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_忠君爱民_思想及诗歌创作|杜甫诗歌创作历程

＊＊＊第28卷第2期

Vol．28

No．2

绥化学院学报2008年4月Apr．2008

JournalofSuihuaUniversity

杜甫“忠君爱民”思想及诗歌创作

刘东楠

（郑州大学文学院

摘

河南郑州450001）

要：杜甫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同时也是我国历史上最同情人民的诗人之一。他的思想以儒家思想

为主，说得具体些是孔孟思想，这几乎已成定论。由于杜甫所处的时代和家世的影响，儒家的忠君爱民思想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杜甫超越了这种传统思想中的消极成分，表现在诗作中则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而且充溢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崇高精神。

关键词：忠君；爱民；人民诗人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499（2008）02－0050－02

杜甫的忠君思想来源于儒家，在天子四海为家的家天下的封建社会里，人君是国家和民族的代表，他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同时又大力宣扬以忠君为核心的封建思想道德，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封建士大夫几乎无一不打上忠君的封建烙印，无一不是对人君抱有幻想，这是正常现象。而且这也并不妨碍他们成为伟大的历史人物。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忠君和

［1］（P265）

与“穷年忧黎元”便都是明显的例证。

几年的太平盛世乃是皇帝和他的几位贤臣创造的。所以他自始至终地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朝廷身上。

杜诗中第一首表现出忠君思想的诗，是天宝七载写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自谓颇廷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在使风俗淳。”但在本诗中，他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状况大发牢骚：“纨裤不饿死，儒冠多误身。”“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垂翅，蹭蹬无纵鳞。”可见他的忠君思想，一开始表现出来就带有尖锐的批判色彩。过去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不惜阉割杜甫，片面孤立的强调和鼓吹他的“一饭未尝忘君”。苏东古今诗人众矣，而子美独为首者，岂非以其流落饥坡曾说：“

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企图利用杜甫来为他们的阶级利益服务。我们应该全面的看待这一现象。首先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封建生产关系正巩固地存在着的时代。皇帝还不可能成为非根本否定的对象。统治阶级的思想总是占统治地位的，因此忠君也就成为封建社会的一种普遍共识。其次，我们应该把杜甫的忠君和一般人的忠君区别开来。因为尽管在坚决拥护皇帝这一根本点上，杜甫和他们并无不同，但在目的和作法上却有区别。与其说他是“一饭未尝忘君”，不如说是“一饭未尝忘致君”。什么是“致君”？就是干涉皇帝的暴行，使其成为一个明君。他反对开边，反对宦官专权，反对残暴的兵役和赋税。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正确的评价他的“一饭未尝忘君”。他是因为胡人发动背叛唐王朝的军事政变而陷入流落饥寒境地。处于这种困迫之中而一饭未尝忘君的杜甫，其憎恨叛乱，不仅是厌恶战争给社会造成巨大破坏，给人民带来无尽的灾难，还因为安史之乱带有民族矛盾斗争的色彩，标志着分裂与

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青冥却爱国爱民总是交织在一起的。比如杜甫诗中的“白夕思朝廷”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

杜甫忠君思想的形成，还受其所处时代和家族环境的影响。他处于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时代，前一期的繁荣局面加强了他对封建君主和封建朝廷的信赖观念。他出生于一个有着小官僚传统和文学传统的小地主家庭，所以他一方面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一方面又有“少小多

［1］（P2228）

的话。所谓贫穷自然是对大官僚地主而病，贫穷好学”

言。从当时的阶级关系来说，杜甫属于中间阶层，从政治阵营来说乃是一个新兴的力量，并不是一个彻头彻尾和人民绝缘的反动阶级。一方面他们拥护皇帝，另一方面却也要求皇帝能够成为一个好皇帝；一方面他们拥护封建剥削制度，拥护官僚政治制度，另一方面也反对过分的剥削，反对贪官污吏；一方面他们也想爬上政治舞台，成为一个人民的统治者，但另一方面由于物质生活条件比较接近人民，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大地主的压迫。因而对人民也有一定程度上的同情。杜甫正是这一中间阶层的典型代表人物。这种两面性有时同时出现在他的一首诗中，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一方面他热爱人民，所谓“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另一方面他又拥戴皇帝，所谓“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他的阶级意识表明他还不可能完全正确地认识到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在他看来，那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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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7－12－10

［作者简介］刘东楠，郑州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2005级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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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的搏斗。他在战争中流落饥寒而不忘其君，显然其意义不只是表明诗人仅惦记着作为君王的具体个人，“君”更多地指代着国家，民族以及统一事业的胜利。这里的“不忘君”，“忠君”，“爱君”，包含的都不只是诗人与皇帝的个人感情，而是具有对国家命脉的深重忧思。因为这种忧惧太迫近，太深刻了，乃至于置个人的穷愁流落于不顾，一饭之倾不敢忘。从这个意义上去看杜甫之忠君爱民，二者始终是浑然一体的。当时的皇帝即是国家的代表和象征。杜诗中有许多充满报国热情江上》中“时危思报主，衰的诗句，常常羼有忠君的意味，例如《

谢不能休！”又如《岁暮》中“天地日流血，朝廷谁请缨！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喻汝砺云：“杜少陵歌诗一千四百余篇，考

［2］

李壁曰：“早日皋夔许其志致，未尝不忘君父而斯民是忧。”

一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已经成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联更是千古绝唱，与前面所写剥削者豪奢荒淫的生活恰成鲜明对比，大大深化了主题。我们不难看出，杜甫所讽刺的不仅只是个别的朱门，富家和高马达官，而是整个剥削阶级，整个封建社会。他显示给我们的不仅是两个苦乐不同的阶级的生活现象，而是产生这种苦乐不均现象的根源即阶级矛盾。他从被剥削者的立场，用被剥削者的眼光，指出了谁是人民的血泪债主，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剥削阶级的寄生性和残忍性。诗人由己及人，联想到天下所有的饥寒交迫的失业徒，为他们的不幸命运而“忧端齐终南”，这正是忧黎元的具体表现，也正是杜诗高度思想性和人民性的具体表现。

杜甫在诗歌中描写劳动人民的痛苦时，并不是采取旁观限的关切来描写的。这使得他的一些反映人民生活的诗，就好像从他的肺腑中流出一般，不仅有高度的思想性，而且渗透着深厚的感情。比如《岁宴行》中“去年米贵阙军食，今年米贱大伤农。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轴茅茨空”。“去年”两句的侧重点是后句，诗人在年关将近，想到这一年的米贱，伤害了人民的利益。由此可见，杜甫无时无刻不想到人民群众，表现在诗歌创作中就是作品的人民性。本诗即是一例。“高马”两句进一步把统治者和劳动人民进行鲜明对比，一方面穷奢极欲，以致厌酒肉，另一方面，此辈即劳动者，生产的工具，栖身的住房都不能保证。多么鲜明的对比，诗人的爱憎溢于言表，其伟大人格也就自然体现出来。

此外，杜诗不但一般地反映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意志，而且极其深刻大胆地说出了人民心坎上的话。可以《又呈吴郎》为例，“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那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这是何等深刻！何等体贴！他不仅写出了这个寡妇扑枣的行为和恐惧心理，而且指出这一行为的根源是由于困穷，并进一步追究困穷的来历乃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征求。此诗写得极为委婉而富有人情味，可以从中看出杜甫待人的真诚和对贫苦百姓的深厚同情心。杜甫对劳动人民品质的歌颂表现得最突出的是《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一诗。此诗记述作者被老农殷勤劝饮的故事，以热情的笔墨赞美了劳动人民朴厚，真诚，真率的品格。尽管这位田父也称杜甫一声“拾遗”：“今年大作社，拾遗能住否？”但实际上却满不在乎，非常民主，他大声大气地“叫妇开大瓶”，“高声索果栗”，为了不让客人走，竟“欲起时被肘”，然而尽管主人是那样的“指挥过无礼”，我们的诗人却是“未觉村野丑”，他完全陶醉在这位田父的精神世界之中了。这首诗的题目是《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但真正写到“美严中丞”的只有几句，重点在记述遭田父泥饮之事。杜甫当时住在成都草堂，与四邻农民的感情相当

［1］（P806）

融洽。所谓“田父要皆去，邻家问不违”等就是明证。这也

致身，最怜一饭不忘君。飘零岂意穷山里，月断长安隔戍云。”者的态度，也不仅仅是一种打抱不平，而是感同身受地怀着无

［3］（P578）

均把诗人之不忘君与忧民忧国，把其飘零饥寒与叛乱战杜甫的忠君归根到底是为了爱民。他把一切希望都寄托

祸联系在一起。

在封建君主身上，希望君主励精图治，为人民造福。所以他的忠君，并不是消极的无条件的，唯王命是听的，而是有所斗争的。这就使得杜甫在他这一落后的封建忠君思想中，具备了有利于国家人民的内容，有时还敢于把讽刺的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忠君爱民思想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高尚人格，武装了杜甫，使他能够同情人民疾苦，反映人民生活，敢于向丑恶残酷的现实作斗争，敢于斥责剥削者和侵略者，从而使他的作品具有无比鲜明的人民性和爱国精神，使他成为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人民诗人。

杜甫一生写过大量忧国忧民的诗篇，利用他的诗笔画出了一系列的广大人民的生活图画。首先表现在作品中广泛地，“三反映了人民受压迫和受剥削的痛苦生活。例如《兵车行》吏”、“三别”，几乎每一篇诗就是一出悲剧。从这些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民被压迫，被屠杀的惨状。安史之乱以前，唐帝国就已经实行强迫征兵，如《兵车行》中“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新安吏》中“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垂老别》中“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可见行将就木的老头子也不能幸免。最惨的是《石壕吏》中“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这些惨绝人寰的情况都是正史所没有的。正是由于当时这种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使人民过着血泪的生活，同时也使杜甫的诗饱含了人民的血泪。

杜甫热爱人民的思想，使得他在当时阶级矛盾尖锐的现实中，不仅能看到社会上存在着两个不同的阶级，而且能看出这两个阶级的矛盾关系。所以他不是孤立地同情人民的痛苦，也不是孤立地讽刺剥削阶级的罪恶，而是如实地把两者结合起来，这样在客观上也就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本质。他经常把两个不同阶级的生活样式集中在上下两句诗里，用面对面地尖锐地对比手法来显示其间的对立性。最典型的例子正是那千古传诵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是《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中的诗句。全诗作于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史之乱前夕。诗中陈述“素怀济世”之志，却不得施展，虽艰难困苦却又不愿改其初衷，深刻地揭露了当时君臣的腐化堕落，对社会上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以及动乱的苗头发出了沉重的忧虑。全诗以“穷年忧黎元”为思想主线，标志着诗人忧国忧民

是杜甫诗歌中深刻人民性的具体表现。

参考文献：

［1］仇兆鳌．杜诗详注［M］．中华书局，1979［2］成都文类（卷42）［M］．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3］永乐大典（卷三）［C］．中华书局，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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