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诗人

曹植 是最杰出的代表，代表作《白马篇》，《洛神赋》，《七步诗》

　　曹植-建安时期最杰出的代表诗人,《诗品》称曹植为“建安之杰”,谢灵运更欣赏曹植的才气:“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 　　前期代表作：《送应氏》、《白马篇》等 　　后期代表作：赠白马王彪》、《杂诗》等 　　还有不得不提的《洛神赋》 　　洛神赋 曹植 　　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其辞曰： 　　余从京域,言归东藩,背伊阙,越轘辕,经通谷,陵景山.日既西倾,车殆马烦.尔乃税驾乎蘅皋,秣驷乎芝田,容与乎阳林,流眄乎洛川.于是精移神骇,忽焉思散,俯则末察,仰以殊观.睹一丽人,于岩之畔.乃援御者而告之曰：“尔有觌于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艳也!”御者对曰：“臣闻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则君王所见,无乃是乎?其状若何,臣愿闻之.”余告之曰： 　　“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秾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瑰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奇服旷世,骨象应图.披罗衣之璀粲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微幽兰之芳蔼兮,步踟蹰于山隅.于是忽焉纵体,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荫桂旗.攘皓腕于神浒兮,采湍濑之玄芝. 　　余情悦其淑美兮,心振荡而不怡,无良媒以接欢兮,托微波而通辞.愿诚素之先达兮,解玉佩以要之.嗟佳人之信修兮,羌习礼而明诗,抗琼珶以和予兮,指潜渊而为期.执眷眷之款实兮,惧斯灵之我欺,感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于是洛灵感焉,徙倚彷徨,神光离合,乍阴乍阳.竦轻躯以鹤立,若将飞而未翔,践椒涂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超长吟以永慕兮,声哀厉而弥长.尔乃众灵杂遢,命俦啸侣,或戏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从南湘之二妃,携汉滨之游女,叹匏瓜之无匹兮,咏牵牛之独处.扬轻袿之猗靡兮,翳修袖以延伫.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动无常则,若危若安,进止难期,若往若还.转眄流精,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娜,令我忘餐.于是屏翳收风,川后静波,冯夷鸣鼓,女娲清歌.腾文鱼以警乘,鸣玉鸾以偕逝,六龙俨其齐首,载云车之容裔.鲸鲵踊而夹毂,水禽翔而为卫.于是越北沚,过南冈,纡素领,回清阳,动朱唇以徐言,陈交接之大纲.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无微情以效爱兮,献江南之明珰.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怅神宵而蔽光. 　　于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遗情想像,顾望怀愁.冀灵体之复形,御轻舟而上溯.浮长川而忘反,思绵绵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沾繁霜而至曙.命仆夫而就驾,吾将归乎东路,揽騑辔以抗策,怅盘桓而不能去.

（1）现实主义派流。现实主义流派的成员，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中那些现实主义诗篇的无名作者。之后，就是创作汉、魏乐府中现实主义作品的无名作者。而南北朝的陶渊明，唐代的杜甫、白居易，宋代的陆游，则可视为不同历史时期的领袖人物。此外，如东汉的蔡谈、王粟、陈琳，中唐的元结、柳宗元、元模、张籍、王建、李绅，晚唐的皮日休、聂夷中，北宋的梅尧臣、王安石，南宋的范成大、杨万里，金代的元好问，元代的王冕，明代的高启。于谦，清代的顾炎武、吴伟业等，都是有一定代表性的现实主义诗人。这一流派的共同特点是：能够真实而形象地、广泛而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有着具体生动的细节描写；有着在深刻认识基础上的高度概括；较多地运用朴实的语言和白描的手法。（2）浪漫主义流派。浪漫主义流派的成员，最早也可以追溯到《诗经》中那些浪漫主义诗篇的无名作者。之后，便是我国的第一个大诗人屈原，他早在战国时代就把浪漫主义诗歌创作推上了一个高峰。在魏晋南北朝，先后出现了曹植、左思、郭珍、鲍照等浪漫主义诗人。唐代的李白，可称浪漫主义大师，他继屈原之后，又掀起了一个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高峰。除他之外，唐代还有王之涣、王昌龄、岑参、李贺等优秀的浪漫主义诗人。宋代词坛上的苏拭和辛弃疾，是浪漫主义词家的杰出代表。清代的龚自珍，是古代最后一个有一定影响的浪漫主义诗人。这一流派的共同特点是：洋溢着追求理想的进取精神；具有乐观向上的豪迈气概；能以丰富的想象构成美妙的虚幻境界；常使用大胆的夸张和奇特的比拟；充斥着绚丽奇妙的语言。有一定影响的诗派：（1）屈宋。指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屈原和宋玉。他们都是“骚体”的创始者和代表作家。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诗人，有关他的作品前文已有介绍，这里不再赘述。宋玉写有《九辩》《风赋》等。他们的诗篇在艺术形式上有不少相似之处，如多用楚国方言，多依楚国音律，大都具有奔放而华美的风格。刘栅在《文心雕龙》中高度评价说：“屈宋逸步，莫之能追”。不过，屈宋虽并称，也有共同之处，但成就的大小却不能相提并论。（2）三曹。指的是汉魏期间的曹操和他的儿子曹丕、曹植。曹操的诗多取材于****的现实，名篇有《茬露行》、《蒿里行》、《苦寒行》人短歌行》人龟虽寿》人观沧海》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以质朴的形式披露作者的胸襟，“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形成了独特风格。曹丕的诗多描写男女爱情和游子思归，格调细腻委婉，语言浅显清丽，其中以七言诗《燕歌行》最为出色。曹植的诗充满追求和反抗，富有气势和力量，形成了“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特色。三曹，因他们的政治地位和文学成就，成了当时文坛的领袖。不过，其中成就较多的是曹操和曹植，所谓的“建安风骨”，主要是通过他们的诗篇体现的。（3）建安七子。“七子”之称出于曹丕的《典论·论文》，指的是孔融、陈琳、王桨、徐斡、阮璃、应踢和刘侦。其中，除孔融是曹操的政敌，后为曹操所杀外，其余六人都与三曹关系密切。他们的作品反映了社会的****，体现了进取的精神。王集是“七子之冠冕”，艺术上比较成熟，名篇有《七哀诗》人登楼赋》。（4）竹林七贤。是指魏晋间的稽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魏氏春秋》载：此七人“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他们的诗歌以阮籍的《咏怀》和稽康的《幽愤诗》较有名，体现了对当时黑暗现实的不满。（5）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三张是指西晋诗人张载和其弟张协、张亢；二陆是指西晋文学家陆机和其弟陆云；两潘是指西晋文学家潘岳、潘尼；一左是指西晋诗人左思。他们的诗歌偏重技巧，讲究词藻，被称为“太康体”。钟蝶的《诗品》中，有“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之说，表明了他们当时的影响。其中，左思的成就较高，名篇是《咏史》八首。（6）颜谢。是指南朝宋元嘉年间的诗人颜延之与谢灵运。他们的诗歌，多描写自然景物，注重词藻雕饰，被称为“元嘉体”。其中，谢灵运的成就较高，开创了“山水诗派”。他的《登池上楼》、《岁暮》、《人彭蠢湖日》等篇章，都有着千古传诵的佳句。（7）竟陵八友。是指南朝齐代竟陵王肖子良门下的八个文学家：肖衍、沈约、谢恍、王融。肖课、范云、任时、陆捶。他们写诗注重声律，形成了“永明体”，其中，沈约、谢恍成就较高。是“新体诗”的代表作家。（8）宫体诗派。是指南朝梁简文帝肖纲为首的一个诗派。《梁书·简文帝本纪》载：肖纲“雅好题诗。……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日宫体”。宫体派的诗歌，多表现闺情，内容淫靡，形式绔丽。（9）初唐四杰。是指唐代初年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的诗歌，开始改变齐、梁的缔靡风气，题材比较广泛，初具雄伟气势。杜甫在《戏为六绝句》第二首中写道：“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晒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斥责了那些“轻薄为文”却耻笑：，四；杰”的人，肯定了“四杰”在诗歌上的成就。（10）王孟。是指盛唐诗人王维和盂浩然。他们都多用五言诗描写自然景物，又都具有新颖清幽，生动形象的特色。人们把王、孟和储光羡、裴迪等人合称为“田园诗派”。（11）高岑。是指盛唐诗人高适和岑参。他们都以写边塞诗见长，又有着相近的艺术风格。名篇有高适的《燕歌行》、岑参的《白雪歌》、《走马川行》等。人们把高岑和王昌龄、李颀等人合称为“边塞诗派”。（12）李杜。是指盛唐诗人李白和杜甫。他们并称，不是由于风格相同，而是因为各自的成就可以相提并论。关于他们的作品及成就前文已作专门介绍。（13）韦刘。是指唐代中期的诗人韦应物和刘长卿。他们的诗多描写山水田园，被看作“山水诗派”。（14）大历十才子。是指唐代大历年间的十大诗人。据《新唐书·文艺，卢纶传》载：“纶与吉中孚、韩棚、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津、夏侯审、李端，皆能诗，齐名，号大历十才子。”他书所载，十人姓名略有出入。他们都依附权贵，诗作多为饮宴点缀和送别应酬。但也有一些较好的诗，如卢纶的《塞下曲》等。（15）韩孟。是指唐代中期的诗人韩愈和孟郊。他们的诗虽风格不一，但都在形式上刻意求奇，形成一种险怪的诗风。他们还主张以文为诗，议论人诗，使诗有散文化的倾向。不过，他们在扭转大历以来的平庸文风上起了一作用，也写出一些好诗。与韩、孟风格相近的，还有贾岛、卢纶等。（16）新乐府诗派。是指唐代中期由诗人白居易、元滇发起的“新乐府运动”的参国者，主要有张籍、王建、李绅、唐衙、刘猛、李余等。有关“新乐府运动”前文已有专门介绍。（17）小李杜。是指唐未的诗人李商隐和杜牧。他们的诗与李杜无共同之外，故称其为“小李杜”以示区别。他们的诗多运用借古喻今的手法，特色十分鲜明。名篇有：李商隐的《无题》诗，杜牧的《江南春》、《赤壁》、《泊秦淮》、《山行》等。（18）西昆体诗集。是北宋初期的一个形式主义诗派，主要成员有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他们刻意从形式上模拟李商隐，追求词藻，堆砌典故。他们曾相互唱和，编成《西昆酬唱集》，故名。（19）三苏。是指北宋文学家苏询和其子苏轼、苏辙。询称老苏，轼称大苏，辙称小苏，他们在诗歌上都有一定成就。其中以苏轼为最。（20）江西诗派。是由北宋诗人黄庭坚创立的一个形式主义诗派，因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而得名。《江西诗社宗派图》列出了这一诗派黄庭坚、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刍等二十五个成员。他们写诗，强调字字有出处，并讲究“夺胎换骨，点铁成金”，造成模仿、抄袭，影响很坏。（21）江湖诗派。是南宋未年一个诗派，由陈起刊行的《江湖集》而得名。《江湖集》等诗集收入了一百零九人的诗，其中以戴复古、刘克庄、刘过的诗较好。这些诗人大多在政治上没有地位，浪迹江湖，各人作品的风格和成就并不一致。（22）前七子和后七子。是时代的复古主义文学流派。“前七子”指明代弘治。正德年问的李梦阳、何景明、徐侦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后七子”指明代嘉靖年间的李攀龙、王世贞、谢棒、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前七子”首先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主张摹拟。，‘后七子”步其后尘，气势更盛，从而，掀起一股拟古的风气，虽起了反对形式主义文风的作用，但也产生了不良影响。（23）公安派。是明代万历年间的一个文学流派。以并称“三袁”的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为首，因他们是公安（今湖北省公安县）人氏而得名。他们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风气，主张文学要抒写，“性灵”，充分表现个性，突破清规戒律，有一定积极作用。但他们的作品多局限于自然景色和日常琐事，社会意义不大。（24）竟陵派。也是明代万历年间的一个文学流派。以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为首，故名。他们的基本主张与公安派相同，但又认为公安派作品有浮浅之弊，企图用幽深、孤峭的风格加以矫正，结果反而流于艰涩、怪僻。（25）几社。是明末的一个文学组织。主要成员有陈子龙、夏戏彝、徐革远、何刚等人。他们的文学主张受前后七子的影响，作品有揭露时弊的特色。其中，陈子龙的诗成就较高，有“明诗殿军”之誉。（26）神韵说诗派。清代康熙年间，王士侦吸取唐人司空图和宋人严羽的理论，提出“神韵说”，强调“兴会神到”，追求“得意忘言”，讲究“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羚羊挂角，元迹可求”，并以王维、孟浩然的诗为样板。这种理论导致诗歌创作一味追求迷离、超脱的境界，多表现封建士大夫的闲情逸致和生活琐事。不过，神韵说注重对诗歌意境的探索，也有可取之处。（27）格调说诗派。清代乾隆年间，沈德潜继前后七子之后，再次提出“格调说”，强调“温柔敦厚”，“讲求格律”，起了束缚诗歌创作的消极作用。这一派诗人虽也主张“言之有物”，但其内容主要是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利益。（28）性灵说诗派。清代乾隆年间，袁枚吸取明代“三袁”的理论，提出与格调说相对立的‘“性灵说”。主张作品应直抒性情，辞贵自然，有所独创，认为诗“有工拙而无今古”。这在当时是比较进步的，加上这一诗派的袁枚、赵翼等写了一些较好的诗，所以实际影响比同时代的“格调说”稍大。但他们的诗多抒发封建士大夫的闲情逸致，没有多少社会意义。嘿嘿、、网上找来的资料、、代表诗人什么的都有、、话说、、好多流派我听都没听过。。

建安诗人代表曹植（一九二至二三一） 一 曹植的文学创作生活，如果从他十九岁（二二）做《铜雀台赋》算起，共有二十二年，其初十年正当汉献帝建安时代的后半，所以他也是“建安诗人”之。 建安时代是怎样的时代呢？ 这时代正当大规模农民起义冲破了旧社会的秩序之后，帝王的权威垮了，地方官吏与豪右各各招兵买马，乘机扩张势力，成了军人割据，“群雄”逐鹿的局面。“群雄”之中有的属于强宗世族，如袁绍；有的是寒门小族出身，如曹操。他们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的两个社会阶层。在东汉末叶，后个阶层已经走上政治舞台，成为新兴势力，和前个阶层发生矛盾。黄巾起义的时候，这两个阶层暂时团结起来镇压农民，后来重又展开斗争。在曹操挟天子令诸侯，控制政权以后，新兴阶层取得时的大胜利。曹操在政治、经济各方面的设施，都不顾东汉以来的传统，决心压抑世族。他的用人标准是“唯才是举”，取消了家世门第的限制。他的屯田制度是没收抛荒的土地改为公田，其中包括流亡大地主的土地。这些新政和人民的愿望是有符合之处的。曹操深知道如要巩固他的政权，必须抚辑流亡，恢复生产。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得相当照顾人民的要求，所以他的口号是“爱民”，他的政策是减轻剥削，限制豪强兼并，使丧乱时代饱经忧患的人民舒口气。因为曹操能执行这些向人民让步的政策，终于战胜袁绍等旧势力的武装，建立新兴阶层的统治。 君主失权和大地主失势也就是旧统治势力垮台，因而旧统治阶层所提倡的儒学也失掉拘束人心的力量，所以这时代又是思想得到定程度的解放，个性得到发展的时代，从当时的抒情诗歌就可以见出。新兴阶层的知识分子早就放弃了经术，他们除治国用兵之学以外，特别重视文学，他们发展了文学。 作家解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是这时代文学发展的个因素，但更重要的因素却是从民间文学吸取了滋养。这时的新兴阶层的文人熟悉西汉以来逐渐丰富起来的乐府民歌，通过这些乐府民歌领略到民间文学的优美。因而他们自己的作品，无论内容和形式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建安文学的中心在邺下。曹氏父子是重视文学的，当时邺下成为新兴阶层文人荟萃的地方，在曹氏领导之下形成个集团。这个集团所产生的文学有其共同的特征，显出相当的进步性。曹植是这个集团的代表人物，从他的作品就可以见出那时代的文学特征和进步性。 二 曹植生在大动荡时代，他自己说是“生于乱，长于军”。但在他能懂事的年纪，中原已经大略安定（曹操消灭他的最大敌人袁绍，开始取得邺城做根据地的那年，曹植正十三岁）。他在有文学气氛的家庭里受教养，十岁时已经能诵读诗论辞赋数十万言。十九岁做《铜雀台赋》，开始显露他的文学才能。次年受封平原侯。同年跟随曹操西征马超，路过洛阳，做了篇《洛阳赋》（仅存四句）。又有两首五言诗送他的朋友，诗人应玚，在第首里描写了残破的洛阳，是他为时代的灾难所留影像之。 步登北芒阪，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生亲，气结不能言。 可以和这首对照着看的是《名都篇》，以繁盛时期的洛阳为背景，暴露都市里贵游子弟的腐化生活，也是有现实性的作品。至于他个人青年时期的生活却须从《公宴》、《斗鸡》、《侍太子座》等篇去看，这些是所谓“怜风月，狎池苑”的诗，是他在邺城度过的安逸生活的留影，也是邺下诗人集团生活的留影。大约在建安十六年到二十二年之间，曹植和他的哥哥曹丕以及班幕僚兼朋友，王粲、徐干、应玚、刘桢、陈琳、阮瑀等人常常聚会，“出则连舆，止则接席……酒酣耳热，仰而赋诗”（曹丕《与吴质书》）。他们互相赠答，或题分咏。这种情形是以往作家所少有的。 他们最常用的文学形式是五言诗。这是从乐府歌谣发展出来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到汉末三国才开始普遍起来，尤其是邺下诗人大量采用，曹植用的更多。比起四言诗来，五言是较进步的形式。表现这时代新的文学内容，正需要新的文学体裁。他们对于文学语言也有新的要求，深奥典雅和过于质朴的语言都不能满足这时代的作家了。 正因为五言诗是从民间来的通俗体，当时诗人写五言诗所用的语言比四言诗通俗得多。曹操、曹丕、王粲都是这样，曹植也是这样。不过有些作家，尤其是曹植的诗在语言上的加工是相当多的。他把通俗的语言再加提炼。原来这时的诗多少受到辞赋的影响。曹丕《典论·论文》说“诗赋欲丽”，正是当时的标准，曹植最能符合这个标准。不过辞赋对于这时五言诗的影响，比之于乐府的影响，那是微小得多的，前者只影响声律、对仗、词藻，影响的程度也并不很深，而后者却影响诗的精神。因此曹植的诗确如黄侃《诗品义疏》所说“文采缤纷而不离闾里歌谣之质”。我们可以举他的《美女篇》来说明： 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顾盼遗光采，长啸气若兰。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借问女何居，乃在城南端。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容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媒氏何所营？玉帛不时安。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 这篇被人认为建安“修词之章”的代表，如拿来和汉乐府《陌上桑》、《羽林郎》比较，词句更加精炼，但风调气息还是很相近的。所不同者，《陌上桑》、《羽林郎》是叙事诗，《美女篇》却该算作抒情诗。作者显然不是以描写美女为目的而是在自抒胸臆。乐府本以叙事为主，建安文人的乐府诗也叙事，但更多的是个人抒情，这在曹植尤为显著，更清楚的例子是后来的《吁嗟行》、《薤霹行》等篇。乐府诗用于个人抒情，实质上和般的徒诗已经没有分别了。这是乐府诗的大变化。 建安时代的抒情诗有个特征，就是《文心雕龙》所说的“慷慨以任气”。“慷慨”是这时新兴阶层文人普遍的感情。曹植说他自己“雅好慷慨”，在他的诗里也常见“慷慨”这两个字。慷慨方面是社会不平所引起的悲愤，另方面是立事立功的壮怀。曹操的《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无，念之断人肠”是慷慨；《碣石篇》“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也是慷慨。曹植有篇《泰山梁甫行》： 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剧哉边海民，寄身于草野。妻子像禽兽，行止依险阻。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 这诗和上引送应氏诗同为“忧生之嗟”，也是慷慨之音，表现同情疾苦的人道主义，正是建安诗的最可注意的特征。这首诗和王粲著名的“灞岸之篇”以及曹操、陈琳、阮瑀的些叙事乐府有共同的精神，都是注目社会，反映现实。这种精神是从汉乐府脉相承的。 曹植说：“烈士多悲心，小人偷自闲。”（《杂诗》）又说：“泛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鰕u4c47篇》）认为烈士和壮士有种慷慨之情为流俗所不能理会。烈士壮士的忧悲不全是关系个人的，上述从人道主义出发的是种，从爱国主义出发的是又种。曹植的《杂诗》说：“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又说：“国仇亮不塞，甘心思丧元。”《白马篇》说：“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都是爱国的慷慨之言。他的《薤露行》说： 天地无终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世间，忽若风吹尘。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鳞介尊神龙，走兽宗麒麟。虫兽犹知德，何况于士人！孔氏删诗书，王业粲已分。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 这种恐惧生命短促，恐惧没世无闻，追求不朽，亟亟于乘时立业的思想，建安诗人大都有之。这正是新兴阶层文人积极向上的精神，正是他们不同于过去寄生阶级倡优式文人的地方。不过其结合爱国忧民的感情或多或少，不尽相同。如陈琳诗：“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游览》二首之）还是个人的荣名之想。至于曹操的“不感年往，忧时不治”（《秋胡行》）就和孔融样，是“负其高气，志在靖乱”了。（语见《后汉书·孔融传》。）曹植所谓“戮力上国，流惠下民”（《与杨修书》）也正是同样的怀抱。正因为如此，我们读他的“慷慨独不群”云云只感到“高气”，而不会将它和狂生的大言等视。 曹植的“慷慨”是积极的，焕发的精神，构成其诗文的“骨气”。后人所推重的“建安风骨”也就是指这种精神。锺嵘《诗品》说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文”就是词采，“质”就是骨气。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所谓“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是建安诗的特征，这种特征表现在曹植的诗里尤其明显。 三 曹植的实际政治才能，未经考验，不晓得究竟怎样。但曹操认为曹植在他的诸儿之中“最可定大事”，所以曾考虑立为太子。后来因为他失掉父亲的宠爱和信任，受任大事的机会也就没有了。二三零年曹丕受汉禅让，做了大魏皇帝，对向被他猜忌的曹植就开始迫害。首先是剪除曹植的羽翼，杀掉向拥护曹植的丁仪和丁廙。当时曹植自己也是俎上之肉，当然无法救他的朋友，但希望有别人来援手。这种心情表现在《野田黄雀行》：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见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这样“风波”喻险恶，“利剑”喻权力。“雀”喻被难的朋友，“少年”喻假想的有力来援救的人。当时作者自己也正似罗网里的黄雀，虽然保全性命，自由却丝毫没有。被遣就国之后，监国使者天天在旁找他的错儿，随时可以得罪。他的《离缴雁赋》所谓“挂微躯之轻翼，忽颓落而离群”，《鹦鹉赋》“常戢心以怀惧，虽处安其若危”，都是比况自己的处境和心情。黄初二年（曹丕即位第二年），监国使者果然控告他“饮酒悖慢，胁劫使者”。曹丕给他贬爵的处分。他的《乐府歌》：“胶漆至坚，浸之则离。皎皎素丝，随染色移。君不我弃，谗人所为。”表示对于监国使者的怨愤。《当墙欲高行》说得更痛切： 龙欲升天须浮云，人之仕进待中人。众口可以铄金，谗言三至，慈母不亲。愦愦俗间，不辨伪真。愿欲披心自说陈，君门以九重，道远河无津。 黄初四年，曹植和任城王曹彰、白马王曹彪同入朝，曹彰到洛阳后不明不白地死了。曹彪回国，曹植希望和他同路东归（这时他的封地是雍丘），但监国使者不给他这个自由。他十分愤慨，写了有名的《赠白马王彪诗》七章。第三章“鸱枭鸣衡轭，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等句痛骂监国，最为愤激。 第五章“奈何念同生，往形不归……存者忽复过，亡殁身自衰。人生处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间，景响不能追。自顾非金石，咄唶令心悲”等句，从曹彰的暴死想到自己朝不保夕，又悲又怕，最为深痛，而第六章更能感人： 心悲动我神，弃置莫复陈！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何必同衾帱，然后展殷勤？忧思成疾疢，无乃儿女仁？仓猝骨肉情，能不怀苦辛！ 这章前面的话全是宽慰曹彪，嘱他不要悲伤，末后忽然又说要想不悲伤是办不到的。好像劝人停止啼哭，话还没说完自己倒哇的声哭出来了，全是真情实感的自然表现。另有首失题诗，写别离的伤感和畏祸的心情，大约也是这时所作： 双鹤俱远游，相失东海旁。雄飞窜北朔，雌惊赴南湘。弃我交颈欢，离别各异方。不惜万里道，但恐天网张。 曹丕死后曹睿继位，曹植的生活并未改善。他这时所感的痛苦，是再三改封，居处不定；二是兄弟隔绝，不许交通；三是土地贫瘠，衣食不继；四是闲居坐废，功业无望。《迁都赋序》说：“余初封平原，转出临淄，中命鄄城，遂徙雍丘，改邑浚仪，而末适于东阿。号则六易，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因为几次改邑徙都，所以有漂泊之感，表现在《吁嗟篇》： 吁嗟此转蓬，居世何独然！长去本根逝，夙夜无休闲。东西经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风起，吹我入云间。自谓终天路，忽焉下沉渊。惊飚接我出，故归彼中田！当南而更北，谓东而反西。宕宕当何依，忽亡而复存。飘摇周八泽，连翩历五山。流转无恒处，谁知吾苦艰？愿为中林草，秋随野火燔，糜灭岂不痛？愿与根荄连。 这诗用转蓬自喻。其中“宕宕何依”、“飘摇”、“流转”的感觉还不是最痛苦的，更深的悲感是“长去本根”。原来明帝不许诸王入朝，曹植苦于“婚媾不通，兄弟永绝……恩纪之违甚于路人，隔阂之异殊于吴越”（《求通亲亲表》），骨肉之间生离等于死别，所以本篇末四句说得那么沉痛。 文帝和明帝对待诸侯都极其苛薄，对曹植更甚。曹植自述贫困的情形又见于《转封东阿王谢表》：“桑田无业，左右贫穷，食裁糊口，形有 *** 。”他的部曲既少，又多老弱，许多是“卧在床席，非糜不食，眼不能睹，气息裁属”的（《谏取诸国士息表》），当然不能有什么生产。不过比贫穷更难忍受的是生活的孤寂。《闲居赋》说：“何吾人之介特，去朋匹而无俦。出靡时以娱志，入无乐以消忧。”可见其“块然独处”的烦闷。《白鹤赋》“伤本规之违忤，怅离群而独处，恒窜伏以穷栖，独哀鸣而戢羽”也正是自喻。他尤其不能甘心的是长此废弃，使建功立业的希望永远断绝。但他还想竭力争取，太和二年上书给明帝，要求让他“乘危蹈险，骋舟奋骊，突刃触锋”，身先士卒，宁愿“身分蜀境，首悬吴阙”，而不愿“禽息鸟视，终于白首”，作“圈牢之养物”。但明帝也是疑忌他的，终不肯把他放出圈牢。 明帝的疑忌也不为无因。太和二年明帝幸长安的时候，洛阳竟发生谣言说皇帝死在长安，从驾群臣迎立曹植。（《三国志》注引《魏略》）足见曹植在当时臣民的心目中还大有威望，这对于曹植是不利的。他自己当然也知道这种关系，所以有篇《怨诗行》，以周公自比，以周成王比明帝，感叹“为君诚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而希望有天能像周公表明心迹，如“金縢”故事。但这想法是落空了，他只能郁郁到死。 曹植在忧谗畏讥的生活中有不少“讽君”之作，《怨诗行》、《七步诗》都是后人所熟悉的。此外如“明月照高楼”、“种葛南山下”、“浮萍寄清水”等篇，作怨女弃妇口吻，也都是有所托喻。这类，在他的作品里也是艺术性较高的。他又有游仙诗多篇，其中有些也表现作者苦闷的感情，如《游仙》：“人生不满百，岁岁少欢娱。意欲奋六翮，排云凌紫虚。”《远游》：“九州不足步，愿得凌云翔。逍遥八纮外，游目历遐荒。”都是有激而发，并不是真的歌颂列仙之趣和追求奇幻的境界。曹植在《辨道论》里骂过方士，在《赠白马王彪诗》里又明白说出“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可见他本不是迷信神仙的。 曹植在黄初以后的生活造成其诗歌的“抑扬怨哀”的面，和他早年那些“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的作品成为鲜明的对照。 四 曹植是好大喜功的人，强烈地追求身后荣名。他的第志愿是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立“经国之大业”。其次是在学说上有所贡献，“成家之言”，最后才是做个文学家，“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但究竟还算看得起文学，他相信文学也可以使人不朽，所以他在王佐事业上碰壁以后还是下决心“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 虽然做诗人是他的第三志愿，他却是第个以诗为事业的人。诗终于使他不朽。 他的文学观念是进步的，他在《与杨德祖书》中曾说：“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他也熟习民间文艺，他曾对邯郸淳背诵“俳优小说数千言”（《三国志·王粲传》注引《魏略》），对于乐府民歌的欣赏更不消说。“通俗”是当时新兴阶层文人的进步倾向，在汉灵帝时已经如此，保守的，属于旧阶层的文人如蔡邕，就反对这种倾向。（详见《后汉书·蔡邕传》）这种倾向使曹植重视五言诗，用来做主要的文学形式。 他有很深的古典文学——诗、骚、赋、颂——的修养，这对于他提炼诗的语言有所帮助。但他是在乐府民歌的基础上来提炼，不是把诗骚赋颂移植到诗里来。所以他发展了乐府民歌，不是僵化了它。他把五言诗从“质木无文”发展到“词采华茂”，是功绩，不是罪愆。至于后来陆机、颜延之等人受他的影响而走得太过，却不是他所应该负责的。 因为他所属的阶层在当时有定程度的进步性，比较接近人民，又因为他自己在政治上是受压迫的，生活是艰辛的，自然产生对贫苦人民的同情，所以在诗里有人道主义的成分。 他在压迫之下并不颓丧，不放弃英雄事业的理想，始终意气慷慨，所以他的诗感情强烈，精神焕发，骨气奇高。 热情和壮志使他成为爱国者。他渴望统，不忘平吴伐蜀，也关心边患，高呼“蹈匈奴”、“凌鲜卑”。以当时较进步的魏国来统吴蜀是推进历史的合理办法，解除西北外族的威胁也是当时的迫切任务，所以他的口号不是黩武的，而是爱国的精神。这精神鲜明地表现在他的诗里。 不过，他所属的阶级究竟是剥削阶级，他的阶级出身不能不限制他。因而他的同情疾苦，反映社会的诗究竟是少数，多数作品是只关系他个人的。时代也限制他，他选择文学形式也不能完全放弃四言诗、辞赋等旧体，做了不少的假古董，不能彻底走革新的路。因此我们觉得锺嵘《诗品》说曹植在文学领域里的地位“如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稍嫌过分些。但是话说回来，他毕竟是奠定五言诗基础的最大功臣，他的成就毕竟超过同时代的作者。当时文学的进步性在他的诗里表现得非常鲜明。他确实是建安诗人最适当的代表。我们既重视建安时代的诗，那能不重视这个代表人物？ 一九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一般指建安至魏初，即公元196—220年。建安文学以诗歌成就最为显著，此期许多作品从汉乐府民歌中吸取养料，能反映当时社会的动乱和人民流离失所的痛苦，体现了要求国家安定统一的愿望和理想。其情调慷慨悲凉，语言刚健有力，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所言：“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慷慨而多气也。代表作家建安诗歌的主要代表是曹氏父子，即曹操及其子曹丕、曹植。还有“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子中成就最高者是王粲。除“三曹”和“七子”外，还有女作家蔡琰（字文姬），她的《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均为建安诗歌中的上乘之作。特色建安诗歌的这种杰出成就和特色，形成后来被称为“建安风骨”的传统，“风骨”，原指人的品格、性格，也是古代文艺理论的一个术语。自建安文学后，亦称能反映社会现实，慷慨悲凉、刚健遒劲的作品有“风骨”。背景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一般指建安至魏初，即公元196—220年。建安文学以诗歌成就最为显著，此期许多作品从汉乐府民歌中吸取养料，能反映当时社会的动乱和人民流离失所的痛苦，体现了要求国家安定统一的愿望和理想。其情调慷慨悲凉，语言刚健有力，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所言：“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慷慨而多气也。发展历程就发展和改造方面来说，首先，过去作为诗歌主体的乐府民歌，是一种社会性的集体创作。它们由某些无名作者最初写成以后，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地被加以改造，很少能表现出作者的个性特征。而建安时代，就不大有作品无主名的现象。这些与作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作品，常常也和作者个人的特殊经历、情感和独特的审美爱好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促使诗歌向风格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其次，汉乐府民歌中叙事诗为数较多，因为带有故事趣味的作品容易为普通民众接受，得到广泛流传。而建安文人诗绝大多数是抒情之作，即使采用乐府诗题，也很少具有故事性。第三，过去作为文人文学之主体的辞赋的某些特点，也被带到诗歌领域中来。辞赋最显著的特点是语言华丽，而乐府民歌一向是朴实无华的。建安诗人中，不乏作赋的名家，王粲、曹植就是突出的代表。他们的诗，也明[显带有华丽的倾向。而且，在辞赋中较早就被大量运用的骈偶手段，在诗歌领域内，也是由他们率先使用的。这些骈偶（即对仗）诗句，还显示出有意锤炼的痕迹。总之，建安文人诗既受了乐府民歌的影响，同时开始向文人化的精致华美转变。这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重大的开端。曹丕说“诗赋欲丽”，正反映了当时普遍的文学观念。不过，建安诗歌虽有趋向华丽的一面，但并没有过分使用典雅深奥的书面语言，也没有过分的繁缛、铺张，以至文句松弛，妨碍情感的表达。一般说来，作品的语言仍然是明朗、浅显、紧凑而富有力度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