代的情绪。”这样一来，不同时期具有这种反传统理论倾向的哲学理论流派都可归于后现代主义，如后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一个从理论上难以精准下定论的一种概念，因为后现代主要理论家，均反对以各种约定俗成的形式，来界定或者规范其主义。由于后现代主义的反本质主义，根本不考虑艺术的本质，而是竭力抹杀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甚至断言“艺术已经死亡”。

作为一种人文学科知识活动，文学研究在思想资源、知识依据、阐释技术等方面都体现出一种“跨学科”的学理特性。由现代高等教育和现代学术体制的维度观之，文学研究虽然以“中文系”、“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等名称存在于当代中国的学院体制之中并且有着自己订立的学科化的知识域限和运作规则，似乎它能够像其他自主性的现代学科一样“合法”地占有一片外学科无法进入的知识学领地。但是，近代以来“分科立学”的现代性知识学工程展开的历史告诉我们，文学研究并没有跟上各类现代学科知识体系“自立门户”的步伐，因为文学研究迄今为止并没有形成一套“自有知识产权”的学理规定性。正因为这样，近二十年来文学研究日益靠近文化研究——文学研究学科身份的漂移不定使得它本能地把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当做了自己的“宿命”。　　在这个问题上学界最大的误解在于，我们总是把文学研究跟其他学科知识的差异性当做文学研究“自立门户”的合法化依据，比如我们总是相信有“诗学”、“审美”、“文学性”一类的“绝对自我”把我们跟其他学科分离开来并且让我们跟其他学科平起平坐。在我看来，文学研究跟其他学科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兼容性地包涵着所有学科知识，它存在于全部学科知识的交叉地带。如果说文学研究能够成其为一种自主性的学科知识活动的话，那么这也不是因为文学研究有着特殊的“核心技术”，而是因为文学研究能够将几乎所有学科的知识兼容为一个“超学科”的意义阐释体系。这种跨学科性就是文学研究的知识生产的基本机制，它赋予文学研究以一种“学科间性”的知识学特质。　　首先，从近代以来的文学研究历史来看，文学研究总是在各类外学科的交叉影响下寻找知识生产的机制。知识的学科化是现代性工程的一个重要项目，这一项目跟随着现代大学和现代学术体制的成型而逐渐完成。知识的学科化用“分解式理性”①为现代知识生产的持续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其典型的体现乃是现代大学的“分科立学”。“分科立学”是现代大学体制的“第一原理”，没有“分科立学”就没有诸如理论物理学、分子生物学等这样一些成就斐然的“显学”。但是文学研究在“分科立学”的现代性工程里的命运却十分尴尬，它一方面失去了在古典知识学中的“霸主”地位，另一方面又无法满足“分科立学”所要求的学科身份的自主性条件——文学研究仅仅只是在知识对象范围的意义上有着相对的确定性。“分科立学”这一现代性的知识学诉求将知识对象、思想资源、阐释技术、概念体系等方面的自主、自立、自洽视为知识的学科属性独立自主的界定原则，而从文学研究在近代学术史上的表现来看，它还没有具备与这些原则完全相吻合的条件。关于文学研究在现代知识生产体制中学科身份独立性“未完成”的问题，笔者在《文学研究：走向体制化的学科知识》[1]一文中有过较为详尽的论述，在此不再赘述。相比较而言，在现代大学的学科之林中，从学术性的知识生产来看，文学专业大概是最“杂”的，无论是知识对象、阐释技术，还是思想资源、价值准则，文学研究似乎都缺乏“学术共同体”应有的同一性。作为学术性的知识生产，文学研究的“杂”，既是它学科身份属性漂移的表现，也是它特有的一种“学科性别”的表现。　　其次，从文学研究的对象属性来看，隐喻性的语言活动先于学科界分的知识学实践。近代以来，在康德美学的“艺术自律论”的引导下，文学理论一直在致力于寻找文学自主性的合法化依据，比如用“审美特性”、“艺术规律”、“文学性”等等来界定文学的所谓特殊属性并为文学构建自主性的存在基石，但是这些建立所谓“诗学”的努力大多是喧嚣一时而终归沉寂，诸如形式主义的诗学理论、结构主义叙事学等等。何以如此呢？因为这些理论都是从某一个单独的学科知识包括文论家们设想的所谓“诗学”角度解释文学，而文学活动却是先于知识的学科化存在的。文学发生于语言与世界的交际，它是意义的生成——是一切意义的生成，而非某一类型(比如政治的、宗教的、伦理的、审美的，等等)的意义的生成。学科性质或者专业化的知识，是文学性的前学科意义被形式化、类型化的结果，所以我们是无法将对文学的意义阐释限制在某一学科性知识——哪怕是美学学科的抑或是那个子虚乌有的诗学学科的知识的范围之中的。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说：“艺术让真理起源。”[2]72根据海德格尔的完整论述，这里所说的“艺术”，实际上指的是“诗”。“艺术让真理起源”这一说法的深层意思是，当我们把文学作品视为“真理的起源”时，文学作品的出场就意味着意义的生成，“意义”在其“起源”之时是没有“学科身份”的。既然文学以一种“前学科”的方式存在，那么我们对文学的意义阐释——意义的阐释是文学研究的核心任务——也就不可能仅仅只是限于某单一的学科视界。在这一意义上来说，被人们指责的“过度阐释”，恰恰是文学研究之学科特性的体现。　　第三，从文学研究方法的非自主性来看，文学研究并未形成一种自有“知识产权”的方法。任何一种具备了自主性的知识学身份的学科知识体系都有着相对统一的方法，比如“思辨”之于哲学、“文献考据”之于历史学、“田野调查”之于社会学，还有“审美经验描述”之于艺术学等等，方法论意义上的自主性是某一类知识在现代学科体制中获得独立身份的重要条件。但是我们很遗憾地看到，文学研究在这方面一直没有能够取得自立门户的资格，其原因就是文学研究没有“学科”意义上的统一方法。我们的中国古代文学专业长于文献考据方法，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长于“阅读经验描述”方法，而文艺学专业则长于思辨方法；结构主义诗学倡导“句法分析”方法，神话原型批评推崇“考古学”方法，马克思主义文论则主张“批判”方法，等等。近代以来的文学研究可谓是“一代有一代之方法”，而且不断翻新，层出不穷。按照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方法并不仅仅只是一个阐释技术的问题，它进而涉及到对对象的属性和价值的本体论界定的问题。文学研究中方法论的“百花齐放”或者“杂草丛生”的背后是文学研究学科身份的漂移不定，而这种学科身份的漂移不定又彰显出文学研究特有的知识学属性，那就是“跨学科性”。不过近几十年来文化研究的崛起似乎为文学研究在方法论层面上超越学科体制的限制探索出了一条新路，这就是文化研究所运用的“批判性话语分析”方法。作为20世纪人文学科知识的一次综合性实验，“批判性话语分析”凝聚了整个20世纪人文学科方法论的成就，是一次比较成功的跨学科实验，同时这一方法跟文学研究的跨学科属性也比较契合。关于“批判性话语分析”的学理特性，可参考艾伦·卢克(Allan Luke)的《超越科学和意识形态批判——批判性话语分析的诸种发展》[3]一文，此处不详细讨论。　　第四，从文学研究的知识学依据的漂移来看，康德美学诞生以后的文学研究就是一部“当代显学”在文学学术界殖民的历史。就像贡巴尼翁说的那种现代性的“新之崇拜”一样，19世纪中期以来的文学学术，也是一部“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所谓理论创新史，只可惜这部历史的内涵却是各种外学科的新潮流持续地影响文学研究并且不断塑造文学研究的新范式，而其中几乎找不到文学研究自身的知识学创新成就。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文学研究的学科自主性与知识学依据问题》[4]一文中有过较为详实的叙述，这里也不详细讨论了。进入20世纪后，结构语言学统治过文学研究，形成了形式主义文学理论；文化人类学统治过文学研究，形成了神话原型理论；弗洛伊德主义统治过文学研究，形成了精神分析学文论；语义学统治过文学研究，形成了新批评；现象学统治过文学研究，形成了阐释接受理论，等等。这些外学科的“显学”在它们自己的学科场域里创造出全新的概念体系、阐释技术和价值准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在知识学科化时代里创新动力弱化的文学研究则试图将这些显学引入文学研究领域作为自己的新的知识依据，从而寻求到知识学的创新路径。于是20世纪以来的文学研究领域就出现了美国学者Julie Thompson Klein称作Interdisciplinarities(学科互涉)的现象[5]124-162，这一现象导致一些文学学术知识分子对自己的文学研究专业是否会走向“学科终结”而忧心忡忡。在我看来，这种忧虑完全是多余的，因为文学研究的跨学科知识学属性使得这一专业本身的合法性——“学科间性”足以将一切新学聚合成为新的阐释技术从而获得自身存在的条件。　　第五，从文学研究的思想资源的非自主性来看，近代以来的文学研究一直就是各种意识形态“跑马圈地”的场域。就像各种外学科知识前赴后继地在文学研究领域里“殖民”一样，近代以来的各种意识形态也因为文学研究缺乏学术共同体的统一性而侵入文学研究领域，在文学研究领域“占山为王”以至于挑起“文化战争”。古典时代的神学本体论解体之后，“分解式理性”给予人以“为自己立法”的权力，因此各种知识得以从自身的历史和结构中建构各自的价值系统，比如实证主义就成为现代史学的知识学价值诉求，再比如审美主义被现代艺术学尊为普遍价值，等等。像自由主义、结构主义、审美主义、科学主义、社群主义、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些影响了现代世界的思想体系，都不是由文学学术知识活动生产出来的，甚至恰恰相反，文学学术知识活动倒是要向这些思想体系借取意义阐释的价值尺度，这些“主义”于是成为了文学研究的思想资源。1980年代的美学热曾经用“审美意识”、“艺术规律”等概念引导文学研究，文学学术知识分子们把“审美”当成文学活动的世外桃源，以为在美学的统治下文学研究将会获得真正独立的学科身份。美学或许可以作为艺术学的思想资源和知识依据，而文学的意义要大于审美，把文学限制于审美这一“小世界”之中，其结果就是文学的与世隔绝、孤芳自赏，就是文学失去批判精神，也就是文学研究失去思想创新的功能。事实上文学研究在当代人文学术领域里正日益变成一个可有可无的小角色，因为我们无视文学意义的“前学科”性质，把文学研究限制在某一特定的“学科”或者“主义”中。文学研究远离尘嚣之日就是文学研究自废武功之时。　　知识的学科化界分(即所谓“分科立学”)是现代性工程的产物，也是现代性在知识学领域里的体现。早在康德的时代，高等教育中的学科解分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康德晚年写过《系科之争》，讨论哲学系跟神学、法学、医学这些“高级学科”的关系②。作为现代性工程的设计者、启蒙的旗手，康德并不反对知识生产领域的学科解分，但是他认为把等级秩序引入学科分类有违学术自由的原则。康德之后，高等教育里的学科分隔愈演愈烈。正如美国教育学家伯顿·克拉克所言，学科的专业区分是现代高等教育的“第一原理”[6]35。学科的界分就像社会分工一样有力地促进了知识生产，但是进入20世纪后人们也看到，学科界分一方面推进了知识生产的精确化、细致化，另一方面又使得知识生产趋于狭隘和单一，因此进入20世纪后，思想文化领域里开始出现对学科界分体制的反思。胡塞尔晚年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验现象学》一书中认为，知识的学科化尤其是实证科学的普及，导致生活世界被“几何学的理性”殖民。以霍克海默等批判理论家为代表的一些知识精英们提出“跨学科”的知识学主张，要求突破学科界限，构建一种多学科交叉的知识学视界。丹麦奥尔胡斯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斯文·埃里克·拉森对学科化与跨学科两种知识生产方式的生成和功能做过细致的描述，他由欧洲学界的经验入手阐述了学科化体制对知识创新的阻碍[7]。其实学科化思维的阻碍作用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文学学术界，因为文学研究的知识学属性跟学科体制直接对立。鉴于文学研究的基本任务乃在于对隐喻性话语的意义阐释，我们可以说，文学研究是“无学科性”或者“超学科性”的，只是我们受制于学术职业而无法脱离体制化的学科分类系统，所以文学研究的“无学科性”或者“超学科性”只能表现为兼容各个现代学科知识门类的“跨学科性”。从近代以来的知识生产的历史看，学科化与学科交叉一直是知识创新的两条路径。文学研究则在这两条路径之间徘徊不定，形式主义、新批评等坚持学科化的学术立场，神话原型理论、文化研究等力图超越学科视野。不过从20世纪中叶以后的思想文化历史来看，文学学术领域的主旋律是学科互涉。　　现代学术体制形成之后，知识的学科化跟知识的实证化、形式化一起构成了现代性的知识学属性③，因此某一种知识想要在现代学术体制中获得一席之地，就必须要有自主、自立和自洽的知识学属性。跟那些完全具备了独立的知识学属性的学科知识体系相比较，文学研究在现代学术体制中的地位有些尴尬，它虽然在大学和研究机构里占据了一个职业性质的位置，但是在学理上它又不得不靠“借贷”过日子。所以我们看到，自康德美学出现之后，在“艺术自律论”的影响下，文学研究一直在寻求自身独立的知识学身份。从形式主义到新批评，文学学术知识分子们就不断地在“美学的”、“诗学的”、“文学性的”等概念下寻找文学研究的学科属性，直到当今中国学术界，人们对文化研究的“过度阐释”颇有微词，企望用“诗性”或者“审美”等限定性概念为文学研究的自立门户构建合法性。“艺术自律论”是近代主体论哲学在审美文化领域中的体现，以“艺术自律论”为学理支点构建文学研究的学科知识体系同样体现了文学研究的主体论诉求，这种主体论的诉求为文学研究设定了一个独立的知识学主体，那就是美学。但是进入20世纪后，主体论哲学开始暴露出“现代性之隐忧”，在弗洛伊德主义、结构主义、分析哲学等的冲击下，出现了“主体的退隐”(彼得·毕格尔)现象。伴随着“主体的退隐”而浮出地表的是“主体间性”。“主体间性”延伸至文学学术领域，于是就有了以“互文性”为代表的“去中心”思潮，而这种“去中心”的反本质主义思想取向又使得文学研究引入“主体间性”概念，将文学活动置于多重主体“对话”的意义生产机制中加以诠释。在“主体间性”取代“主体性”的思想史转型背景下，文学研究步入“跨学科”的知识学路径，恰恰是适应了当代人文学术发展的历史趋势。“主体间性”视野中的文学研究有多个知识学的主体在言说，美学的主体、语言学的主体、伦理学的主体、心理学的主体、社会学的主体、历史学的主体……　　其实我们完全不必为文学研究学科身份的不确定而灰心丧气，在我看来，学科身份的漂移恰恰是文学研究在知识学意义上的优势所在。1991年笔者在《语言学的文学本体论论纲》一文中曾经尝试着给文学下了一个定义：“文学是人类语言能力的自由实现”[8]。我是依照海德格尔关于“诗意地栖居”的说法把文学视为人类语言的起源，就是说，当语言活动自主性地、亦即在发生学意义上——因而也必然是隐喻性地展开其“理解”功能时，被语言言说的“意义”只能是“诗性”的——因为“隐喻”恰恰就是“诗”的显性特质④。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文学(诗，或者隐喻性的意义言说)是一切意义的起源，而后于这文学性言说的“意义”以及这“意义”被学科化、形式化或者实证化而形成的“知识”，都是文学性语言活动的“子孙后代”，诸如各种学科性的意义言说，其起源之处都是隐喻性的语言活动，也就是文学性的语言活动。就此而言，文学研究的对象先于知识的学科化，进而也就是，文学研究不应该受到知识学科化的限定，或者说学科化的知识分类没有限定文学研究的知识学域限的权力。文学作为人类语言能力的自由实现给予了文学研究以突破知识学科化体制限定的学理依据，因此对文学的意义阐释必然是跨学科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跨学科乃是文学研究的“学科”属性。文学研究超越哲学、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美学等学科，但是它又能够以哲学、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美学等为知识学依据来进行文学阐释。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性意味着文学研究可以在所有外学科上建立文学阐释的知识学视界，同时也不受任何学科知识系统的限制。在我看来，如果存在着所谓“诗学”的话，那么它肯定就是一种包容了所有学科知识而又超越了所有学科知识的“无学科”性质的意义阐释技术。　　不过这里必须说明的是，并非人类现有的全部学科知识都能够被文学研究“拿来”当做知识依据进行跨学科的意义阐释实验。能否进入文学研究的“法眼”并且可以给文学研究提供创新性的知识依据的学科知识，这取决于那些外学科跟文学研究的距离远近。相比较而言，靠近文学研究的学科知识，诸如哲学、语言学、历史学、艺术学、心理学、社会学、美学等，当然比较容易被文学研究纳入知识视野并从其中借取知识依据、思想资源和阐释技术，而距离文学研究相对比较遥远的学科知识，诸如数学、物理学等等，则很难影响到文学研究。还有一些学科知识，在特定的语境中也可以给文学研究提供某种创新性的知识视界，比如医学，它可能被文学研究拿来作为研究作者精神状态的依据；再比如经济学，它可能被文学研究拿来作为研究某一时代文学兴盛或者衰落之原因的知识依据。　　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性并不是要文学研究时而对文学进行政治学阐释时而对文学进行宗教学阐释时而又对文学进行心理学阐释，等等。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性的要旨是，文学研究能够以任何学科知识为知识学的依据对文学进行阐释，而最重要的是超越这些有限的单一学科知识视界，把所有学科知识的思想资源、学理依据、阐释技术凝聚为一个特殊的阐释视界，从跨学科性进而发展出来一种“学科间性”的、看似无学科特性但内在地兼容着诸多学科知识的阐释系统。跨学科性的文学研究的初始阶段是一个又一个地引入外学科知识来对文学进行意义阐释，经历各种学科知识的思想资源和阐释技术的“锻造”，最后形成一种“无学科性”——其实也就是“前学科性”、“学科间性”的意

结构主义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一词正式出现在哲学范畴内应该是从1966年德里达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文研究中心组织的学术会议上的讲演开始。当时36岁的德里达把矛头指向结构主义，对西方人几千年来所崇拜的确信无疑的"真理"、"思想"、"理性"、"意义"等打上问号。为了有助于理解"结构主义"，我们在这里必须对"结构主义"作以简要介绍。结构主义是本世纪前中期有重大影响的一种哲学思想。结构主义哲学所说的结构指的是"事物系统的诸要素所固有的相对稳定的组织方式或联结方式"（《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乱结构主义强调相对的稳定性、有序性和确定性。然而结构主义的问题出在：没有任何结构是一成不变的。人们指出结构的稳定性是不存在的。例如人们欣赏一部文学作品，每个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联想，这样作品的静止结构在观者的欣赏中成了运动变化的东西。德里达从这种观点引发出去，大作文章，他指出语言系统的能指与所指是有偏颇的，是脱节的。正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易·系辞上》）。因而，他开启了一个"结构主义的时代"。认为"传统的形而上学的一切领域，一切固有的确定性，所有的既定界线，概念、范畴、等级制度，在他看来都是应该被推翻的。" （包亚明《德里达解构理论的启示力》）　20世纪80年代,随着后现代主义的浪潮走向式微,一种重视个体、部件本身,反对总体统一的所谓结构主义哲学开始被一些理论家和设计师所认识和接受,在世纪末的设计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结构主义是从构成主义的字眼中演化出来的,结构主义和构成主义在视觉元素上也有些相似之处,两者都试图强调设计的结构要素。不过构成主义强调的是结构完整性、统一性,个体的构件是为总体的结构服务的;而解构主义则认为个体构件本身就是重要的,因而对单独个体的研究比对于整体结构的研究更重要。　结构主义是对正统原则、正统秩序的批判与否定。结构主义不仅否定了现代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构成主义,而且也对古典的美学原则如和谐、统一、完美等提出了挑战。它的哲学渊源则可以追溯到1967年。当时,一位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e,1930-2004)基于对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的批判,提出了“结构主义”的理论。他的理论的核心是对于结构本身的反感,认为符号本身已经能够反映真实,对于单独个体的研究比对于整体结构的研究更重要。在反对国际式风格的探索中,一些设计师认为结构主义是一种具有强烈个性的新理论,而被应用到不同的设计领域,特别是建筑学。现代主义的动摇，也就引起后现代主义渐渐的掘起。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 （Postmodernism）后现代主义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后被神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经常使用的一个词。起初出现于二、三十年代，用于表达要有必要意识到思想和行动需超越启蒙时代范畴。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一个从理论上难以精准下定论的一种概念，因为后现代主要理论家，均反对以各种约定成俗的形式，来界定或者规范其主义。目前，在建筑学、文学批评、心理分析学、法律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均就当下的后现代境况，提出了自成体系的论述。他们各自都反对以特定方式来继承固有或者既定的理念。由于它是由多重艺术主义融合而成的派别，因此要为后现代主义进行精辟且公式化的解说是无法完成的。若以单纯的历史发展角度来说，最早出现后现代主义的是哲学和建筑学。当中领先其他范畴的，尤其是六十年以来的建筑师，由于反对全球性风格（InternationalStyle）缺乏人文关注，引起不同建筑师的大胆创作，发展出既独特又多元化的后现代式建筑方案。而哲学界则先后出现不同学者就相类似的人文境况进行解说，其中能够为后现代主义大略性表述的哲学文本，可算是法国的解构主义了。 设定相对主义。不是不讲道德，而是反统一道德；不是否认真理，而是设定有许多真理的可能性，从个人的角度、情境的、文化的、政治的、甚至是性的角度。后现代主义反对连贯的、权威的、确定的解释（包括对圣经，和其它信仰宣告）。个人的经验、背景、意愿和喜好在知识、生活、文化和性上占优先地位。若论者接受现代主义是战后社会的处境：人类以刻苦自强精神来重建文明，建立自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社会发展运动，当中又结合美国的清教精神，和冷战时代的美苏二元对立政治方式，那么我们就可了解到为何后现代主义衍生的文化信念会是反对主流方案、反对单一以理性为中心、反对二元对立，更反对功能主义和实用主义为主的美式文化生活。相反的，对于现代主义以前的旧式社会生活方式，人们却充满了怀念之情。建筑师对都市文明和乡间生活的反思，引发我们对现代工业社会和资本主义对人类正面和负面影响的思考。当然由于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脱离现代生活方式的制约，而各种现代主义所带来的恶果，并不足以完全否定现代文明的生活。思想家和各种艺术家就以各自的方式，解开我们对现代文明生活的迷思。 为当下人类这种情结提供最深刻解说，且为解开迷思提供方法论其基础和实则演练的，是法国的解构主义。必需注意的是解构主义并不是毁灭主义。因为解构主义对于任何形式透过语言传达的思想都进行解构，令我们知道思想的不稳定性，知识的无常，对任何思想进行系统化、集体性的统一解说都是谬误的。不过，这说法并不是极端的反智论，或者虚无主义，因为德里达反对的并不是思想或者知识本身，而是对思想成为体系，或者集结成为政治力量（例如各种意识型态）的反动，德里达为所有我们认为是经典的核心理念，进行原教旨式的辩式，用类似中国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分析方法，令其意义向外扩散。20世纪70年代在法国兴起的改造结构主义的政治思潮。其代表人物大多数是原来的结构主义者,如法国的巴尔特、福柯、拉康、和利奥塔德、索勒斯、德里达等。后结构主义主要批判结构主义对形而上学传统的依附,反对传统结构主义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对客观性和理性问题上,企图恢复非理性倾向,追求从逻辑出发而得出非逻辑的结果,揭示语言的规律.解构理论有时也称为后结构主义,因为它采用费迪南·索绪尔提出的概念以及以其理论为主要基础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因果关系,旨在削弱索绪尔体系和结构主义本身的基础 。後结构主义是指跟随在结构主义觉醒之後出现的一套思想，它试图去了解这个无法挽回地被分割成数个体系的世界。後结构主义者与它的结构主义前辈最明显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抛弃了结构主义的简化主义方法论。他们挑战结构主义宣称自己是能够诠释所有文本的批评後设语言（metalanguage），并且认为一个文本之外中立全知的观点是不可能存在的。後结构主义者追求的是意符的无限扮演（play），并且不会给予任何一种阅读方法比其他方法还要更高的地位。也因此，後结构主义领域中很少有互相一致的理论，但是每个理论都是从对结构主义的批判为起点。而後结构主义的研究是带有政治性的，因为许多後结构主义者相信，我们认为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事实上只是一个社会建构，在当中有许多不同的意识形态推动著想要成为霸权。后现代主义艺术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美术界最时髦的话题，然而没有任何一个源于西方的学术名词像后现代主义这样被赋予了如此丰富的多义性和歧义性。披览见诸报刊的众多有关文章以及打着这个招牌的各类美术创作，我发现后现代主义几乎被当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杂货铺。在许多中国年轻艺术家那里，后现代主义被演绎为泼皮无赖式的玩世不恭、社会责任感的丧失和崇高精神的消解。体现在画面上往往是可口可乐商标和京剧戏装人像的简单拼凑。

后现代主义电影的文化特征包括解构性和平面感。1、解构性后现代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其解构性，最具代表性的后现代思潮是“解构主义”，解构主义是后结构主义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的代表性理论。后结构主义否定结构主义把语言当成一个封闭的、稳定的、有明确含义的结构体系，认为语言的含义不在语言符号本身，而在于符号与符号之间的比较和差异之中。2、平面感后现代主义追求的是平面感，反对艺术向深度开掘，追求一种轻松的享受，它放弃了深度意义的追寻而转向表层快感的满足。因此，后现代主义的审美特征是感官性的。后现代思潮影响下的文化发展趋向后现代思潮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是对现代性包含的文化矛盾，包括社会的异化、技术的异化、人的异化的反抗。后现代主义最突出的特征是消解意义、中心与权威，拉近理想与现实的距离，模糊理性与非理性的界限。后现代思潮体现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即将断裂、零散、平面、复制作为美学特征来欣赏。后现代思潮有着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意义，但同时也取消了启蒙时代以来所有精英文化价值观所建立的人生存在的意义感。人们在消费时代所需要的完美、另类和新奇感，特别容易与后现代美学特征相吻合，因为后现代思潮的断裂、零散、平面的审美倾向，极易刺激人的非理性需求，并借助大众传媒高科技手段开拓出广阔的文化市场。

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伤亡惨重，欧洲许多城市成为废墟，欧美各国经济上很不景气。欧洲的哲学家发明了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风格属于深度消失，历史感消失等。

你能说得具体点么？

国力衰弱让他们有心无力了，英国战后经济衰退，平民都是按需配给食物，法国经济损坏的就更严重了，因为西线主战场就在法国，英法也想保持殖民地，比如英法为了维护苏伊士运河利益联合出兵埃及，法国就为了阿尔及利亚打了整整四年，在越南打了10年，撑不下去才撤的，英法作为老牌殖民帝国都保不住殖民地，其他那些欧洲殖民国家就可想而知了，另外二战后亚非民族解放运动高涨，又出现了冷战新背景，美苏争先恐后的扶持一批意识形态对立的民族国家，还有政治民主化，殖民体系自然瓦解纯手打，望采纳

存在主义在一战、二战后分别在德国与法国盛行一时,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走向黯淡与衰落,甚至有人断言存在主义已经消失.因为在和平年代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时期,人们在迷失的道路上已经走到了尽头.由此,存在主义也随之走到了尽头,没有了存在的意义.进入70年代，存在主义不能为人们指出消除异化的现实可行的道路而走向衰落

　　在谈论学前教育就要分清什么是学前教育，对于孩子来讲学前教育就6周岁还还没有上学的年龄的教育；对于要更新知识的学习和培训前的教育就是安全的教育。所以无论是后现代和现代都要对学前教育的概念进行准确的定义的。　　后现代主义就是“现代主义之后”，它是一种文化倾向，一个文化哲学和精神价值取向的问题。目前对于“后现代”也没有特别权威的定义，不过一般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它是对现代主义的否定，一种认为它是对现代主义的超越，即在现代主义的基础上，继续前进的结果。　　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主要流派有：以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福科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以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解释学，以美国哲学家蒯因、罗蒂为代表的新实　　用主义。它们的理论来源尽管有所不同，但却有着共同的理论前提、思想实质。这就是拒斥形而上学，反对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理性主义，宣扬所谓不可通约性、

　　美国村声杂志刊载了一篇由英国乐评家西蒙·雷诺兹（Simon Reynolds）所写的文章，西蒙先生描绘出，在九十年代中期，一群以"Drag City"、Trill JockeyToo Pure这几个厂牌为主的地下乐队的音乐，而在此一大范畴下，恰好当时的芝加哥市、英美两国及欧洲各地，均有一堆当地的地下乐队符合西蒙先生的描述，而他在文中便首次以"Post-Rock"一词，暂时统称这些勇于突破现有摇滚乐定义的前卫团体。一些音乐杂志便以"Post-Rock"来正式称呼这群致力于摇滚乐新美学的新生代乐队。　　一般而言，摇滚乐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可说是承继了八十年代的面貌而更加茁壮丰饶，许多新衍生的音乐类型或名词接连地出现并具体描绘出属于九十年代的音乐新世代。甚至我们可以说，摇滚乐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到处充满了未知的潜力与无法预期的新势力。　　不过后摇滚（Post-Rock）虽然已经先有了一个较为正式的称呼，但其实在最初的时候，许多音乐杂志对这一群人所玩的音乐基本上都还是无法做一定论。像是滚石杂志当初在介绍这些团体时，还只是用"Instrument Rock"一词来称呼他们，其原因主要是这些乐队大部分都较偏向纯乐器演奏而且也没有主唱。但有的刊物又因针对其乐风或渊源，于是有人又称之为"DroneRock"、"Space Rock"、"Out Rock"、"Neo-shoegazer-rock"或"Kraut-Rock"等各种名词。然而，"后摇滚"这个名称被正式采用，则还是后来英国《Wire》音乐杂志持续有系统的用"Post- Rock"一词做大幅度的介绍报导后，整个所谓的"后摇滚运动"才慢慢地传开来。只不过到现在为止，仍有许多乐评人或被贴上后摇滚乐队的团体都仍非常讨厌或否认"后摇滚"这一名词。因为他们认为这一名词卷标根本都不足以形容他们自己所玩的音乐风格，甚至被视为现今"后摇滚"大本营之一的芝加哥，在当初的时候，当地的另类音乐刊物或乐评也几乎不提"后摇滚"这个名词来形容当时刚崛起的代表乐队Tortoise或Sea And Cake，更甚者，许多乐评家还认为所谓"后摇滚"这个观念根本早在七十年代就已出现，只是这些观念还只是蕴含在各种非主流的乐派及几个关键性乐队中，而且那时出现的还都只是零散的创作概念构想，而现在只不过经由西蒙先生的一番介绍，才这样由媒体的运作，就俨然成为新一代的音乐种类。　　如果说"后摇滚"音乐便如同"后现代主义"相对于"现代主义"的反动，那么它主要便是企图颠覆摇滚乐的基本概念与传统架构，或是甚至针对整个所谓音乐工业的运作做一消极的反抗，譬如说，同样是玩电吉他、鼓及贝斯的摇滚团体，但换到玩"后摇滚"的乐手中，却可能完全转变成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创作观念，简略地说，所谓"后摇滚"其实就是一种由概念或理论去颠覆传统摇滚音乐创作的模式如主旋律-桥段-主旋律-桥段，而如果你听过一点"后摇滚"的音乐的话，你或许就会发现，他们所引用的理论则大都是援用所谓"解构主义"或西洋文学理论里头的"后现代主义"或者"后结构主义"的观念。也因此，就像十年前南辕北辙的"解构主义"作品一样，现在你若去找寻所有的 "后摇滚"乐队，那你可能会发觉他们听起来没有一个乐队是相近或相类似的风格（或许在他们的脑中，风格早已被 打破或不存在了）。

结构主义的前四子是列维·斯特劳斯、福科、阿尔都塞和拉康，后四子是巴特、格雷马斯、托多洛夫和勃瑞蒙。其中前四子加上巴特被称为结构主义的“五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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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就是现在出现的一种女主外，男主内的现象。也可能是大女人主义吧！这要看你这样看，没有固定的答案

在谈论学前教育就要分清什么是学前教育，对于孩子来讲学前教育就6周岁还还没有上学的年龄的教育；对于要更新知识的学习和培训前的教育就是安全的教育。所以无论是后现代和现代都要对学前教育的概念进行准确的定义的。

内容提要】后现代主义和人本主义心理学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有某种相同性，且与美国社会危机和精神异化现象相关，加上又都受到现象学、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响，故后现代主义对人本主义心理学冲击的同时，又在反对科学主义、重建人际沟通和实现人的个性等方面有某种一致性。 　　　　 1 后现代思潮的实质及其特征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20世纪60年代主要是80年代以来盛行于西方世界的一种泛文化思潮，也是对现代文化哲学和精神价值取向进行批判和解构(deconstruct)的一种哲学思维方式和态度。这一反现代性思潮虽然孕育于30年代现代主义的母胎，但主要是后现代社会（又称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晚期资本主义）适应科学技术革命发展需要的产物，也是美国社会危机和精神异化的反映。 　　 1.1 后现代主义经历的4个衍化阶段 　　 (1)1934～1964年是后现代主义的术语开始应用和歧义迭出的阶段； 　　 (2)20世纪60年代中期和后期是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精英意识彻底决裂并呈现一种反文化和反智性的阶段； 　　 (3)1972～1976年是正式出现存在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思潮阶段； 　　 (4)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是后现代主义概念日趋综合和更具有包容性阶段[1]。 　　 后现代主义已远超出文学艺术领域，而深深渗入到哲学、科学哲学、心理学、宗教、法学、教育学等许多领域[2.3]。 　　 1.2 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主要特点 　　 (1)反主体性(counter subjectivity) 后现代主义哲学继尼采的“上帝死亡”的口号之后，提出“主体死亡”、“人已死亡”的口号，他们的意思是说主客二分式的主体和人的概念不现实，西方传统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人类中心论”已破灭。 　　 (2)反普遍性及反同一性 后现代主义哲学认为差异无所不在，即使在重复中也有差异出现，无差异的世界是苍白枯燥的世界，传统哲学以普遍性(universality)、同一性(identity)为人的最高本质，只能使人成为丧失个性、无血无肉无情感的抽象的人。 　　 (3)不确定性(uncertainty) 后现代主义哲学认为，没有独立自在的世界，世界是由语言构成的。这就是说，世界本身有语言的结构，语言不是人表达意义的工具，它有其自身的体系。每一件已知的事物都是由语言来中介着的，所谓事实、真理只是语言上的。在他们看来，“不是我说语言，而是语言说我”。这样，人就从西方传统哲学所讲的以人为中心的地位而退居到为语言所掌握的地位。但语言又总是不确定的，并且随言说者的不稳定的情绪而动摇不定。因此，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模糊的、多元的和解构的[4]。 　　 (4)内在性(internality)如果说不确定性主要代表中心消失和本体论消失的结果，那么内在性则代表使人类心灵适应所有现实本身的倾向。这表明后现代主义哲学不再具有超越性(transcendence)，它不再对精神、价值或终极关怀、真理、美善之类超越价值感兴趣，相反，它是对主体的内缩，是对环境、现实、创造的内在适应。 　　 后现代主义哲学是对现代主义质疑、反思和批判的一种新的认知范式。它的矛头指向传统哲学中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经验主义，是彻底反传统、反权威的。它由逻各斯中心主义转向非中心的多元主义，由深度模式转向平面模式，由以人为中心转向反传统人本主义。它可以促进我们拓展视野、观念更新，转变以往僵化、封闭的思维方式，实现学科交融，不断向大众化和现实生活贴近。 　　 2 人本心理学与后现代思潮的一致性 　　 后现代主义哲学兴盛时期晚于人本主义心理学，且具有不同于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极端主观主义、非理性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思想倾向，甚至反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特征，如反主体性、否定自我同一性、反对以人为中心等，因此，后现代主义哲学不但对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产生没有直接的影响，相反地，它还因猛烈打击“正常”行为的价值观与动机模式而对人本主义心理学产生很大的冲击[5]。 　　 但是，由于后现代主义和人本主义心理学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有某种相同性[6]，且均与美国社会危机和精神异化现象相关，他们中间一些人都是参加过反战运动，或是新左派、反主流文化派的成员[7]，加上又都受到现象学、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一定影响[8]，因此，人本主义心理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又有一些不谋而合之处[9]。 　　 2.1 抨击科学主义 　　 西方社会一方面依靠和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使整个国家得以富强，民众生活得以富裕。但另一方面，随着人类知识的空前膨胀，电脑和数据库的广泛运用，科技的高视阔步却导致了“合法性危机”，把人当做机械或动物来研究的科学主义思潮泛滥起来，从而造成现代西方社会许多人深感人生意义的失落，精神价值的丧失。面对这种现实，后现代主义针锋相对地批判科学逐渐成为“文化帝国主义”，电脑霸权使人淡漠心灵和智能的内在修养而奉行商品世界那种冷冰冰的“外在化”的符号操作[10]。美国社会学家贝尔(Bell,1919～)指出，后现代社会中人具有两种体验世界的方式：外部世界的迅速变化导致人在空间感和时间感方面的错乱；而宗教信仰的泯灭，超生希望的失落，以及关于人生有限、死后万事空的新意识铸成自我意识的危机。这样，人们就走到一个生命意义匮乏的“空白荒地的边缘”。后现代主义一再强调精神价值的重要，重视解决人生的意义问题，重建精神信仰，以便成为维持社会统一的精神支柱。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扬弃了人本主义思潮和科学主义思潮的片面性，表现出西方人本主义思潮与科学主义思潮融合的趋向。 　　 同样，人本主义心理学也旗帜鲜明地批判心理学中科学主义倾向。他们反对行为主义的机械还原论和精神分析的生物还原论，指出心理学中坚持自然主义和实验主义定向，使心理学模仿物理科学的模式，把实验法唯一化和绝对化，其结果必然导致心理学的非人化，陷入机械主义和还原论的境地[11]。因此，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开始提出心理学中科学主义取向与人本主义取向融合的问题，把实证主义方法和现象学方法统合起来，强调研究人的价值与意义、人的本性与潜能、人的自由与选择。这些主张虽然和后现代主义并非完全相同，但在抨击科学主义的危害、重视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兼容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等方面却不谋而合[7]。 　　 2.2 重建人际沟通 　　 在贝尔看来，后工业社会（美国）是不同于前工业社会（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和工业社会（西欧、俄罗斯、日本）的新型社会。其中，前工业社会的“意图”是“与自然的竞争”，它的资源来自采掘工业，它受到报酬递减律的制约，生产率低下；工业社会的“意图”是“与经过加工的自然竞争”，它以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为中心，利用能源来把自然环境改变成为技术环境；后工业社会的“意图”则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在那种社会里，以信息为基础的“智能技术”同机械技术并驾齐驱。在主客对立模式瓦解，虚无主义信念解构的情况下，一方面不断写作批判各派思想，到处宣扬自己的一套，似乎肯定了人们共识和沟通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各学派的传述(narrative)无法建立共识和对话沟通。因此，批判信息社会的沟通扭曲，探讨人类沟通可能的根基，重建人际沟通(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和人际关系(interpersonal relation)，就成了后现代文化的核心课题[12]。 　　 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沟通的根基在于人永远处于人际关系的情境(context)之中。如果人们不想陷入虚无主义的自我矛盾里，就必须由主客对立的思考模式转向“我―你关系”的模式，以人际关系为核心，实现全面沟通[13]。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认为，从沟通达到理解，不是主体对客体的简单把握，而是一种视界交融(fusion of horizon)。从解释学的观点来看，解释者有他自己的历史传统，理解对象也有其历史传统。理解不是解释者放弃自己的传统去接受理解对象的传统，也不是将自己的传统强加于理解对象，而是解释者通过两种视界传统（原有理解事物的观点和意义系统）的交融，超越自己的传统和对象的传统，达到一种新的境界。 　　 同样地，人本主义心理学也坚持从解释学的意义理解的观点和马丁?布伯的“我―你关系”模式出发，建构人际沟通和人际关系。在布伯看来，只有在相互遭遇中，即每个人在整个地与他面对的东西（人或物）相逢时，人才实现了自己的存在。因此，人就是交往(intercourse)，就是关系，就是与其相逢者的对话。布伯这一思想模式不仅被马斯洛予以充分肯定，而且在罗杰斯的来访者中心疗法、交朋友小组以及存在分析治疗实践中得到彻底的贯彻。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把协调人际交往、重建人际沟通、取得彼此共识视为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成功的关键所在[7]。 　　 2.3 实现人的个性 　　 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等人反对黑格尔关于同一性高于差异性、同一性是差异性的“真理”的思想，主张差异性高于同一性、普遍性，是同一性的根据。后现代主义反对把人变成无差别的抽象化的存在，极力推崇和展示人的千差万别的个性（或人格，personality）。据他们看来，在沟通的过程中，人们通过语言和行动发出一些信息，表达出沟通者的感受、情怀倾向、人格状态、意志动机等，这一切统称之为人的个性。 　　 同样地，人本主义心理学也非常重视人的个性和独特性的研究。他们早在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会成立的时候，就把“经验着的个人”规定为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人本主义心理学先驱奥尔波特认为，认清每一个人个性的独特性和

如果是经济法中问题，见下面分析：目前世界上对于垄断的规制主要有两种法律模式:一是结构主义规制制度，二是行为主义的规制制度。其中,结构主义以美国和日本为代表,行为主义以德、英、法等国为代表。后一种为多数。并且目前,美国和日本两国的反垄断法正悄然由结构主义模式向行为主义模式靠拢。也就是说,行为主义立法模式已成为反垄断立法的主流。结构主义和行为主义的区别在于:①是对垄断判定的侧重点不同。结构主义侧重对垄断状态的判断,即企业是否现实的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并形成对市场的支配力,造成其他企业无法与之竞争。行为主义关注的重点在于企业是否滥用市场支配力,限制其他企业的竞争。②是对垄断企业的制裁措施不同。结构主义往往采取较为严厉的解散、切割等措施,从根本上改变市场结构,恢复竞争秩序。行为主义则通常采取责令停止垄断行为和损害赔偿的方法。美国的反垄断法经历了一个结构主义向行为主义转变的过程。我国实行的是以行为主义为主,结构主义为辅的模式。我国反垄断法也不反对通过合法手段取得的优势地位。一方面,鼓励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控制力,促进国内企业做大做强,另一方面又禁止具有优势地位的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损害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四个阶段分别是：感知运动阶段、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形式运算阶段。认知发展四阶段的概说关于认知发展问题，皮亚杰认为认知发展是一种建构的过程，是在个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实现的，从而表现出按不变顺序相继出现的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有它主要的行为模式。其中，每一个阶段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他提出了认知发展理论，并将个体的认知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四个阶段分别是：感知运动阶段、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形式运算阶段。认知发展理论是著名发展心理学家让·皮亚杰所提出的，被公认为20世纪发展心理学上最权威的理论。所谓认知发展是指个体自出生后在适应环境的活动中，对事物的认知及面对问题情境时的思维方式与能力表现，随年龄增长而改变的历程。皮亚杰对认知发展研究的特殊兴趣是出于将儿童的认知发展看作是沟通生物学与认识论的桥梁，他认为通过对儿童个体认知发展的了解可以揭示整个人类认识发生的规律，从而建构起他的整个学说“发生认识论”。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的思想来源，皮亚杰认为，儿童的认知是在已有图式的基础上，通过同化、顺应和平衡等机制，不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一个建构过程。康德的认识论皮亚杰吸收康德的先验范畴理论，改造成为遗传的“图式”，康德的先验范畴论是预成论观点。而皮亚杰认为先天图式在认识发展的过程中仅处在一个起点的位置，图式主要是在儿童后天的活动中逐渐形成的。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强调内在结构的研究，反对外部现象的描述。皮亚杰力图通过儿童后天的活动探讨认知结构的发生和发展。他指出，认知结构既不是形成于物理客体之中，也不是先验的存在于主体自身中，认识的获得必需用一个将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紧密地联结起来的理论来加以说明。生物学皮亚杰研究认识的方法论取自生物学，他吸收了生物学中渐成论的观点，认为儿童智力的发展是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生物的技能和结构与认知的技能和结构之间具有“同构”关系。数学和逻辑学皮亚杰运用数理逻辑中的运算、对称、可逆等概念来研究儿童思维的发展，并用符号逻辑作探讨形式运算阶段思维过程的特点。他认为有了符号逻辑工具，就像掌握了统计学一样。对心理学的研究有重要帮助。格式塔心理学皮亚杰认同格式塔心理学的整体论思想，但也认为其探讨的认识的结构因素，是“没有发生的结构”，而行为主义只强调后天经验的积累，不考虑内部结构的因素是“没有结构的发生”。他把结构和发生结合起来，探讨在后天或从中逐渐形成的“结构”，即建构论的结构。

400多年来，在法国哲学的发展进程中，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一直是纠结在一起的两条主线。时而理性主义占主导地位，时而非理性主义占主导地位 文艺复兴时期的蒙田是法国哲学的先驱，他对于17世纪的笛卡尔和帕斯卡尔产生了双重的影响。首先，蒙田的怀疑主义影响了笛卡尔“怀疑一切”的方法论和自由的批判精神。蒙田的座右铭“我知道什么？”运用古罗马时期的皮罗主义的论据来说明，一切事物都是值得怀疑的。蒙田被人们看作是具有批判精神的自由思想家。笛卡尔对于从经验获得的知识以及以往科学知识的怀疑，对现成的知识进行批判，敢于怀疑一切，都是受到了蒙田的影响。 蒙田也影响了帕斯卡尔的非理性主义和人学。文艺复兴以来的一些人文主义者颂扬了人类的伟大、尊严和理性，而蒙田揭示了人类的渺小、可悲和信仰。这就使得帕斯卡尔在更高层次上进行综合，既让我们看到人的伟大和尊严，又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和可悲；既看到人类理性能力的作用，同时又看到理性的无能和信仰对它的超越。帕斯卡尔充分肯定了几何学的作用，并且在他的科学研究中也广泛地运用了几何学中的证明和推演方法。然而，帕斯卡尔也认为几何学的方法是有限的。在他看来，过分抬高理性或理智的作用是一种理性的独断，而以人心或内心为基础的敏感性的精神、微妙的精神及精确性的精神和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人们的一种良好洞见力。在笛卡尔和帕斯卡尔之后，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都得以确立。 18世纪是理性主义的时代。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将由上一个世纪的哲学家所确立的理性主义变成一种现实的政治原则。理性主义成为他们反对封建意识形态、勾画新社会蓝图的标尺。理性成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以往的一切都要在理性的法庭面前接受审判。 19世纪是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双峰对峙的时代。19世纪的法国哲学中雷诺维耶的新批判主义和孔德的实证主义继承了启蒙哲学的传统，而比朗、柏格森和布隆代尔这三位改变法国哲学发展方向、奠定法国现代哲学基础的哲人，则继承了非理性主义的传统。 到了20世纪，除巴什拉等人的科学哲学和结构主义哲学体现了理性主义的原则之外，萨特的存在主义是非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也属于非理性主义的一种体现。德里达、福柯、德鲁兹等人追随尼采和海德格尔，对西方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经由笛卡尔直至康德、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传统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但从总体上来看，20世纪的法国哲学是非理性主义占主导地位。 可见，400多年来，在法国哲学的发展进程中，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一直是纠结在一起的两条主线。时而理性主义占主导地位，时而非理性主义占主导地位。这种纠结的状态一直贯穿始终。“进步”与“解放”的价值重估 对于“进步”，后现代主义有一系列疑问：人类的历史是否真是在不断进步的？“进步”难道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再则，“进步”真是一件好事情吗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法国从工业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成为法国哲学讨论的重要主题。崇尚理性、自由、平等、进步的启蒙精神是现代性的突出体现。 卢梭是现代性最早的批判者。他通过把自然和文明对立起来，对资本主义的文化、社会政治制度和教育方式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卢梭意识到，科学艺术的进步和发展是与人民的幸福相矛盾的，文化和文明的发展与人的道德水准未必成正比。因为假如现实生活中的文化被以奢侈、金钱和低级趣味为主体的时尚所左右，就会完全变成一种“金钱文化”和低格调的“俗文化”。 卢梭认为，从自然状态进入到社会状态，就使人类从平等进入到不平等。人类社会每前进一步，不平等就加深一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评价卢梭这一学说时写道：“这样，卢梭就看到了不平等的产生是进步。可是这种进步包含着对抗，它同时又是退步……文明向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就向前进一步……压迫者被压迫，这就是否定的否定。”如恩格斯所说，卢梭的这部著作“可说是精彩地显示了自己的辩证的起源”。它不但是对人类只是在上帝面前才是平等的那种基督教封建学说进行思想斗争的武器；同时，它也包括了法国资产阶级的革命口号“平等、自由、博爱”。法国革命爆发以前35年，卢梭就不但已经认识到革命的必然性，而且在哲学上、在法理上证明了革命的正当性。 当然，卢梭并不是认为，在社会状态中，人就注定是不自由和不平等的。恰恰相反，卢梭把不自由、不平等的社会状态看作是不合理的社会状态。卢梭想要实现的否定之否定，是使人在一种全新的社会状态中达到一种更高级的社会的自由和平等。后来，卢梭的这一思想深深地影响了黑格尔思想的形成。 如何看待理性和进步，是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所思考的两个问题。福柯等人反对理性的总体性、理性的暴力和理性的极权主义。“进步”以及与它相联系的“解放”概念也是后现代主义要“解构”的。对于“进步”，后现代主义有一系列疑问：人类的历史是否真是在不断进步的？“进步”难道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再则，“进步”真是一件好事情吗？“进步”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呢？怎么看到“进步”所带来的人的自由的不断丧失、自然环境的不断恶化？ 对于 “解放”，后现代主义也有不同的看法。首先，后现代主义认为，“解放”是一个宏大叙事和元话语，是为后现代主义所摈弃的；其次，人的解放的过程也是逐渐取得主体地位、成为独立主体的过程，而主体的形成、建构过程，同时也是人逐渐被规训化的过程，因而最终是限制人、制约人，使人丧失自由。至此，后现代主义不仅解构了法国启蒙哲学的理性主义原则，同时还把启蒙哲学的“进步”和“解放”概念也解构了。最后，后现代主义认为，科学有可能使人走入误区，制造出灭绝人类的武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过度滥用，会导致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使地球越来越不适于人类的生存；更为严重的是，科学不能解决人的精神问题——无论是人的道德、价值、理想信念，还是人的终极关怀等，都不是科学和理性所能解决的。人文与社会的多重呈现 和其他国家的哲学相比较，法国哲学更注重对人和社会的研究。法国哲学家们不只沉湎于理智王国而缺乏情感，他们中的不少人同时又是诗人、文学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 同欧洲其他国家的哲学相比，法国近代哲学似乎有以下几个风格和特征： 第一，法国哲学一直贯穿着一种怀疑精神和崇尚理性的精神。 怀疑精神和崇尚理性的精神可以说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如果说，怀疑是否定的、批判的一面，那么，崇尚理性则是肯定的、有建树的一面。怀疑的目的就是要崇尚理性，或者说怀疑只是理性的一种手段。 从中世纪的唯名论者阿伯拉尔、文艺复兴时期的蒙田，到近代哲学的创始人笛卡尔、18世纪的贝尔、伏尔泰等人的怀疑论，这种敢向传统、权威挑战的怀疑精神，在法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甚至20世纪后半叶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也体现了怀疑精神。它怀疑被人们顶礼膜拜的理性主义和科学精神，怀疑历史进步论和启蒙精神，怀疑现代性和现代化的成果等。 第二，人和社会是法国哲学聚焦的对象。 自然和人是哲学的永恒主题。而和其他国家的哲学相比较，法国哲学更注重对人和社会的研究—— 爱尔维修注重人的灵性、强调人的精神性，把人作为一个文化的对象、教育的产物。存在主义哲学就是一种人学。而孔德直接就是近代社会学的奠基人。从涂尔干到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他们都十分注重对于现代社会的研究。这些都应该看作是法国哲学对人类社会认识的贡献。后现代主义对于后工业社会的反思和批判，对于正在大力推进现代化的我们不亚于一剂清醒剂。 第三，开放性。 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极大地吸收了英国唯物主义哲学（特别是洛克的经验论），狄德罗还极大地吸收了莱布尼兹哲学中的辩证法因素。19世纪，不仅勒努维埃的新批判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康德哲学的继承，而且阿默兰的唯心主义和黑格尔哲学有着紧密的联系。“3H”（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3M”（马克思、马克斯·韦伯、马尔库塞）和尼采都是德国哲学家，克尔凯格尔是丹麦哲学家，弗洛伊德是奥地利的心理学家，这些哲学家的思想元素都影响着20世纪法国哲学的面貌。 第四，社会参与性。 法国哲学不是书斋里的哲学，而是与现实斗争紧密相连的哲学。法国哲学家不喜欢身居斗室去进行玄学的思辨，而更加关注社会的变革和政治的斗争。他们有一种使命感和时代感，是现实革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第五，和文学有着不解之缘。 法国哲学家们不只沉湎于理智王国而缺乏情感，他们中的不少人同时又是诗人、文学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不仅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人是名垂史册的文学家、戏剧家、文艺批评家，擅长用文学来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比他们晚一些的柏格森、萨特和加缪，更是捧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法国哲学的中国传播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于法国哲学的兴趣逐渐超过了对德国哲学的兴趣。这种在学术兴趣点上的变化，和法国哲学自身的发展变化相关，也与中国哲学界学术生态的发展变化紧密相联 从近100年来法国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来看，中国人对于法国哲学的主要兴趣大致集中在以下一些方面： 笛卡尔哲学。中国人对笛卡尔哲学有着双重的兴趣：一方面是他高扬主体性的哲学和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另一方面是他的二元论哲学在物理学领域坚持了机械唯物主义、他的唯物主义对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有着重要的启发、他的心身关系学说开启了西方心灵哲学之先河。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大陆对于主体性问题、认识论问题和对于西方心灵哲学研究的加强，笛卡尔哲学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18世纪的启蒙哲学和唯物主义哲学。由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这三位启蒙思想家所提出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的重要理论来源。18世纪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人的唯物主义思想，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来源。 孔德的实证哲学。孔德的实证科学的方法论及其实证哲学的基本原则，是我们了解英美实证主义哲学的基础，对于我们理解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哲学、理解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都具有导引意义。孔德的实证社会学和涂尔干的社会学，被中国人看作是社会学的开山鼻祖。 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在20世纪初，柏格森关于生命创造进化的哲学和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一起被传进中国，为当时想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知识分子提供了生命的活力。 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之后，大学校园里曾经一度流行“萨特热”和“尼采热”。尽管萨特所强调的“存在先于本质”等一些极端个人主义和绝对自由观不尽合理，但他强调青年人要自我奋斗、自我创造，在自主选择的时候，要主动承担责任。这些观念正好契合了当时青年人乐于自我谋划、自我选择的想法，对于解放思想、焕发社会活力起到了正面的推动作用。 法国现象学思潮。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流传到法国，在法国产生了广泛和长久的影响，出现了现象学思潮。它对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和德里达、福柯等人的后现代主义都产生了影响。近十年来，随着对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研究的深入，年轻一代中国学者也对法国现象学家的研究和思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结构主义。上世纪末，中国研究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众多。进入新世纪以来，对于拉康的后弗洛伊德主义的研究，在中国学界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近几年来，对于深受阿尔都塞和拉康影响的巴丢的研究在中国也逐渐升温。 后现代主义哲学。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形成了新的研究热潮。包括德里达、福柯、利奥塔、德勒兹、鲍德里亚在内，都成为中国哲学专业博士论文的重要研究对象。这些哲学家的思想是对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西方几百年现代化进程、尤其是西方的现代性理论的一种反省和批判。他们反对技术至上，反对过分强调以人为中心，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主张不能过分强调工具理性而忽视了价值理性等。这些观点对现当代中国的发展（尤其是科学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可以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于法国哲学研究的兴趣逐渐超过了对德国哲学的兴趣。在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对于17、18世纪法国哲学、对于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研究感兴趣，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于法国哲学中的现象学思潮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研究更感兴趣。这种在学术兴趣点上的变化，与法国哲学自身的发展变化相关，也与中国哲学界学术生态的发展变化紧密相联。

索绪尔的语言思想很具有时代性，他通过对语言系统的阐释提供了一个新的把握世界的方式，这就是结构主义的方法和原则。从结构主义的观点出发，世界是由各种关系而不是事物构成的，在任何既定情境里，一种因素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事实上是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决定的。要对整体有所认识，必须由整体出发切分出要素，而这些要素是彼此联系的。索绪尔的思想是结构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结构主义的另一个来源是1912年形成于德国的完形心理学“格式塔”学派（Gestalt），这与《教程》的形成几乎是同时的。可见，索绪尔语言思想的产生是同时代的学术思想发展和个人学术思想发展的共同结果。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奠基者，也是结构主义的开创者之一。他被后人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结构主义的鼻祖。《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enerale）是索绪尔的代表性著作，集中体现了他的基本语言学思想，对二十世纪的现代语言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由于其研究视角和方法论所具有的一般性和深刻性，书中的思想成为二十世纪重要的哲学流派结构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和19世纪不同，20世纪语言学最显著的特点是共时描写占优势。索绪尔是实现这个转折的关键人物。他区分语言和言语，能指和所指；他指出组合和聚合的关系，系统和意义的关系,共时和历时的关系,这些都已成为现代语言学的基本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是现代语言学的开创者。索绪尔看到，语言作为符号系统不过是文化中例子之一（虽然是最明显的例子），此外像文字信号、礼节仪式、风俗习惯等也具有同样的性质，所以他主张建立一门“符号学”来研究这类现象。近几十年来，索绪尔所主张的符号学已经建立，他的理论在西方已经越出语言学的范围而影响到人类学、社会学等邻近学科，直接导致这些学科中的“结构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索绪尔不但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也是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创始人。

结构主义课程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布鲁纳。结构主义教学理论是以结构主义教育理论及皮亚杰结构主义心理学为理论基础。它是苏联于1957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后产生的，对当代国际教学理论及实践有重要影响的教学理论。（美）布鲁纳（J.S.Bruner），布鲁纳是一个结构主义者，他深受结构主义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影响，他的教学理论无论从思想和内容上都与皮亚杰有密切关系。是在吸取和发展皮亚杰心理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的理论不仅提出了学（教）什么、什么时候学（教）、怎样教（学）等问题，而且在结构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对这些问题做了使人比较满意的回答，提出了基础学科早期学习，掌握学科的基本结构，广泛应用发现法等主张。扩展资料：布鲁纳论教学原理布鲁纳认为，教学论是一种规范化的力量，它所关注的是怎样最好的学会人们想教的东西和促进学习，而不是描述学习。它有四个特点：它应详细的规定最有效地使人能牢固地树立学习的心理倾向的经验；它应当详细规定将大量知识组织起来的方式，从而使学习者容易掌握；它应规定呈现学习材料最有效的序列；它必须规定教学过程中贯彻奖励和惩罚的性质和步调。据此他提出了四条教学原则：动机原则；结构原则；程序原则；反馈强化原则。

《红楼梦》材料作文，这道题看起来是挺难，但把材料好好再读一遍，把试题要求仔细看一下，会发现该写的角度题目已经给你定好了：移用、化用、独创。题目已经给定了方向，那就直接照着写。移用＝照搬照抄化用＝因地制宜，拿来主义独创＝……独创这就是我国近代史的整个过程。这句话对但不全对。中国近代史符合前两部分，先照搬，后修改。但中...义无论如何不能跟材料里“脱离情境的独创”画上等号。我们的制度依然是建立在马...义的基础之上的，因此，特...义只能算第二个概念：化用。这道题的难点也在这里，一般来说，批判直接移用，赞美拿来主义式的化用，文章的辩证就结束了，第三个“独创”似乎就显得很多余。但我们其实可以把独创的内核挖深一点。要注意的是，一切高考作文的立意，都应该从材料的语境中去取，回归材料，多读几遍，大多时候能给自己一些新的灵感。材料里说，宝玉抛开了《醉翁亭记》，纯粹根据现场状况诌出一个“沁芳”，材料称之为“独创”。但细看很明显会发现，无论是“沁”还是“芳”，都属于古诗文常见“意象”，宝玉看似独创，其实也是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之上的。所以这个独创的概念就可以再延伸了：世间万物，均是先入，后出，最后自成一派，这个自成一派，看似与前人毫无瓜葛，但实际上前人的功劳藏在里面，我们依旧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做出的所谓“创新”。分析到这里，中心论点和三个分论点就出来了：中心论点可以是：学会“拿来主义”1.直接引用（照搬），可以解决部分困境。（可举文学例子，也可以举科学例子）2.辩证：但往往会水土不服，南辕北辙。所以应该“拿来主义”，因地制宜。（素材中国近代史）3.独创实际上也是一种化用，要先虚心学习，再因地制宜，最后自成一派。重申中心论点：拿来主义。（可以联系现实谈科技强国，例如芯片等关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