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图注：吕碧城不仅是“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诗人”，还是诗人、政论家、社会活动家、资本家，还是中国第一位女作家、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女编辑、中国第一位动物保护者、中国女权运动先驱、中国女子教育先驱。爱情故事：当时，许多人追求吕碧城。据说吕碧城眼光高，只看中梁启超和汪精卫，但她认为梁启超太老，汪精卫太年轻。她能看到的人屈指可数，看到的人往往会“让你结婚”。我认为“我这辈子能满足的男人不多”，而吕碧城从未结过婚。吕碧城可以说是民国第一怪女，她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写了《大公报》，被誉为“中国第一女编辑”；她是一位杰出的现代女诗人，才华横溢，文采斐然。她既有胆识，又有才华，参与创办北洋女子学院，成为“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位掌管学校行政的女性”；她涉足政治，参与商业竞争，游历欧美，“亏本了所有的钱，赶走了成千上万的人，却不以自己为荣。”她把人生的每一步都过得很精彩，却最终看到了世界和繁华。难得的才女。他12岁的时候，在诗词书画方面的造诣已经很高了。吕碧城，清光绪九年生于安徽旌德县。其父卢凤岐是光绪三年丁丑第一秀才。曾任国史馆助理编辑，《玉蝶》主编，山西学者。他家有3万册藏书。受书香门第的影响，吕碧城很聪明，很早就说：“他从小就在藻类方面有天赋。他擅长诗歌和印刷，他有很好的节奏。”字在世界上特别有名。每个字都来自四面八方。"吕碧城赫尔佐格吕碧城12岁时，在诗歌、绘画和书法方面的造诣已经很高了。这一年，她写了这样一句话：‘绿蚁浮春，玉龙归雪，谁知母亲的秘密？"谈论夜晚雨中的士兵，春风的剑和天空中的彩虹。收起无限仇恨。你不知道吗？这是一种天然粉末，结晶粉末。试试凌波微步，冰冷轻松的水。沉浸在玉兰里，谈红紫色。"廖海的名气，他少年时代讨厌的孩子，所以留了一间房，用丹青快乐地写着。"当有人告诉当时的“诗人”樊增祥这是一个12岁女孩的作品时，他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他不敢相信“夜雨谈兵，春风谈剑”，这么激动人心的话出自一个小女孩之手！吕碧城写过十几首诗，如《方鑫集》、《朱晓集》、《薛华词》、《湘光卢晓》等。其代表作被现代文献学理论家龙榆生誉为“近三百年来的最后一位女诗人”、“不可多得的才女”，被列入《近三百年著名学者文选》。评论家陶杰说，吕碧城的话“不是第一美女，而是时代的灯塔”。漂亮的字迹，看不出威严、敏感和秀气，却暗暗生气。柳亚子认为，一百多年来，吕碧城“不愧为女诗人”。吕碧城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现代女诗人，也是一位杰出的诗歌作家。诗人易师傅曾赞道：“他对诗歌和写作的高度评价是极好的。他们都异乎寻常地操纵家族所有权。"吕碧城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才女，还是一位大美人。她的美也可以从当时人们送给她的诗词中看出，比如“天生眉含英气，湖光山色处处养神”“冰雪灵动，莲花灿烂”。现代著名女作家苏曾称赞她“美若天仙”。人物介绍：吕碧城吕碧城，袁世凯的前女秘书，创造了“绛帐独羡人，推吕碧城咸处处”的景观。20世纪初，在中国文坛、妇女圈乃至整个社会，“才子”和“风韵”是人们心中真正的凤凰。作为民国才女，吕碧城一直没有结婚，也是民国剩女。中国第一位女编辑二十出头就成为《大公报》的主笔。九岁时，他与同城乡绅王的儿子订婚。当她13岁的时候，她的家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的父亲因病去世，家里所有的财产都被少数民族占有，母亲被严格禁闭。带着沉重的负担，吕碧城给父亲的朋友和学生写信，到处寻求帮助，包括时任江宁和两江总督的樊增祥。官员们不敢怠慢，吕碧城的母亲逃了出来。但吕碧城婆家有戒心：年纪轻轻就有这样的能量，这样的媳妇将来出去后可能很难管教，所以提出离婚。在那个时候，女人的订婚是非自愿的，离婚是一大耻辱。这段痛苦的经历在吕碧城的心里留下了难忘的印记，成为她一生都无法愈合的伤口。从那时起，她对封建制度产生了极大的仇恨。在丧夫和女儿离婚的双重打击下，母亲带着四个未成年的女儿来到燕国，弟弟在塘沽当了盐使，开始了寄人篱下的生活。戊戌变法后，出现了坚定的改革思想。1903年，20岁的吕碧城因不满闺阁中的书法和美容生活，打算去天津学女书。我侄女想进新学校时，被她保守的叔叔严厉斥责，说女孩子家在家里要遵守妇道，这在吕碧城引起了极大的愤怒。第二天，她离家出走，坐上了去天津的火车。她身无分文，甚至没有时间收拾行李。独自一人，吕碧城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位好心人，天津佛肇宾馆的老板娘，——。当她知道了吕碧城，她把它带回家，住在那里。由于吕碧城没有经济来源，他的生活暂时陷入困境，所以他四处流浪。她偶然得知她叔叔的部门秘书方俊的妻子住在天津市滨江路《大公报》号，于是给她写了一封信，告诉她在天津的经历和各种情况，真诚地请求帮助。也许这是命运。这封信碰巧被《大公报》的总经理兼主编英敛之看到了。只爱人才的英敛之，亲自到方太太家拜访。见面后，她非常欣赏吕碧城的勇气，当即决定邀请她做《大公报》的实习编辑，并让她调到报社。乌云背后有一线希望，吕碧城从此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女编辑，开始了她的独立生活。吕碧城的诗在公元《大公报》年后仅仅几个月就受到了他的前辈们的赞扬。他的诗有严格的规则和辉煌的文采。1904年，吕碧城成为《大公报》的首席作家，她的精彩文章频频出现。她的两个姐姐，陆惠如和陆，和她一样，都以诗著称。他们被称为“闻名天下的淮南三鹿”。《大公报》编辑出版《鲁妹妹诗集》，评论他们是“硕果累累的明星”。从社交领域开始我曾经喜欢过梁启超和汪精卫。那时，吕碧城美丽的风景经常出现在各种聚会上。当时受到各界名流的追捧，如著名诗人、易师傅、袁世凯之子云、李鸿章之子李景熙等。当时，许多人都在追求吕碧城。据说吕碧城眼光高，只看中了梁启超和汪精卫，但她觉得梁启超太老，汪精卫太年轻。此外，根据现代天主教史学家方浩的研究，《大公报》的主编英敛之非常爱吕碧城，甚至造成了对应夫人的误解。吕碧城这样告诉他的朋友们他的感受：在生活中能得到满足的人不多。梁启超很久以前就有家室，汪精卫太年轻，王荣保嫁得好。张謇曾经给我介绍过朱宗元，但是他在生命的尽头并没有迷茫。他留着白胡子，这不合适。我的目的不是钱和家庭，而是我在文学上的地位。所以很难找到合适的伴侣。如果你在东方或西方做不到这一点，你就会失去机会。还好手头有点积蓄，不愁吃穿。我只以文学自娱。梁启超倡导女权的先锋/s2/]他们与秋瑾有着深厚的友谊。他们经常谈论国家大事。吕碧城曾与呼吁革命的“前胡女”秋瑾同床共枕，是发起女权运动的先驱。与吕碧城的友谊是牢固的，他谈到了人民的多民族运动。他们共同的愿望是“旧俗重见，挚友成新人。”有意思的是，秋瑾因为仰慕吕碧城而被封为毕成，而吕碧城的很多作品都被误认为是秋瑾的，所以秋瑾“热情地取消了他的名字”。不久，吕碧城为秋瑾创立的《中国妇女报》写了一篇介绍文章。秋瑾被杀的时候，吕碧城难过得晚上睡不着觉。他设法偷了自己的尸体，和其他人埋在一起，并在圣灵面前表示敬意。吕碧城用英文写了《革命妇女秋瑾传》，在美国的纽约、芝加哥等地的报纸上发表，引起很大反响。严复的女弟子建立了女子学校，得到了老师们的强烈推荐。吕碧城在担任《大公报》主编期间，积极发表了大量主张女权和妇女解放的诗歌。作为女性思想解放的先驱，她认为要实现女性的真正独立，必须“启发民智”，大力提高女性的思想文化素质。因此，建立一所新的女子学校成了她实践理想的目标。为此，吕碧城多次发表演讲，宣传创办女子学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她把建立妇女学上升到关系国家兴亡的高度，从而冲击了几千年来积累的“女性人才匮乏是美德”的陈腐观念。为帮助创办女子学校，《大公报》总经理兼总编辑把她介绍给严复、阎、傅增湘等名人，以示支持。严复是公元0755年至79000年著名的翻译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当时在天津舰艇学院任教，任校长。他与英敛之关系密切，并亲笔签署了《天演论》。他也听说过吕碧城的名字，非常欣赏她。他称赞她说：“这个女人优雅、直爽、聪慧、可爱，又是外地人，太冷漠，看不起任何人。所以我很温柔听话，除了自己的分析，我拒绝谈论别人的缺点。”严复不仅收她为女弟子，还认真讲授逻辑学原理。老师和学生一起交换诗歌和唱歌。她还向袁世凯推荐吕碧城，说她是创办女子学院的最佳人选。袁世凯欣然同意，让她协助戊戌变法和直隶的学者，让傅增湘组织妇女研究。23岁的校长不遗余力推动新式女子教育。在天津道印堂邵毅等官员的赞助下，妇女研究的准备工作进展顺利。《大公报》于1904年10月3日由吕碧城出版。同年11月17日，北洋女子学院正式成立并开学，吕碧城任教务长，傅增湘任学监。两年后，增设教师部，更名为北洋女教师学校。23岁时，吕碧城被提升为主管。这样年轻的女校长在当时的中国是独一无二的。这一时期，吕碧城的女子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中国女子教育立足于改造国民素质，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完整的个人”和“完整的公民”；女性应享有与男性同等的受教育权，打破识字、持家的教育规则，在西方教育的基础上给予女性全面的教育；女性教育要大胆任用男教师，提高女性教育质量；女学生不仅要成为女校的老师，将来也要成为男老师。吕碧城不遗余力地推动新式女子教育。她干了七八年，亲自负责管理和班级。她将中国的传统美德与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相结合，将中国的传统研究与西方的自然科学相结合，使北洋女子师范学校成为中国近代女性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许多在这里学习的女孩后来成为中国杰出的革命家、教育家和艺术家，如邓颖超、刘清扬、许广平、郭隆真和周道儒。他们都听了吕碧城的讲座。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这种影响下，陆氏姐妹致力于女子教育，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大姐卢惠如是南京两江女子师范学校校长；陆姐姐是奉天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我的姐姐吕坤秀是厦门女子师范学校的老师，也是著名的诗人和教育家。“尊德家四才女”成为当时的热门话题，受到当时人们的推崇。袁世凯的秘书辞职后参加商业比赛，去了欧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当上了大总统。进入新华宫担任吕碧城总统政府的机要秘书。袁世凯想当皇帝后，保安会一帮人积极鼓吹袁世凯复辟帝制。吕碧城鄙视袁世凯及其追随者，毅然辞职，随母亲移居上海。她组织了与外国商人的贸易，在仅仅两三年的时间里，她积累了可观的财富，成为一名富有的女商人。1918年，吕碧城赴哥大学习文艺，并任《大公报》特派记者。她把在美国看到的情况都寄回中国，让中国人和她一起看世界。四年后，她回到了家。1926年，吕碧城再次独自出国，漫游欧洲和美洲。这次旅行花费了更长的时间，持续了7年。她写了自己的故事《天津女子学校创办通则》，在《漫游欧美》和《洪雪事业》杂志上连载。吕碧城一生从未结过婚，后来他对宗教产生了兴趣。民国初年，吕碧城在北京的天台上遇到了和尚，如果他想到这一点。然而，据她自己说，吕碧城真正开始信佛是在1929年前后。当时住在英国伦敦，她的朋友孙夫人偶然在街上“捡到印刷大师的传单和聂云台君的佛学小册子”。孙太太对此不屑一顾：“这个时代，谁还信这东西！”但是吕碧城马上说：“我要！”“然后把它藏起来，按照尹光大师教的，每天早上念诵十遍圣名，也就是所谓的十大经。”这是学佛的开始。"吕碧城信佛后，恪守五戒，成为素食主义者，并大力倡导动物保护。1929年，她接受国际动物保护协会的邀请，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动物保护协会在维也纳召开的会议，大力倡导素食主义，“保护学生不被杀害”。1930年，吕碧城正式皈依三宝教，成为一名俗人。他的法语名字叫曼芝。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的硝烟比中国还浓。从吕碧城到香港。他住在他在香港山光路买的房子里，然后搬到觉园东联合。1943年1月24日在香港九龙孤独终老，享年61岁。他被命令不留下任何骨头。火化后，他把骨灰和面粉做成药丸，扔进南海。

梁启超在《论毅力》一文中，两次使用了层递修辞手法，其目的主要在于强化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以更好地表达主旨。首先，梁启超在文章开头就使用了层递手法，以激发读者的共鸣和思考。他引用了《孟子》中的名言：“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以此作为引子，引导读者进入主题。接着，他阐述了“毅力”的定义和作用，并提出“有毅力者成，反是者败”的观点，强调了毅力的价值和重要性。其次，在文章中间部分，梁启超再次使用了层递手法，以深化文章的主旨并增强说服力。他列举了历史上许多名人的成功案例，如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明太祖朱元璋等，用他们的成功经历来证明毅力的价值和重要性。同时，他也指出了历史上一些失败的案例，如项羽、李自成等，用他们的失败原因来反面印证毅力的重要性。通过两次层递手法的使用，梁启超在《论毅力》一文中成功地强化了主题思想，让读者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毅力的价值和重要性。同时，这种修辞手法也使得文章更加富有逻辑性和说服力，有助于更好地传递作者的观点和理念。

梁启超先生不愧为真名士，他的大作《论毅力》短小精悍，议论透辟，一语道破成功的秘诀：有毅力者成。 　　以前，甚是喜欢老子的“祸兮福之所倚”这句话，却不知其中精髓。祸福转化之条件，当然不缺“机遇”，但更重要的是毅力。倘若没有毅力，恐怕连面对忧患的勇气都没了，更不要说把灾难忧患转化成幸福了。如果一个人要想做到不战栗不逡巡，胸膛直挺，浑身是勇气，浑身是毅力，意志坚定，敢于轻视任何厄运，嘲笑任何阻碍。这种思想铸就过程，就不得不依赖于一次又一次的困苦忧患的磨练，所以，我们应该感谢它们才对。 　　德国作曲家贝多芬的英雄命运及气势宏伟的第九交响乐，是那样普遍强烈而又深深地震撼过人们的灵魂。但是，命运之神却跟他开了一个残醋的玩笑，让他失去了听觉，这怎能不使他痛不欲生。面对如此厄运，他终究还是承受了这一致命的打击，聋着耳朵写下了一个又一个脍炙人口的篇章。还有，屈原放逐，赋作《离骚》；孙子膑脚，兵法修列；华罗庚左腿致残，成为世界公认的第一流数学家；失去说话能力的高士其，成为毕生致力于科普创作的奇人。在历史的长河中，古今中外，有多少不幸的伟人，面临着困苦忧患，像勇敢的探险者，在自己有限的生命中，创造出辉煌的成果，为人类智慧的宝库增添了一颗璀璨的明珠。我们不能否认，正是这些困苦忧患，才铸就了他们钢铁般的毅力。 　　 梁先生说得极好：人生历程，大抵逆境居十六七，顺境亦居十三四。而顺逆境又常相间以迭乘。可以想见，在以后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我们还会遇到更多的忧患。正如同巴尔扎克解释的：“人生是各种不同的变故，循环不已的痛苦和欢乐组成的，那种永远不变的蓝天只存在于心灵中间，向现实的人生去要求未免是奢望。”我们不能向现实人生奢望什么，要成功，要幸福，就必须昂首坦然地去面对，正视生活，正视忧患。 为什么忧患能使一些人成功，也能使一些人一蹶不振呢？关键就在于是否有毅力。弱者不敢面对忧患，害怕失败，在忧患面前大惊失色，退避三舍，甚至自暴自弃或走上自绝之路。其实不论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在大难临头，都会有自己的精神危机，真正的强者不是从来不发生“危机”的人，而是发生了危机能咬着牙挺过去的人。 没有什么东西会和人作对到底，最终决定命运的是人的毅力。所以，我们愈为环境所困，反而更愈加奋勇，加强自己的意志力量。非至强之人，未有能善于其终者。

《论毅力》写于1902年。论毅力是清朝末期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著名学者、民国时期的著名社会活动家梁启超在经历“戊戌变法”失败后，为激励当时从事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志士仁人不要因一时的挫折而灰心丧气、而应以坚韧的毅力去战胜逆境、争取成功而写的，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论毅力》原文如下：天下古今成败之林，若是其莽然不一途也。要其何以成，何以败？曰：有毅力者成，反是者败。盖人生历程，大抵逆境居十六七，顺境亦居十三四，而顺逆两境又常相间以迭乘。无论事之大小，必有数次乃至十数次之阻力，其阻力虽或大或小，而要之必无可逃避者也。其在志力薄弱之士，始固曰吾欲云云，其意以为天下事固易易也，及骤尝焉而阻力猝来，颓然丧矣；其次弱者，乘一时之意气，透过此第一关，遇再挫而退；稍强者，遇三四挫而退；更稍强者，遇五六挫而退；其事愈大者，其遇挫愈多；其不退也愈难，非至强之人，未有能善于其终者也。夫苟其挫而不退矣，则小逆之后，必有小顺。大逆之后，必有大顺。盘根错节之既经，而随有应刃而解之一日。旁观者徒艳羡其功之成，以为是殆幸运儿，而天有以宠彼也，又以为我蹇于遭逢，故所就不彼若也。庸讵知所谓蹇焉、幸焉者，皆彼与我之相同，而其能征服此蹇焉，利用此幸焉与否，即彼成我败所由判也。更譬诸操舟，如以兼旬之期，行千里之地者，其间风潮之或顺或逆，常相参伍。彼以坚苦忍耐之力，冒其逆而突过之，而后得从容以进度其顺。我则或一日而返焉，或二三日而返焉，或五六日而返焉，故彼岸终不可达也。孔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孟子曰："有为者，譬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成败之数，视此而已。

梁启超先生不愧为真名士，他的大作《论毅力》短小精悍，议论透辟，一语道破成功的秘诀：有毅力者成。 　　以前，甚是喜欢老子的“祸兮福之所倚”这句话，却不知其中精髓。祸福转化之条件，当然不缺“机遇”，但更重要的是毅力。倘若没有毅力，恐怕连面对忧患的勇气都没了，更不要说把灾难忧患转化成幸福了。如果一个人要想做到不战栗不逡巡，胸膛直挺，浑身是勇气，浑身是毅力，意志坚定，敢于轻视任何厄运，嘲笑任何阻碍。这种思想铸就过程，就不得不依赖于一次又一次的困苦忧患的磨练，所以，我们应该感谢它们才对。 　　德国作曲家贝多芬的英雄命运及气势宏伟的第九交响乐，是那样普遍强烈而又深深地震撼过人们的灵魂。但是，命运之神却跟他开了一个残醋的玩笑，让他失去了听觉，这怎能不使他痛不欲生。面对如此厄运，他终究还是承受了这一致命的打击，聋着耳朵写下了一个又一个脍炙人口的篇章。还有，屈原放逐，赋作《离骚》；孙子膑脚，兵法修列；华罗庚左腿致残，成为世界公认的第一流数学家；失去说话能力的高士其，成为毕生致力于科普创作的奇人。在历史的长河中，古今中外，有多少不幸的伟人，面临着困苦忧患，像勇敢的探险者，在自己有限的生命中，创造出辉煌的成果，为人类智慧的宝库增添了一颗璀璨的明珠。我们不能否认，正是这些困苦忧患，才铸就了他们钢铁般的毅力。 　　 梁先生说得极好：人生历程，大抵逆境居十六七，顺境亦居十三四。而顺逆境又常相间以迭乘。可以想见，在以后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我们还会遇到更多的忧患。正如同巴尔扎克解释的：“人生是各种不同的变故，循环不已的痛苦和欢乐组成的，那种永远不变的蓝天只存在于心灵中间，向现实的人生去要求未免是奢望。”我们不能向现实人生奢望什么，要成功，要幸福，就必须昂首坦然地去面对，正视生活，正视忧患。 为什么忧患能使一些人成功，也能使一些人一蹶不振呢？关键就在于是否有毅力。弱者不敢面对忧患，害怕失败，在忧患面前大惊失色，退避三舍，甚至自暴自弃或走上自绝之路。其实不论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在大难临头，都会有自己的精神危机，真正的强者不是从来不发生“危机”的人，而是发生了危机能咬着牙挺过去的人。 没有什么东西会和人作对到底，最终决定命运的是人的毅力。所以，我们愈为环境所困，反而更愈加奋勇，加强自己的意志力量。非至强之人，未有能善于其终者。

孔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箦，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孟子曰：“有为者譬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成败之数，视此而已。 孔子说：“比如造山，还差一筐土，如果停止下来，那是我自己停止的；又比如填平土地，即使只倒了一筐土，如果继续去填，那是我自己去填的。”孟子说：“做事的人，比如挖井，挖了七、八丈深，还没有挖到井水，还是废井。”成败的规律，在此而已。 http://www.paiai.com/yiwen/db/200607/3185.html

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1),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注释】(1)篑：音kuì,土筐.【译文】孔子说：“譬如用土堆山,只差一筐土就完成了,这时停下来,那是我自己要停下来的；譬如在平地上堆山,虽然只倒下一筐,这时继续前进,那是我自己要前进的.”【评析】孔子在这里用堆土成山这一比喻,说明功亏一篑和持之以恒的深刻道理,他鼓励自己和学生们无论在学问和道德上,都应该是坚持不懈,自觉自愿.这对于立志有所作为的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对人的道德品质的塑造.

【答案】：A【答案】A 【解题思路与技巧】 梁启超的《论毅力》从人生历程的一般规律、顺逆的关系和顺逆的转化两个方面论证中心论点：“有毅力者成，反是者败。”因此选择A项“有毅力者成，反是者败”。

读《论毅力》有感——论毅力与选择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是《荀子 劝学篇》中的一句话，意思是鼓励人们只要有锲而不舍的毅力，持之以恒的做一件事，就一定能获得成功，梁启超在《论毅力》一文中说明了同样的道理；天下古今成败之林，若是其莽然不一途地。要其何以成何以败，曰：有毅力者成，反是者败。他认为在一个人的人生历程中，逆境和顺境总是交替轮流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事无巨细，都会遭遇无数次阻力，不同的人对待阻力的态度也是不同的，他们所表现出的不同的毅力，从而决定了他们的事业成功或失败。正如文章中所说的一样：胜利的鲜花在血汗中绽放，荣誉的桂冠用荆棘编织，在事业的登攀中，只有毅力才能让我们领略无限风光。　　但是，是不是一个人只要有了毅力，所有想干的事都能成功呢？现实生活中有很多锲而不舍的人，并不是都能获得成功。这也就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应该有选择的“锲而不舍”。　　锲而不舍是我们取得成功的途径中一个必要的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如果单有毅力，一万次失败之后，只懂得一昧的蛮干，并不懂得去总结经验或吸取教训，那么这种坚持的精神固然值得肯定，但却很难达到自己所预期的目标，就比方说，人们都耳熟能详的寓言故事守株待兔 ，其中的主人公够有毅力了吧，可他却什么也没有得到。原因很简单，他所选择的方向并不值得他去坚持，与此相反的是，歌德曾经尝试着学习绘画，但在发现绘画并不适合自己的时候毅然放弃了绘画，而选择了文学，成为如今家喻户晓的大文学家。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选择还是十分有必要的，毫无选择的去干，只会白白浪费自己的精力或财富，而有选择并且做出正确的选择的话，那么我们的坚持，锲而不舍，定能够到达成功的彼岸。　　曾经听一个人说：青年人的可爱，就在于凡事不干则已，一干就是开弓没有回头前，哪怕到头来一无所有，也绝不半途而废。或许他是对这种闯劲持赞同的吧。但我却并不这样认为，人的青春只有一次，错过了便不会再回头，如果把大好的青春浪费在了没有价值的事情上，那么就只能“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了。”成功的人正是做到了有选择的，并且是正确选择的锲而不舍下去，才取的了如今的辉煌，就比方说，陈景润吧，相信许多同学对他不陌生，原本是教师的他，在讲台上并不受欢迎，或许他在教师方向锲而不舍的话，会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那么他便错过了教学王冠上的那一颗明珠了。　　读过了《论毅力》我觉得梁启超先生的话少了一点，那就是成功不仅仅需要毅力，更需要正确的选择，只有拥有了正确的选择，才不会使自己的青春白白挥霍，我相信，拥有了正确的选择　　和锲而不舍的毅力，成功离我们不远了。

【文体知识】 本文是一篇证论文,做为变法维新当时新文体的代表作家,梁启超自己说,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上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议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以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致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新文体》.他的议论文写得平意流畅,清晰自然,气势恢宏.本文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写的.勉励处于逆境的同人,不要因一时受挫而灰心,鼓励他们克服困难,继续前进.【主旨】 全文的中心论点：有毅力者成,反是者败.本文写自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维新派人士有的被杀,有的流亡,有的退隐.梁启超逃亡日本,还想努力进取,于是写《论毅力》,勉励处于逆境中的有志于天下事者,不要被失败吓倒,不要被暂时的逆境所困扰,要坚持不懈,继续前进.

天下古往今来种种成败的人和事，它们所经历的道路是如此的纷繁不同。概括地推究：它们为什么成功，又为什么失败呢?回答是：有毅力的就成功，反之则失败。人生的历程，大体逆境占了十分之六七，顺境也占了十分之三四，而顺逆这两种境遇又常常是相互交替着轮流出现。无论事情是大是小，必然会遇到几次乃至十几次的阻力，这种阻力虽然有的大有的小，但总之必定是不可避免的。那些在意志和能力方面薄弱的人，开始的时候一定会说我想要如何如何，我要如何如何，他心里认为天下事本来就是很简单容易的，等到马上尝试，阻力突然来临，就颓然丧失了信心。那些意志能力比较弱的人，凭着一时的意气，通过了这第一关，遇到第二次挫折就退缩了；意志能力稍强的人，遇到三四次挫折才退缩；又坚强些的人，遇到五六次挫折才退缩。他所做的事情越大，他遇到的挫折就越多，他不退缩也就越难。不是极其坚强的人，就没有能够善于达到它的终点的。如果遇到挫折而不退缩，那么小的逆境之后，必定有小的顺境；大的逆境之后，必定会有大的顺境。经过了盘根错节的复杂情况以后，尔后随之才会有迎刃而解的一天。旁观者只是非常羡慕别人的成功，认为这个人大概是个幸运儿，而老天总是因为某种缘故宠爱他；又认为我遭遇不顾利，所以成就也比不上他。这种人哪里知道所谓的“不顺”啊、“幸运”啊，对于他和我都是相同的，而是否能征服这些“不顺”，同时又利用这些“幸运”，正是他成我败的区别所在。再用驾船来做个比方，如果用二十天的时间，来走一千里的路程，这期间风向潮流有时顺有时逆，常常交互错杂。他凭着艰苦忍耐的力量，迎着那逆风逆流冲了过去，然后能从容地前进，去度过顺风顺水的一段。但是我或者一天就退回来了，或者两三天就回来了，或者五六天就回来了，所以彼岸就始终不可能到达。孔子说：“比如造山，还差一筐土，如果停止下来，那是我自己停止的；又比如填平土地，即使只倒了一筐土，如果继续去填，那是我自己去填的。”孟子说：“做事的人，比如挖井，挖了七、八丈深，还没有挖到井水，还是废井。”成败的规律，在此而已。

　　梁启超先生不愧为真名士，他的大作《论毅力》短小精悍，议论透辟，一语道破成功的秘诀：有毅力者成。　　以前，甚是喜欢老子的“祸兮福之所倚”这句话，却不知其中精髓。祸福转化之条件，当然不缺“机遇”，但更重要的是毅力。倘若没有毅力，恐怕连面对忧患的勇气都没了，更不要说把灾难忧患转化成幸福了。如果一个人要想做到不战栗不逡巡，胸膛直挺，浑身是勇气，浑身是毅力，意志坚定，敢于轻视任何厄运，嘲笑任何阻碍。这种思想铸就过程，就不得不依赖于一次又一次的困苦忧患的磨练，所以，我们应该感谢它们才对。　　德国作曲家贝多芬的英雄命运及气势宏伟的第九交响乐，是那样普遍强烈而又深深地震撼过人们的灵魂。但是，命运之神却跟他开了一个残醋的玩笑，让他失去了听觉，这怎能不使他痛不欲生。面对如此厄运，他终究还是承受了这一致命的打击，聋着耳朵写下了一个又一个脍炙人口的篇章。还有，屈原放逐，赋作《离骚》；孙子膑脚，兵法修列；华罗庚左腿致残，成为世界公认的第一流数学家；失去说话能力的高士其，成为毕生致力于科普创作的奇人。在历史的长河中，古今中外，有多少不幸的伟人，面临着困苦忧患，像勇敢的探险者，在自己有限的生命中，创造出辉煌的成果，为人类智慧的宝库增添了一颗璀璨的明珠。我们不能否认，正是这些困苦忧患，才铸就了他们钢铁般的毅力。 　　　　梁先生说得极好：人生历程，大抵逆境居十六七，顺境亦居十三四。而顺逆境又常相间以迭乘。可以想见，在以后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我们还会遇到更多的忧患。正如同巴尔扎克解释的：“人生是各种不同的变故，循环不已的痛苦和欢乐组成的，那种永远不变的蓝天只存在于心灵中间，向现实的人生去要求未免是奢望。”我们不能向现实人生奢望什么，要成功，要幸福，就必须昂首坦然地去面对，正视生活，正视忧患。　　为什么忧患能使一些人成功，也能使一些人一蹶不振呢？关键就在于是否有毅力。弱者不敢面对忧患，害怕失败，在忧患面前大惊失色，退避三舍，甚至自暴自弃或走上自绝之路。其实不论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在大难临头，都会有自己的精神危机，真正的强者不是从来不发生“危机”的人，而是发生了危机能咬着牙挺过去的人。　　没有什么东西会和人作对到底，最终决定命运的是人的毅力。所以，我们愈为环境所困，反而更愈加奋勇，加强自己的意志力量。非至强之人，未有能善于其终者。

读《论毅力》有感——论毅力与选择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是《荀子 劝学篇》中的一句话，意思是鼓励人们只要有锲而不舍的毅力，持之以恒的做一件事，就一定能获得成功，梁启超在《论毅力》一文中说明了同样的道理；天下古今成败之林，若是其莽然不一途地。要其何以成何以败，曰：有毅力者成，反是者败。他认为在一个人的人生历程中，逆境和顺境总是交替轮流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事无巨细，都会遭遇无数次阻力，不同的人对待阻力的态度也是不同的，他们所表现出的不同的毅力，从而决定了他们的事业成功或失败。正如文章中所说的一样：胜利的鲜花在血汗中绽放，荣誉的桂冠用荆棘编织，在事业的登攀中，只有毅力才能让我们领略无限风光。　　但是，是不是一个人只要有了毅力，所有想干的事都能成功呢？现实生活中有很多锲而不舍的人，并不是都能获得成功。这也就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应该有选择的“锲而不舍”。　　锲而不舍是我们取得成功的途径中一个必要的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如果单有毅力，一万次失败之后，只懂得一昧的蛮干，并不懂得去总结经验或吸取教训，那么这种坚持的精神固然值得肯定，但却很难达到自己所预期的目标，就比方说，人们都耳熟能详的寓言故事守株待兔 ，其中的主人公够有毅力了吧，可他却什么也没有得到。原因很简单，他所选择的方向并不值得他去坚持，与此相反的是，歌德曾经尝试着学习绘画，但在发现绘画并不适合自己的时候毅然放弃了绘画，而选择了文学，成为如今家喻户晓的大文学家。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选择还是十分有必要的，毫无选择的去干，只会白白浪费自己的精力或财富，而有选择并且做出正确的选择的话，那么我们的坚持，锲而不舍，定能够到达成功的彼岸。　　曾经听一个人说：青年人的可爱，就在于凡事不干则已，一干就是开弓没有回头前，哪怕到头来一无所有，也绝不半途而废。或许他是对这种闯劲持赞同的吧。但我却并不这样认为，人的青春只有一次，错过了便不会再回头，如果把大好的青春浪费在了没有价值的事情上，那么就只能“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了。”成功的人正是做到了有选择的，并且是正确选择的锲而不舍下去，才取的了如今的辉煌，就比方说，陈景润吧，相信许多同学对他不陌生，原本是教师的他，在讲台上并不受欢迎，或许他在教师方向锲而不舍的话，会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那么他便错过了教学王冠上的那一颗明珠了。　　读过了《论毅力》我觉得梁启超先生的话少了一点，那就是成功不仅仅需要毅力，更需要正确的选择，只有拥有了正确的选择，才不会使自己的青春白白挥霍，我相信，拥有了正确的选择　　和锲而不舍的毅力，成功离我们不远了。

【文体知识】 本文是一篇证论文，做为变法维新当时新文体的代表作家，梁启超自己说，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上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议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以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致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新文体》。他的议论文写得平意流畅，清晰自然，气势恢宏。 本文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写的。勉励处于逆境的同人，不要因一时受挫而灰心，鼓励他们克服困难，继续前进。 【主旨】 全文的中心论点：有毅力者成，反是者败。本文写自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维新派人士有的被杀，有的流亡，有的退隐。梁启超逃亡日本，还想努力进取，于是写《论毅力》，勉励处于逆境中的有志于天下事者，不要被失败吓倒，不要被暂时的逆境所困扰，要坚持不懈，继续前进。

如果遇到挫折而不退缩，那么小的逆境之后，必定有小的顺境；大的逆境之后，必定会有大的顺境。经过了盘根错节的复杂情况以后，尔后随之才会有迎刃而解的一天。旁观者只是非常羡慕别人的成功，认为这个人大概是个幸运儿，而老天总是因为某种缘故宠爱他；又认为我遭遇不顺利，所以成就也比不上他。这种人哪里知道所谓的“不顺”啊、“幸运”啊，对于他和我都是相同的，而是否能征服这些“不顺”，同时又利用这些“幸运”，正是他成我败的区别所在。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颇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一代学术宗师，但很少有人把他当做一位教育家来研究。从戊戌变法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后发表了《变法通议》、《倡设女学堂启》、《教育政策私议》、《论教育当定宗旨》、《教育与政治》等十几篇教育论文，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许多方面均有论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主张。其晚年又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研究院等多所大学任教和讲学，参与教育实践，因此对近代教育体制、教育思想的发展和实践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也不为过。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和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人。 一、教育之宗旨 梁启超一直强调教育应该有正确的目的，可以说他是最先撰文论述教育目的的重要性的教育家。他在《论教育当定宗旨》一文中首先提出教育必须有目的，他认为人与动植物、文明人与野蛮人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活动的有意识、有目的。教育是人类一种非常重要而复杂的活动，不能没有目的，而且这种目的还必须是正确的。他认为任何事情没有宗旨都可以苟且迁就，教育没有宗旨是寸毫不能有成的。 首先，梁启超对封建教育的错误目的进行了抨击。中国的传统教育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始终将儒学及儒家的经典作为学校惟一的教学内容。隋朝实行的科举制，经过唐代的发展，一直沿用到明、清，前后达1300年的时间，这种制度把学校教育与选官直接相连，使学校教育逐渐变成科举的附庸，“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成了读书人惟一的奋斗目标和整个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念。封建社会中，读书只是手段，做官才是目的，学问只是进入官场的敲门砖。“从前我们学八股，大家有句通行话说是敲门砖。门敲开了，自然把砖也抛却再也不会有人和那块砖头发生起恋爱来”[1](P150)。因此他认为传统教育之下读书人整日埋头于训诂词章和程朱理学，醉心于科举考试，盼望猎取功名利禄，不钻研实用知识，不晓得古今政事，消磨才气，浪费了时光，根本不能培养出真正的人才。因此他提出要培养人才就必须改变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故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2](P139)。同时，他还具体提出了变科举的上、中、下三策。 其次，梁启超还指出了洋务教育的不足。他认为洋务派学西方学得还不够，只涉猎其皮毛：“今之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武备学堂、自强学堂、实学馆之类，其不能得异才何也？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其所谓艺者，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即尽其道，所成已无几矣。”[3](P132)他总结了洋务教育的主要病根有三：一曰科举之制不改，就学乏才也。二曰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也。三曰专门之业不分，致精无自也[3](P132)。这种弊端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然师学不讲，教习乏人，能育才乎？科举不改，聪明之士，皆务习帖括，以取富贵，趋舍异路，能俯就乎？”[4](P21)所以洋务教育很难培养国家需要的真正人才，最多只能培养翻译、买办之类的人才，“推其成就之所至，能任象鞮（指翻译）之事，已为上才矣。其次者乃适足为洋行买办冈必达（指买办）之用。其有一二卓然成就，达于中外之故，可备国家之任者，必其人之聪明才力，能借他端以自精进，而非此诸馆诸学堂之为功也。”[3](P132) 在批判传统教育和洋务教育的基础上，梁启超提出了自己的教育宗旨，而且其教育宗旨还随着时事的变迁不断发展完善。 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中西贯通的政治人才。他呼吁学习西方应以政学为根本。他认为以往“中国向于西学，仅袭皮毛，震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本之法，故方言、算学、制造、武备诸馆，颇有所建置，而政治之院曾糜闻焉。”[5](P153)所以他得出结论：“今日学校，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因为“政学之成较易，艺学之成较难；政学之用较广，艺学之用较狭。使其国有政才而无艺才也，则行政之人，振兴艺事，直易易耳！……使其国有艺才而无政才也，则绝技虽多，执政者不知所以用之，其终也必为他人所用”。因此，他认为：“今之中国，其习专门之业稍有成就者，固不乏人，独其讲求古今中外治天下之道深知其意者，盖不多见：此所以虽有一二艺才而卒无用也。”[6](P157) 梁启超之所以得出教育的宗旨为“以政学为根本”的结论，其主要原因是他认为西方诸国和日本富强之本原正在于此，他称：“泰西诸国，首重政治学院，其为学也。以公理公法为经，以希腊罗马古史为纬，以近政近事为用，其学成者授之以政，此为立国基第一义。”[2](P158)而“日本变法以学校为最先，而日本学校，以政治为最重；采泰西之理法而合之以日本之情形，讲求既熟，授之以政，是以未及十年而兴淳焉也。”[1](P154) 至于如何学习政学，梁启超在《上南皮张尚书论改书院课程书》中具体建议：“以《六经》、诸子为经，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书辅之，以求治天下之道；以历朝掌故为纬，而以希腊罗马古史辅之，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以按切当今时势为用，而以各国近政近事辅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这样“数事并举，则学者知今日之制度，何者合于古，何者戾于古；何者当复古，何者当变古。古人制度，何者视今日为善，何者视今日为不善。何者可行于今日，何者不可行于今日。西人之制度，何者可行于中国，何者不可行于中国，何者宜缓，何者宜急，条理万端。烛照数计，成竹在胸，遇事不挠。此学若成，则真今日就时之良才也”[3](P154)。 可见，梁启超在戊戌时期把教育宗旨定在了培养通达时务，以治天下为己任的政治革新人才上。这主要是由当时变法的现实需要所决定的。戊戌变法运动是一场以学西方政治制度为宗旨的政治改革运动，所以急需“中西贯通”的政治人才，为此，维新派先后创办了一批学堂，如万木草堂、长沙时务学堂等，志在培养维新人才。梁启超亲任长沙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在讲坛上和批阅学生札记时阐发自己的思想主张，鼓吹民权，培养变法的急需人才，效果显著：“开学几个月后，同学们的思想不知不觉就起剧烈的变化，他们像得了一种新信仰，不独自己受用，而且努力向外宣传。……到了放年假同学回家去，把我们那种‘怪论"宣传出去，于是引起很大的反动，为后来戊戌政变时最有力的口实。”[1](P28) 戊戌变法失败，给梁启超以很大的教训，他感到只培养少数的政治人才是不够的，因此他把着眼点放在了普通的“民”身上，他把教育的目的从以“政学为主义”改为以“新民”为第一要务。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在日期间，他一方面接受并宣传孟德斯鸠、卢梭、穆勒、斯宾赛及福泽谕吉、加藤弘之等欧美、日本近代思想家的政治、教育思想，另一方面则通过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撰写《新民说》、《中国积弱溯源论》、《十种德行相反相成义》、《新民议》等文章，提出了教育的目的应当是培养现代国民即“新民”。所谓“新民”，就是用西方近代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来重铸中国国民性。 梁启超的新民说主要内涵有二：一为新民之缘由。在为什么要新民的问题上，梁启超首先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得出结论，他认为：“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不效不睹者何也？”“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所以，“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免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未由”[7](P4)。其次，梁启超认为过去“中国有部民而无国民”。那是因为过去“吾国风巍然屹立于大东，环列皆小蛮夷。与他方大国，未一交通，故我民常视其国为天下”。所以“有可以为天下人之资格，而独无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而今天则不同，“今日列国并立，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时代，若缺此资格，则决无以自立于天壤”；所以“今日不欲强吾国则已，欲强吾国，则不可不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这里的“其长者”就是指“民德、民智、民力”。这是“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5](P6)。归根结底，就是要采取各国的道德、思想来建设中国的一种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二为新民之内容。梁启超心目中的现代国民，就是指具有新道德的新式国民。这样的国民必须具有国家思想、进取冒险精神、权利义务思想、自由思想、自治能力，并且要具有独立、自尊、合群、尚武等意识。因此，在中国创立和普及国民教育必须以造就具有这些“公德”的现代国民为其宗旨。总之，通过教育培养出“备有人格，享有人权，能自动而非木偶，能自主而非傀儡，能自治而非土蛮，能自立而非附庸，为本国之民而非他国之民，为现今之民而非陈古之民，为世界之民而非陬谷之民”[8](P61)。这样的国民才能“自立竞存于优胜劣败之场也”[2](P53)。 教育的宗旨就是为了培养人才，而教育的宗旨又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变迁不断发展和变化的。梁启超的教育宗旨从戊戌维新时代的培养政治人才而转变为20世纪初年的培养现代国民，说明其教育的着眼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已经从关注少数“政治人才”的教育向近代国民教育转变。教育的对象面向更广泛、更普通的人群。那么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也是今天的教育者时时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梁启超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给出了他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培养“现代国民”，而不仅仅是培养少数的“精英人才”。这个观点对于今天的教育仍具有现实意义。在素质教育已被教育者提到日程的今天，我们不能不重新提起梁启超的国民教育理论。因为今天的许多家长和教师，仍然把教育当成培养“精英人才”的手段，但事实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精英人才，所以我们的教育着眼点应该放在每一个国民身上，放在提高全体国民素质上，在注重每一个国民的素质教育的前提下，重点培养“特殊人才”和“精英人才”，只有这样，教育才达到了它的目的。 二、教育之途径 梁启超主张建立新的教育制度，作为教育的根本途径。在梁启超著名的政论文章《变法通议》中，就有数篇论及教育的文章，如《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师范》、《论幼学》、《论女学》、《学校余论》等，系统地论述了他对学校教育、师范教育、女子教育、儿童教育的诸多看法。这些文章和其稍后所写的《上南皮张尚书论改书院课程书》、《与林迪臣太守论浙中学堂课程应提倡实学书》、《教育政策私议》等文章，形成了他对建立新的教育制度的系统主张。 梁启超主张建立新式学校，重视学校教育，他甚至把学校教育同国家兴亡联系起来。他在《变法通议?学校总论》中分析了西方富强之源，认为“近百年间，欧罗巴之众，高加索之族，借制器以灭国，借通商以辟地，于是全球十九，归其统辖，智之强也。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3](P126-127)。而“开民智”的途径就是设立新式学校，“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3](P131)。在这里梁启超把学校作为立国之本，强国之径。 在强调了学校的重要性之后，在1902年的《教育政策私议》中，梁启超又参照日本的教育制度，把学校教育分为四个时期：(1)5岁以下为幼儿期，接受家庭教育和幼稚园教育；(2)6岁到13岁为儿童期，接受小学教育；(3)14岁到21岁为少年期，接受中学教育或者实业、陆海军、政治法律、美术、寻常师范等教育；(4)22岁到25岁为成人期，接受大学教育，包括高等师范学校和师范大学。梁启超认为学校教育要按这个程序，循序渐进，不能躐等。关于学校的经费，梁启超批评了政府“今不惜糜重帑以治海军，而不肯舍薄费以营学校，重其所轻，而轻其所重”的做法[9](P133)。同时参照了英国与法国的教育经费来源，建议中国“学校经费，皆由本校本镇本区自筹”。“其有公产者，则以公产所人支办之。其无公产或公产不足者，则征学校税，如田亩税、房屋税、营业税、丁口税等，或因其地所宜之特别税法，以法律征收之，以为创设学校及维持学校之用”[7](P165)。 梁启超非常重视儿童教育。他认为“春秋万法托于始，几何万象起于点，人生百年，立于幼学”[10](P148)。首先，他强调初等教育阶段要实行义务教育。“今中国不欲兴学则已，苟欲兴学，则必自以政府干涉之力强行小学制度始”[5](P161)。要政府强行推行义务教育：“既以造就国民为目的，则不可不举全国之子弟而悉教之。故各国通制，及年不学，罪其父母。盖子弟者一国所公有，非父母所能独私也。然国家学制未定，使民何所适从？故必用此法，先使学校普及，然后教育可以普及”[8](P167)。其次，梁启超还参照西方提出了对儿童进行教育的主要内容和方法。主要教授天文地学浅理、古今杂事、数国语言、算学、音乐、体操等，采用灵活的教学方法，“导之以理，抚之以术”，使学生易于接受，如演戏法、说鼓词、歌谣等等。同时他还提出要缩短儿童授课时数，“日授学不过三时，使无太劳，致畏难也”[8](P149)。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还对当时儿童教育中盛行的体罚教育提出批评：“今之教者，毁齿执业，鞭笞觥挞，或破头颅，或溃血肉，饥不得食，寒不得息”[11](P124)。他提出必须废止这种教法，“不妄施扑教，使无伤脑气；且养其廉耻也”[8](P149]。 要普及初等教育就需要大量的师资，所以师范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师范》一文中，把师范教育作为“群学之基”。并且称“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12](P144)。文中梁启超还指出了当时学堂中大量充斥“洋教员”的不利因素和弊端：(1)言语不通。多用“翻译辗转口述，强半失真”；(2)中西教法不同，“往往有中文一二语可明，而西人衍至数十言者，亦有西人自以为明晓，而华文犹不能解者”。(3)“西人于中土学问，向无所知”，所以他们所教多重西学，这样必然造成就学者“拔弃本原”，被其同化的后果。(4)他以军事学堂为例，分析所聘西人教习来自不同国家，平时训练学生操不同种语言，一旦遇战事，“则统率虽大声疾呼，而土卒且罔闻知”，结果战必失败。梁启超认为聘“洋教习”有如上弊病，反而其“所领薪俸，又恒倍于华人”，这是不合适的。既然聘用“洋教习”有如此多的不适宜，当然就要办师范教育，培养自己的师资。因此梁启超认为应该在京师及各省府州县广设师范学堂，这样“三年之后，其可以中教习之选者，每县必有一人。……十年之间，奇才异能，遍行省矣”[10](P145)。 梁启超对女子教育也非常重视。自古以来，在中国是不允许女子与男子接受同等教育的，“女子无才便是德”。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开始提倡男女平等，注重女子教育。在此期间，梁启超先后著成了《变法通议?论女学》和《倡设女学堂启》，阐述自己关于女子教育的主张。梁启超首先把“女学”与“强国”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13](P87)。“是故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8](P97)。 梁启超把提倡女学的重要意义概括为如下四点：其一，“凡国之人，必当使之人人各有职业，各能自养，则国大治”[8](P87-88)。因为在中国“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惟其不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也。故男子以犬马奴隶畜之，于是妇人极苦。惟妇人待养而男子不能不养之也，故终岁勤动之所入，不足以赡其妻孥，于是男子亦极苦”[8](P88)。因此必须让女子接受教育，然后找到一份职业“以自养”。这样既可减轻男子的负担，同时也可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和家庭地位。且可以达到民富国强的目的。“故曰，国何以强？民富斯国强矣。民何以富？使人人足以自养，而不必以一人养数人，斯民富矣”[8](P89)。其二，梁启超认为女子接受教育后，便可以“拓其心胸”，增长见识，促进家庭和睦。梁启超认为“今夫妇人之所以多蔽于彼者，则以其于天地间之事物，一无所闻，而竭其终生之精神，以争强弱讲交涉于筐箧之间……是以海内之大，为人数万万，为户数千万，求其家庭内外相处熙睦，形迹言语，终身无间然者，万不得一焉。而其发端，罔不起于姑嫜姒娣之间，愤时者至谓妇人为尽可杀”[8](P91)。因为女子终日困于家庭，不学习、少见识，所以常为家庭琐事而计较，造成夫妻不睦，家庭不和，“若夫家庭之间，终日不安，人室则愀，静居斯叹，此其损人灵魂，短人志气……故虽有豪杰倜傥之士，苟终日引而置之床笫、筐箧之侧，更历数岁，则必志量局琐，才气消磨[8](P91)。可见，家庭不和睦会带来诸多消极后果。如果女子们接受了教育，必然“使其人而知有万古，有五洲，与夫生人所以相处之道。万国所以强弱之理，则其心也，方忧天下悯众生之不暇，而必无余力以计较于家人夫子事也”[8](P90)。可见，女子接受了教育以后，见识广、心胸宽，自然不会终日为家庭琐事计较、烦恼，当然家庭也就会和睦了。其三，女子接受教育后可以更好地教育儿女。梁启超认为“西人分教学童之事为百课，而由母教者居七十焉”，因为“母教善者，其子之成立也易；不善者，其子之成立也难”[8](P91)。因此，梁启超把家教特别是母教作为教育的基础。“故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8](P93)。其四，女子接受教育后，可以养育有素质的后代，不断“进其种”。即“进诈而为忠，进私而为公，进涣而为群，进愚而为智，进野而为文”[8](P93)。梁启超认为“西人言种族之学者，以胎教为第一义，其思所以自进其种者，不一而足”[8](P92-93)。如：“各国之以强兵为意者，以令国中妇人，一律习体操，以为必如是，然后所生之子，肤革充盈，筋力强壮也”[8](P93)。由此类推，一个有学识、有修养、有素质的女子，所生育之子自然是有学识、有修养；有素质的人。其实，在这里梁启超提出了遗传学和胎教两个概念。 总之，女子接受教育后，“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14](P325)。为了实践其女子受教育的主张，1897年冬，梁启超与经元善等在上海创设经正女塾（又名中国女学堂），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女学堂，该学堂还发行《女学报》，鼓吹妇女教育，一时间许多城市都闻风而起，兴办女学，从而开创了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先河。 上述从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梁启超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教育主张，他提出了遗传和胎教这样两个概念，并认为这取决于母亲的素质，所以，他才特别强调女子教育的重要性。他甚至把女子教育同国家强盛联系在一起，这种主张恐怕是前无古人的；同时，梁启超参仿日本所制定的学校教育的四个阶段，也为近代学制的颁布提供了参考；他的关于义务教育和教育经费的见解在中国教育史上也具有开创性，所以说，梁启超的教育思想丰富了近代教育思想史的内容，为近代教育制度的发展完善奠定了基础。

1、公车上书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1895年春，乙未科进士正在北平考完会试，等待发榜。《马关条约》内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白银二亿两的消息突然传至，在北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梁启超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4月22日，康有为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十八省举人响应，一千二百多人连署。5月2日，由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公车上书被认为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被认为是中国群众的政治运动的开端。2、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是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戊戌变法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实施。其主要内容有：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陆军海军同时规定，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但因变法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利益而遭到强烈抵制与反对。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戊戌变法是一次具有爱国救亡意义的变法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促进了思想解放，对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促进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起了重要推动作用。3、创办《时务报》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创办。旬刊，连史纸、石印。梁启超主笔，汪康年总经理，是中国人办的第一个杂志。翌年，梁启超去湖南，仍遥领该刊。由于张之洞横加干预，汪康年总理管起主笔，汪梁之间矛盾激化，梁启超愤而辞职，自第55期后再无梁文，排式也与前不同。1898年7月底，光绪帝诏改《时务报》为官报，汪康年拒不遵命，1898年8月8日停刊，共出69期。同年8月17日汪康年将报名改为《昌言报》出版。4、诗界革命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之间，夏曾佑、谭嗣同、梁启超等开始试作“新诗”。谭嗣同等人力图开辟诗歌语言的新源泉，表现资产阶级新思想，有其积极可取的一面。但是，他们实际上使诗歌的语言源泉更为狭窄，写出来的作品又完全不顾诗歌的艺术要求，既脱离传统，又脱离群众，很快就丧失了生命力。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逃亡国外，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宣传,推进文学改良,“诗界革命”成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他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刊物上开辟专栏，发表谭嗣同、唐才常、康有为、黄遵宪、蒋智由、丘逢甲、夏曾佑等人的作品，又自撰《饮冰室诗话》，阐发理论观点，大力表扬黄遵宪等新派诗人，诗界革命于是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声势。诗界革命冲击了长期统治诗坛的拟古主义、形式主义倾向，要求作家努力反映新的时代和新的思想，部分新体诗语言趋于通俗，不受旧体格律束缚，这些在当时都起了解放诗歌表现力的作用。但是，梁启超等强调保持旧风格，这就又束缚了手脚，使得它只是旧瓶装新酒，在中国古典诗歌的改革上虽有前进，却前进不大。5、创办强学会1895年8月，在帝党官僚首领翁同龢的支持下，由康有为发起、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的强学会在北京成立。陈炽为会长，梁启超任书记员。丁立钧、张孝谦、沈曾植等分任正董，主持其会务。杨锐、沈曾桐、徐世昌、袁世凯、张之洞、聂士成、汪大燮、孙家鼐、李提摩太、李佳白等数十人为会员。1月，上海强学会成立，拟定章程，说明“专为中国自强而立”，以通声气、聚图书、讲专门、成人才、成“圣教”。1896年1月20日﹐后党御史杨崇伊上疏弹劾强学会，请饬严禁。该会遂被改为官书局，专欲“译刻各国书籍”，准议论时政，不准臧否人物，分学务，选书，局务，报务四门。“专为中国自强而立”的强学会便违失原旨。北京强学会遭封禁，上海强学会也随之解散。

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是指1898年6月至9月21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要领导人物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政治改良运动。但戊戌变法因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利益所以遭到强烈抵制与反对，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至中南海瀛台，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共6君子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促进了思想解放，对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促进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一、戊戌六君子是指为变法牺牲的六个人（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等六人），康有为和梁启超已逃。此六人均与当年之维新运动有关，其中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四人乃光绪皇帝戊戌年新任命之军机章京；杨深秀乃山东道监察御史；康广仁乃康有为之胞弟。二、被杀原因：“六君子”当年被杀的罪名是与康有为结党。1898年9月28日，朝廷下达杀害“六君子”之上谕，称：“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大逆不道，着即处斩，派刚毅监视，步军统领衙门派兵弹压。”次日，内阁所奉朱谕将“六君子”之“大逆不道”的罪名具体化。朱谕称：“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现已在逃，著各直省督抚，一体严密查拿，极刑惩治。举人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所著文字，语多狂谬，著一并严拿惩办。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及御史杨深秀、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实系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杨锐等每于召见时，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实属同恶相济，罪大恶极，前经将各该犯革职拿交刑部讯究。旋有人奏，稽延日久，恐有中变，朕熟思审处，该犯等情节较重，难逃法网，傥语多牵涉，恐致株连，是以未俟复奏，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通观这份谕旨，“六君子”之罪行，总结起来不外乎三条：1、康党谋围颐和园诛杀慈禧；2、“六君子”与康有为结党；3、杨锐等人任职军机处期间“欺蒙狂悖，密保匪人”——所谓“匪人”，其实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干人等。换言之，“六君子”乃因其康党身份而被杀。

戊戌变法运动的政治派别的代表人物

　　康有为　　出生 1858年3月19日 广东南海　　逝世 1927年3月31日 山东青岛　　康有为，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中国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广东佛山市的南海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他信奉孔子的儒家学说，并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曾担任孔教会会长。　　康有为最早的教师是他的祖父康赞修。他十九岁时拜广州有名的学者朱次琦为师。康赞修、朱次琦都崇信宋明理学，因此，康有为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下，鄙弃所谓汉学家的烦琐考据，企图开辟新的治学道路。学习一段理学之后，他对理学也不赞成了。因为理学“仅言孔子修已之学，不明孔子救世之学。”他二十二岁那年离开朱次琦，一个人到西樵山白云洞读书，读了不少经世致用的书，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同年他游了一次香港，使他大开眼界。以后他又阅读《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这一年是康有为从中学转为西学的重要开端。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会试，回归时经过上海，进一步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事物，并收集了不少介绍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的书刊。经过学习，康有为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的腐败，使年轻的康有为胸中燃起了救国之火；西方的强盛，使他立志要向西方学习，借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国。　　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当年9月，他上书光绪帝，痛陈祖国的危亡，批判因循守旧，要求变法维新，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的主张。1891年，康有为回到广东，开办万木草堂学馆，聚徒讲学，并为变法运动创造理论。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这两部书都是在尊孔名义下写成的。前一部书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满怀进取精神，提倡尽可能思想、平等观念的人。康有为的这些看法，虽都不科学，但他的改革精神却在知识界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而对封建顽固守旧分子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因而这两部书被他们视为异端邪说。1894年，康有为开始编《人类公理》一书，这本书经多次修补，后来定名为《大同书》发表。《大同书》描绘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提出大同社会将是无私产、无阶级、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人间乐园。这当然是荒廖的，因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在为戊戍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之后，从容不迫895-1898年，康有为积极地进行了变法实践。1895年4月，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听说清政府要与日本订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为愤慨。康有为连夜起草了一份一万四千多字的上皇帝书。各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集会，通过了这个万言书。5月2日，这份万言书送交都察院。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在上书中，康有为从爱国的立场出发，强烈主张“拒和、迁都、变法”，建议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在这次会试中，康有为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工部主事。以后，康有为又连续给皇帝上了几次书。光绪皇帝对康有为提出的问题，很受感动。在这些上书中，康有为系统地发挥了自己的变法思想，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几个方面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政治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变君专制为君主立宪的要求。他指出：“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经济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发展工业，振兴商业，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主张。文化教育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开民智”、“兴学校”、“废八股”的主张。这几个方面构成了康有为变法维新的基本纲领。　　为了组织和发展维新派力量，1895年8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了强学会。强学会成立之后，每三天举行一次例会，相互讨论“中国自强之学”，批判顽固派的投降卖国。这就惹怒了李鸿章等人，他们下令封闭了这个学会。在这个学会被封闭之前，康有为已感到形势紧张，于同年11月离京南下在上海组织了强学分会，不久也被封闭。1897年11月，德国出兵占胶州湾，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1898年3月，康有为在北京又组织了保国会。在成立大会上，康有为慷慨陈词，说：“二月以来，失地失权之事已二十见，来日方长，何以卒岁？”康有为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听众的心，保国会员很快发展到数百人。这就引起了顽固派的恐惧和诽谤。有人上书大骂保国会是“名为保国，势必乱国。”有的人还上书弹劾，准备对康等进行查究。只是光绪皇帝说了“会为保国，岂不甚善”才算作罢。不过从此以后，保国会的活动也就很少了。康有为和他的同事们通过组织学会，宣传了爱国主义思想，进一步动员了群众，扩大了变法维新的影响。　　改良派还通过发行报刊进行舆论宣传。1898年强学会成立时，康有为就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开始印一千份，后来加印三千份。当时许多官员都能看到，一时在朝廷内外影响甚大。同年，康有为又在上海组织发行了《强学报》。改良派通过报纸，动员力量，扩大了自己的阵地。　　康有为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实践，在社会上名声很大。光绪皇帝准备召见康有为。但是，由于顽固大臣从中设置障碍未能成功。光绪皇帝下令说，以后康有为如有奏折，即日呈递，不得阻拦。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实行新政，“变法自强”。五天以后，光绪皇帝正式接见康有为，并赏给六品衔，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同时给他以专折奏事的权力。不久，梁启超、谭嗣同也都在政府中任了职。这样康有为和他的同事们总算参与了变法维新的机要。在三个来月的时间里，他们根据皇帝的授意，发布了不少实行新政的诏书，如设立学堂、提倡一定的言论自由、奖励发明创造、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改革财政等。康有为等人以为，只要抓住了皇帝好象就能无事不成，其实，光绪皇帝只不过是个空架子，实权完全掌握在顽固派那拉氏等人手里。正当康有为等踌躇满志的时候，顽固派一个反扑，就把改良派打了下去。光绪皇帝被囚禁，谭嗣同等人被杀，康有为、染启超逃亡国外。戊戍变法运动，前后不过百天，就这样失败了。　　康有为领导的变法运动固然有其进步意义，但其失败也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因为他们害怕群众甚至敌视群众。他们主张变法，但却反对革命。康有为认为“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他在《进呈法国革命记序》中，把革命描写得十分残暴吓人；“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遍全国，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而绵祸八十年。”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康有为在戊戍变法以后还死抱住保皇的主张不放，坚决反对革命，最后成了阻碍历史前进的绊脚石。　　梁启超（1873－1929）著名的改良派政治家和报刊活动家。 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别署饮冰子、饮冰室主人、哀时客、中国之新民等。广东新会人。我国著名的政治家和著名学者，梁启超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次年访康有为，被这为今文经学大师所折服，于是依毅然退出学海堂，从学康三年，自称“生平知有学自兹始”。戊戌政变后，出亡日本，广读西书。1902年创《新民丛报》。　　其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学贯中西，囊括古今，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一生著述等身，总约千万余字，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饮冰室合集》较称完备。　　1912年回国，1918-1920年旅欧，回国后不遗余力地从事讲学和著述，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主要著作收入《饮冰室文集》。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1929年病逝。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谭嗣同(1865年3月10日 - 1898年9月28日)，男,字复生，号壮飞，汉族 ,湖南长沙浏阳人，著名维新人物。在北京北半截胡同41号是他在朝为官时的故居,也是在这里被清政府逮捕.1898年参加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于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同时被害的维新人士还有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六人并称“戊戌六君子”。　　后人将其著作编为《谭嗣同全集》。其候刑时，据说曾题诗“望门投趾思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而据史学家黄彰健考证，后两句应为“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我自……”两句是由康有为和梁启超所改。

公车是官署名

康有为主张孔子是托古改制的先师主张变法梁启超主张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

是什么阶级要看他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康有为和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西式民主的一种），属于保皇派，但是从根本上讲还算是推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所以从宏观上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的~

他们两个人的手段不一样，一个比较保守，一个比较激进，理念不同，所以道不同，不相为谋。

不能这么说吧。戊戌变法失败了，他们两个才逃跑的。戊戌变法进行到后期，遭到封建势力的镇压，变法濒临破产。正是因为戊戌变法失败了，才会有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而这正是谭对于封建势力的不屈与对康梁二人逃跑的藐视。

目测，楼主思维很混乱~

1、康有为：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主要成就：发起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宣传维新思想，帮助光绪帝进行戊戌变法。 2、梁启超：在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随康有为亦步亦趋，无论办报或教学，都注意并且用力阐述康有为的改良思想和变法理论。他以公羊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为依据，鼓吹变法，讲求维新，宣传西方科学文化，充分显露了年轻爱国志士的朝气和锐气。 3、谭嗣同：谭嗣同一生致力于维新变法，主张中国要强盛，只有发展民族工商业，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是维新派中的最激进者。

就是因为两个人志不同不相为谋，梁启超想要维护天下太平，但是康有为却一直在实施战争，想要实现天下统一。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要代表的维新派在京积极活动.光绪帝也逐步地接受了维新派的主张.1898 年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开始变法.百日之后,在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作用下,变法失败曰谭嗣同等六人问斩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这就是戊戌变法,亦称“百日维新”.　在这之前以及整个的变法过程中,康有为作为一位领袖人物,始终发挥着积极地作用.他的言论、著作和给皇帝的上书中蕴含的法律思想,代表了当时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基本法律主张.康有为的法律思想主要反映在他所写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大同书》等著作和他历次上清帝书之中.　1888 年,当时还在广东南海的康有为便上书清帝,力陈变法之要.至1898 年,他七次上书,他说院“时即便而仍用旧法,可以危国.”他分析到中国已经到了“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的生死关头.他从诸多方面论证了变法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可能性.同时针对顽固派的指责,康有为也给予了积极地回应.他说：“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另外,针对当时的局势,康有为还主张在政治、法律、经济、教育、军事,乃至社会风俗方面进行全面改革.　在康有为之前,从来没有一个思想家敢于像他那样把他们改革中国政治体制的建议和设想反复向皇帝提出.在我国历史上, 也是他,首次倡导了政治体制上的中西结合,最早在中国提出了立宪政体,并提出了具体的宪政方案:兴民权、设议会、进行选举和地方自治,在坚持儒家传统帝制的前提下,逐步学习西方的立宪经验.　希望可以帮到你，望采纳，谢谢！

康有为从1879年之后接触西方改革思想，1888年以百姓之身上书光绪，虽然皇帝没有看到，不过打了出了牌子，在老百姓中很有口碑。1890年春，梁启超经介绍和康有为碰面，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使只知攻读的举人梁启超不知所措，醍醐灌顶，拜监生康有为为师，启为政、为学之端。有些小摩擦，埋下以后事端的种子。政变后，梁启超因时而变，倾向革命，与保皇保教的康有为分道扬镳。

1、1988年冬，梁启超漫步东京上野，适逢日本军营新兵入伍、老兵退役交替之际，亲友迎送，满街红白之标帜相接，而最震撼其心魄的，还是其间为入营者题写的标语是祈战死；梁启超感慨系之：“中国历代诗歌皆言从军苦，日本之诗歌无不言从军乐”当时日本的报刊上，为配合军事行动，曾广泛开展了有奖征集歌词的活动，这当然是为其对外扩张作宣传的。 2、康有为小时候走失过，过了一天被找回来，他的妈妈没有抱头痛哭之类，而是坚定的说：我儿是男儿，男儿当自强； 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1891年后，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

破坏了中国长久以来的中国文化，让中国文化出现了断层

历史书上说主要原因 维新变法是维护清朝统治挽救国家危亡富国强兵

　　康有为的变法就是戊戌变法，也称百日维新，维新运动　　戊戌变法指1898年（农历戊戌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这次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这年九月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被囚，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和日本。谭嗣同等6人（戊戌六君子）被杀害，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终于失败。因此戊戌变法也叫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又名维新变法，其高潮则为百日维新， 是中国清朝光绪年间（1898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这次变法主张由光绪皇帝亲自领导，进行政治体制的变革，希望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近代化道路。　　明治维新成功与戊戌变法失败的真正原因。　　[编辑本段]变法内容　　1.政治方面：准许官民上书言事；取消闲散重叠机构，裁汰冗员；废除旗人寄生特权。　　2.经济方面：京师设立铁路矿务局和农工商总局，保护农工商业的发展；奖励创造发明；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决算；裁撤驿站，设立邮政局。　　3.军事方面：裁撤绿营，精练陆军，改习洋操；实行征兵制；添设海军。　　4.文化教育方面：开办京师大学堂，各地设立中小学堂，兼习中西文科；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设经济特科；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准许设立报馆、学会；派人出国留学、游历。　　[编辑本段]变法开始　　1897年末，山东发生曹州教案，两名德意志帝国传教士被杀。德国乘机侵占胶州湾（今青岛），俄国同时进占旅顺大连，法国进占广州湾（今广东湛江），英国进占山东威海，并要求拓展九龙新界。列强意图瓜分刚败于日本的清朝，在朝中再次敲响了警钟。　　光绪帝虽然在1887年十七岁时已在名义上亲政，但实权仍然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里。面对列强瓜分的危险，1898年（戊戌年），慈禧太后同意光绪帝进行朝政的改革。6月11日，光绪帝帝颁布《定国是诏》，表明变更体制的决心，这亦是百日维新的开始。之后光绪帝帝召见康有为， 调任他为京章行走，作为变法的智囊。 其后又用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人，协助维新。　　新政内容主要有：裁汰冗员、废八股、开学堂、练新军、满汉平等，等等；涵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体制。其最终目标，是推行君主立宪制。康有为向光绪帝帝赠送康有为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还有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的译本和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的书。正在变法的时候想要推荐使把型号特别地当作明治维新的改革前进了。　　戊戌政变新政一开始便遭到原来各大臣的抵制。特别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更是保守派的头目。9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统率北洋新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面谈后升任他为侍郎候补。另一方面，直隶总督荣禄以英俄开战，催袁急回天津。据袁世凯的日记，之后谭嗣同於9月18日夜访袁世凯住处，透露皇上希望袁世凯可以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及包围慈禧太后住的颐和园。两日后（9月20日），袁世凯回到天津，将谭嗣同的计划向荣禄报告。 9月19日，慈禧太后回宫，9月21日即临朝，宣布戒严，火车停驶；并即幽禁光绪帝，废除新政，搜捕维新党人。是为戊戌政变，结束了只有一百零三天的维新。维新党人中，康有为早离开北京，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谭嗣同拒绝出走，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其他数十人被捕，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人于9月28日斩于菜市口。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则发放新疆；陈宝箴革职永不叙用。所有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即现北京大学）和各地新式学堂被保留外，其余主要新政措施均被废止。　　[编辑本段]变法影响　　近年亦有历史学家认为，维新运动自开始即不具有成功希望。除了光绪帝未具备足够的权力和威望推行改革外，维新派人物（特别是作为智囊的康有为）对政治现实的无知，和他们对西方社会制度的粗糙了解，亦注定运动的失败。　　戊戌变法是一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变法失败后，越来越多的人对清朝统治者感到失望他们认为，要救中国，必须进行革命，推翻清朝统治，仿效西方国家建立民主共和制度。　　[编辑本段]变法意义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①戊戌变法，是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是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的初步尝试。维新派试图在政治上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在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符合历史发展趋势。②它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时刻维新派希望通过变法使中国走向强大，从而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激发人民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③戊戌变法也是近代中国一次思想潮流的解放。资产阶级接维新派提倡新学，主张兴民权，对封建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这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编辑本段]失败原因(与日本明治维新相比较）　　1、光绪帝和几个书生的全变和大变的急进变革得罪了整个上层阶级，包括知识分子，废除科举堵住了某些知识分子的升官之路。 而日本则是稳健的改革；　　2、戊戌变法和之后慈禧太后的新政都有洋人的破坏。而日本的改革受到洋人的扶持；　　3.维新派依靠无实权的皇帝，缺少中央地方的官员及民众的支持，帝国主义与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封建势力强大，代表民主资产阶级维新派力量薄弱，无法与其抗衡，又加上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脱离群众。　　上面的两个原因，以第一条为最主要，下面仔细说一下我的理由：　　至于有人说失败是因为“主观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发展不彻底，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客观方面，中国封建反动势力太强大，严重阻碍。”这个是教科书的标准答案，但却是不符合事实的。其实，这里的主客观因素日本和清代都也有这个问题，日本的封建反动势力的反抗甚至比中国还强大，比如日本改革之后，日本九州的封建势力就发起对新政权的武装进攻。　　1895年的甲午战争失败后，1898年由光绪帝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应运而生。在教科书和主流媒体的影响下，人们基本上认为戊戌变法运动是慈禧太后镇压的，慈禧太后是阻碍中国进步的祸根。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甲午惨败，老佛爷岂能无动于衷? 据费行简《慈禧太后传信录》载，早在变法之初，慈禧太后即对光绪帝说：“变法乃素志，同治 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 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光绪皇帝素怕慈禧太后，待到慈禧太后坦露心迹，抑郁顿释，也就在几个书生的簇拥下放胆行动起来，恨不得把一千年的任务在一个礼拜之内便大功告成。欲速则不达，反而适得其反，得罪大批既得利益者。光绪帝和维新派全变、大变的急进变革主张，造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强烈震荡，使许多与现存社会有利害关系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觉得受到了威胁。百日维新期间，上谕达一百一十多件，令人目不暇接。各地方官员都怨声载道。光绪帝严惩阻挠变法的官员，树敌太多。至于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又在庞大士人群体中引起普遍恐慌。　　几个书生的所做所为就要导致清朝的崩溃了，慈禧太后不得不走出来稳定政局，吞下 “血腥政变”的恶果。在处理戊戌变法上，慈禧太后有功无过。（对专制腐朽政府有功，对人民有剧毒。）慈禧太后当时要是真的要像武则天那样有野心，那她为什么不称帝呢？（如果你和一个有夫之妇有通奸之实，那你为什么不和她结婚呢？）因为种种原因，慈禧太后已经被丑化的不能再丑化了。（本来就丑，就算用浪费北洋舰队全年军饷买来的胭脂涂抹在脸上也依然丑陋）　　慈禧太后是支持改革的，（她也支持刀枪不入的义和团）这个由她自己主导的新政证明了这一点，“前因中外积弊过深，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而宵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乱之谋。业经严拿惩治，以遏横流。至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须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废食。”但处在那样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她不具备有一个最高统治者应有的知 识素养。她没有主动吸纳新知识的渴求和行动，因而在不少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无知，如认为修铁路破坏风水，火车要用驴马来牵引等等（但这也不能全怪她，那个时代的知识背景就是如此）。她的无知影响到她所支持的洋务运动和同治中兴的实 绩。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受教育水平和时代的局限性，她对事态的严重性、改革的进程和目标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通盘考虑，在外力的刺激下被动地调整政策。在新政实行后，还是犯了光绪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的冒进的错误，日本的维新用了 20年完成，而慈禧太后用了8年。由于改革的步子太大太快，导致政局不稳定，导致权力下放，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保路运动。 这里强调一下，清朝的灭亡不是因为通常说的什么腐败，而是自己的改革大跃进。这和当年苏联解体的原因相似，苏联解体不是因为腐败，而是激进的改革。　　从国际环境上。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末，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开始。而西方列强在东亚侵略的主要目标是地大物博的中国，加上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对西方列强力量的牵制，都为日本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日本维新派本身也比较注意外交斗争策略，尽量利用英法、英俄之间的矛盾。而清朝戊戌维新已经到了19世纪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列强通过争夺殖民地的高潮已经基本上把世界瓜分完毕。中国成了列强在东方争夺的“惟一富源”，出现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时帝国主义列强绝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　　因为中国土地大，人口多，发展起来对其他国家不利，而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其他国家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无所谓好坏来评价他们的侵略行为。正是为了让中国这个睡狮永远也不醒来，西方对日本的改革维新大力扶持，而对清朝晚期的戊戌变法采取破坏行动。所以，从国家利益角度来说，西方抑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从东西方第一次碰撞就开始了，西方抑制中国的政策现在还在继续，并在可预见的将来持续下去。西方对中国的抑制和中国姓封，姓资或者姓社无关的。而日本土地面积小，再怎么发展也不会对西方构成严重的威胁，这也是为什么西方自明治维新起就一直受到西方扶持的原因，用一个强大的日本控制中国的发展。　　戊戌变法另一个失败原因　　戊戌变法中袁世凯的告密是关键情节，传统的说法是：因袁世凯告密而导致慈禧政变。究竟袁世凯怎样告密？至今众说纷纭，留下重重疑团。变法运动，从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即1898年6月11日，以下均用旧历）光绪下《明定国是》诏谕开始。接着新政上谕，如雪片飞下，频频颁发，而守旧派推宕拖延，全力阻挠。新政无法实行，诏谕全成空文，两党形同水火，势不两立。七月三十日，光绪帝颁密诏给杨锐，嘱维新派妥筹良策，推进变法。密诏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它？”光绪帝意识到将有变故，自己处在危险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维新派筹商对策。八月初二日又由林旭带出第二次密诏，令康有为“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康有为、梁启超、林旭、谭嗣同等维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诵密诏，痛哭失声，誓死搭救皇帝，不得已铤而走险，决定实行兵变，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权。八月初三日谭嗣同夜访法华寺，会见袁世凯，说袁举兵杀荣禄，围颐和园，对慈禧太后则或囚或杀。此后事情的发展有不同说法，传统说法是：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一面假意和维新派周旋，骗得光绪帝封他为侍郎，另一面看到慈禧的势力根深蒂固，决定投靠旧党。他用假话哄走了谭嗣同。八月初五日向皇帝请训，当天乘火车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光绪帝和维新派。当夜，荣禄赶回北京告变。八月初六日晨，慈禧临朝训政，囚禁光绪，捕拿维新派，杀六君子，百日维新遂告失败。　　洋务运动　　1840年鸦片战争战败后，中国跟世界的关系出现前所未见的改变。接连的外忧内患，使清政府及一众知识份子逐渐醒觉到必须要改变以自强。咸丰、同治年间开始，清政府进行洋务运动，希望能够“师夷长技以自强”，改良生产技术。各地先后引入外国新科技，开设矿业、工厂，建设铁路、架设电报网，培训技术人材；在军事上亦建立了远东最具规模的北洋水师。1894年至1895年发生甲午战争，清政府被日本打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证明只靠经济上洋务运动未能根本改变中国的落后。于是出现了要求从更基本层面，包括政治体制上，进行变法维新的声音。　　公车上书　　维新运动开始於1895年于北京发生的公车上书。当时齐集在北京参与科举会试的十八省举人，收到《马关条约》中，中国割去台湾及辽东，并向日本赔款二万万两的消息，一时间群情激动，4月， 康有为、梁启超作成上皇帝的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及变法的主张，得到一千多人连署。5月2日，康、梁二人，十八省举人及数千市民，集合在都察院门前要求代奏。因为外省举人到京是由朝廷的公车接送，事件亦被称为公车上书。虽然公车上书在当时没有得到直接实质的后果，但却形成了国民问政的风气，之后亦催生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议政团体。当中由康、梁二人发起的强学会最为声势浩大，更曾一度得到帝师翁同龢、南洋大臣张之洞等清朝高级官员的支持。　　关于《万国公报》和强学会的建立　　公车上书失败之后，康有为、梁启超创办《万国公报》，通过介绍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情况，继续宣传维新变法。不久，他们联合朝中大臣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定期集会演讲。随后，他们又把《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作为强学会的机关报发行。维新派的政治团体形成了。　　戊戌变法失败原因再探　　摘要：距今一百多年的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声势浩大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维新派在当时掀起的这场思想启蒙风暴对推动中国的近代化过程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维新派领导人在变法过程中没有充分利用这次机遇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创造一个轻松和谐的改革环境，反而采取了一系列不利于改革的做法和措施，不但激化了自己和社会各阶层的矛盾，而且在维新阵营内部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分化，对后来变法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也为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改革提供了一定的警示和借鉴。　　百年前的戊戌维新是继洋务自强破产后中国选择现代化道路的一次比较系统的尝试。变法者意欲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通过新旧势力的妥协，逐步而稳健地达成体制地转换，促使中国步入现代化富强之路。无奈它只维持了短短百余日便被顽固势力扼杀于摇篮之中，中国也因此失去了一次国家振兴的良好机会。这场变法的失败，不能不令当时以及以后的很多有识之士为之扼腕叹息。戊戌变法为什么失败？戊戌领导人在变法中的一些措施对变法最后的失败究竟负有怎样的责任？他们的这些做法对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又有什么样的借鉴和帮助？这都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开始进行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自称持有皇帝的衣带诏，组织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反对革命。辛亥革命后，作为保皇党领袖，他反对共和制，一直谋划溥仪复位。民国六年（1917年），康有为和张勋发动复辟，拥立溥仪登基，不久即在当时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的讨伐下宣告失败。康有为晚年始终宣称忠于清朝，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后，他曾亲往天津，到溥仪居住的静园觐见探望。民国十六年（1927年）病死于青岛。康有为作为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在倡导维新运动时，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但后来，他与袁世凯成为复辟运动的精神领袖。

谭嗣同--学习强国

公车上书前就参加考试了。康有为中了进士,梁的试卷被认为是康有为之作,故未被录取。梁启超生平活动大事记光绪二十一年 (1895年)二十三岁 二月，与康有为入京会试。康有为中了进士，梁的试卷被认为是康有为之作，故未被录取。 三月，梁启超即参与康有为发动的 “公车上书”，并成为康的得力助手。在“公车上书”中，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主张，但未被清廷接受。

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维新变法，是指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政治改良运动。但戊戌变法因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顽固派）的利益所以遭到强烈抵制与反对。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至中南海瀛台，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主要内容：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陆军海军同时规定，今后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促进了思想解放，对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促进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1、梁启超朝代：清代。2、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广东省广州府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今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茶坑村）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3、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因为及时出逃了，逃到了国外，没被捕。

　　孙开秦主编《中国近代史》的论述　　维新运动在全国的迅速高涨，危及到封建专制统治的根基，资产阶级维新派与封建顽固势力的矛盾和斗争也就日益激化起来。　　顽固派以后党的贵族官僚刚毅、荣禄、徐桐等为首领，后台是慈禧太后；维新派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代表，受到无权的光绪皇帝的支持。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参与了顽固派对维新派的反扑和围剿。在关系到中国命运前途的一系列问题上，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要不要进行变法维新？　　资产阶级维新派所进行的变法维新，是要“变”地主阶级之“法”，“维”资产阶级之“新”。顽固派则疯狂叫嚷：“祖宗之法不能变”，“宁可亡国，不可变法”。　　顽固派大肆鼓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反动观点，坚持旧的统治制度，强调一切都要“恪守祖训”。他们攻击维新派是“名教罪人”，“上林败类”，叫嚣“天下之祸，不在夷狄，而在奸党（指康梁等人）”。　　维新派根据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驳斥说：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万事万物都“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变”是“天下之公理”。他们列举中国历史上各朝制度变化的史实，指出：“法既积之，弊必丛生，故无百年不变之法”。他们讽刺“笃守旧法”的顽固派是一群“已夏而衣重裘，涉水而乘高车”的迂腐之徒。对顽固派颂古非今的丑态，给以无情地嘲笑：“古而可好，又何必为今之人哉？”康有为责问叫喊“祖宗之法不能变”的荣禄：“且法者，所以守地者也。今祖宗之地既不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他着重强调：“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第二，要不要兴民权和设议院？　　顽固派对维新派兴民权、设议院的政治主张既仇恨又恐惧，叫嚷“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会造成“人人造反，时时作乱”的局势，他们坚决反对改变君主专制制度，声称“民主万不可设，民权万不可重，议院万不可变通”。　　奉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宗旨的张之洞，于1898年3月抛出了《劝学篇》，为封建顽固派提供了反对维新派的理论依据，该书宣称“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一旦实现民权就将“子不从父，弟不尊师，妇不从夫，贼不服贵”，“邪说暴行，横流天下”。《劝学篇》的出笼，后党集团如获至宝，慈禧以光绪帝的名义下令颁发全国。维新派对《劝学篇》严加驳斥，并揭露张之洞“保一官而亡一国”“倾天下以顾一家”的阴暗心理。维新派在同顽固派的论战中，对洋务派的思想也进行了中肯的揭露和斗争。　　维新派针对顽固派的叫嚣，论证了兴民权、开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大胆批判“君为臣纲”的封建法规，剥掉封建帝王“君权神授”的外衣。他们认为，人类社会最初并没有君主，君是后来由民推举出来主持“公道”的，自古以来“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维新派指出：国家是“民之公产”，王侯将相不过是“通国之公仆隶”，人民才是“天下之真主”，不替人民办事的皇帝可以由民“共废之”。他们进一步指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维新派提出，为了挽救危亡，振兴中国，必须“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　　第三，要不要转变旧观念和废除科举、提倡新学？　　维新派认为，中国变法维新，首先要冲破封建思想的樊笼，转变人们旧的传统观念。他们对顽固派提倡迷信盲从的用心和言论，痛加抨击，斥为“压人天赋自由之权也”，并积极宣传“弃旧图新”的意义和“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的道理。维新派指出，变法能否成功，关键在人才。而人才的培养，又必须改革旧的封建教育制度，废科举，兴学堂，倡新学。他们揭露“旧学”和科举制度是愚民政策，是“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气于冥冥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有“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三大害。它训练出来的一些“腐儒”和“学究”，“多有不识汉唐为何朝，贞观为何号者！”因此，必须改革旧教育，大办新学堂，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学说，造就新型人才。并强调：“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　　在论战中，也暴露了维新派的严重弱点。他们以西方庸俗进化论为武器来攻打中国封建专制的顽固堡垒，只求渐进，不承认飞跃，反对暴力革命。他们提倡民权，要求实现君主立宪，但又严重地脱离人民，把劳动群众视为“乱民”，认为“权生于智”，宣扬资产阶级的英雄史观，再者，不愿和不敢触动封建土地制度，举着君旗，希望允许资产阶级参与政权。他们批判封建伦理和“旧学”，但在自己提倡的“新学”中又包含着不少封建的毒素，不敢正面冒犯儒家鼻祖，而是借托孔子之名，“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维新派与顽固派的论战，是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主义思想的首次正面搏斗。开始改变了社会风气，使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初步挣脱封建思想的枷锁，议论时政，指点江山。通过论战，西学得到进一步传播，维新思想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推动了维新运动高潮的到来。

梁启超则希望中国能够实现民主制，所以两个人产生了分歧，最终分道扬镳。

应该是戊戌变法吧……

康与梁关系的演变耐人寻味。应该说，康和梁都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向西方求实的先进人物，他们都为中国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在历史转折和巨变面前，一个固步自封，僵化保守，拒绝接受新事物和变化；一个老师善于吸收，与时俱进，努力挣脱传统事物和文化的束缚，师生的差异甚至最终的分野，是理所当然的。康有为梁启超康有为是梁启超学术研究和政治的导师。他们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们的恩怨与近代史的发展息息相关。和某人唱二重唱康有为出生在一个世代学习理学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他从小聪明，但对科举兴趣不大。他做了许多参考，在孙山很有名，但他没有我不太在乎这件事。1879年，22岁的康有为，在游历了被英国殖民者占领了近40年的香港后，对西方文明有了一些感官上的认识。他觉得英国人依法治国，不像古代所谓的义帝那样没文化。由此，他开始研究西方科学知识，并逐渐成长为当时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先驱之一。根据清朝的相关规定，普通人可以不要直接给皇帝写信。康有为没有我不在乎这个。1888年，老百姓康有为第一次给皇帝写信，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提出了改革法律、与民沟通的改革方案的感情，并提防小人。光绪皇帝没有看不到这封信，但康有为赢得了普通人的广泛关注，人们开始关注他。1890年春，在同学陈的推荐下，年仅18岁的梁启超来拜访33岁的康有为。此时梁启超刚刚考了广东乡试第八名，可以说是有为青年。康有为虽然年龄稍大，但由于科举不中，此时只是个国子监文凭，学历比梁启超低一等按照当时科举考试的习惯，梁启超是第一个带头的，应该是康有为的前身，所以梁启超自然沾沾自喜。两人见面后，聊了几个小时。梁启超后来回忆往事，说康有为做了狮子吼(佛教用来形容佛的词随着海潮的声音。遭受重击后，他一时不知所措。他之前学的只是科举的敲门砖，根本不是知识。经过一番思考，他毅然决然地决定以康有为这位国鉴文凭为师。这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举动自然扩大了康有为的影响。于是，很多优秀的年轻人也跟着来了，康有为在长兴设立万亩草堂，聚会讲学。梁启超从康有为那里学到了一些基本的学习方法，为他以后的学术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生我们的学习在这一年完成了。此后，在康有为的指导下，梁启超逐渐成长为康有为他是我的得力助手。梁启超师从康有为不仅是他政治生涯的开始，也是他步入学术殿堂的起点。他曾经说过，启蒙运动的研究中没有一样东西来自南海。但是，这个时候，师弟之间还是有一些分歧的，只是这些分歧不算太大，但也埋下了日后恩怨的种子。如果有两个人。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支持下，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政策。但由于慈禧太后的反对，9月21日，戊戌变法失败，仅持续了103天！由于1898年是戊戌变法的年份，所以这次变法也被称为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逃往日本。康有为拿着号称缝在光绪皇帝衣服里的所谓圣旨，继续宣传他的保皇主义和教育主张。起初，梁启超还像以前一样顺从，但渐渐地，随着对西方资产阶级著作的大量阅读，他的政治观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与前者有所不同。最重要的变化是，他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特别赞同被称为最后一个全知之人的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的名言：人群的进化取决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并以自由书为题，写一组文章，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认为法国启蒙思想家民约论是治愈中国的良方这是慢性病。人们相信，如果中国能够采纳他的想法，大同必将出现。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梁启超美国的政治观点也从保王主义转变为革命。在此期间，他与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家的交往开始密切，有时甚至在深夜长谈。因此，他计划成立一个合作政党，由孙中山担任主席，梁启超担任副主席。梁启超甚至召集其他同学，联名上书康有为，劝其退隐，歇息其影与林泉，夜自娱。当康有为得知梁启超倾向革命时，他非常生气。随即命令他离开日本，前往檀香山处理保皇党事务，并斥责他鼓吹革命的错误。这些年来，梁启超对康有为产生了尊敬和敬畏，表面上不得不答应悔改，但实质上并没有放弃对革命的信仰。在尊孔保教问题上，梁启超也开始刻意摆脱康有为的枷锁。梁启超早年受康有为影响，经常讲尊孔保教。在他的好朋友黄遵宪和严复分别向他解释教育不能保证后，他开始改变主意。1902年，本着对孔子的热爱，特别热爱真理；我爱我的祖先，尤其是我的祖国；我爱我的老朋友，我尤其热爱自由的理念。梁启超公开发表文章，认为教育既无必要，也不可保。从现在开始，只需要努力保护国家。他从宗党的领袖变成了宗党的敌人，受到了康有为的严厉批评。

康有为是进士，梁启超不是进士。这两人都是广东人，康有为是佛山人，梁启超是广州人。早期读书梁启超比康有为厉害。1889年，虚岁17岁的梁启超就考中了举人，而康有为到1893年36岁才中的举人。1895年两人同时参加会试，结果康有为考中了二甲46名，梁启超落榜。之后两人变法维新，再没有参加科举。

首先我们说康有为、梁启超二人在当时绝对是一代人杰，在绝大部分国人麻木不仁浑浑噩噩的时候，他们创立了自己的一套救国图存的办法，他们的思想见识是当时潮流的顶端。当时康梁创建的学会遍布全国，让很多知识阶级接受了他们的思想。要思想有思想，要见识有见识，要方法有方法，奈何对手是慈禧。咸丰尸骨未寒，慈禧刚登上舞台就大刀阔斧的除掉了顾命大臣，与慈安太后恭亲王奕言斤瓜分权力。慈安死后，慈禧又以雷霆手段夺取了恭王的权力，扶持醇王。晚清政坛，绝顶高手只有两个，一个是袁，一个就是慈禧。 那么为什么同为人杰，二人的评价差距如此之大呢？首先说说康有为。康有为把自己包装成维新派的首领，并捏造出个康党，天可怜见，整个改革过程中康有为不过是边角料而已，并未发挥什么大作用；他逃走之后，哪是做什么生意，不过是鼓吹自己。大发厥词，骗取海外华人的捐款，以供自己挥霍。康有为拿旧道德来说，是奸臣。他本来没有改革的实际能力，却鼓吹改革，骗取了光绪皇帝信任（当然光绪生于妇女之手，能力也很堪忧），一时间呼风唤雨，小人得志；等到被追捕，不学谭复生从容就义，自己先跑了，还恬不知耻地招摇撞骗，衣带诏可是用来救光绪的？说他伪君子？都不需要辩的。再说新道德，首倡维新，这个确实有，但也仅此而已了。 再说梁启超，相比于康有为的保皇本色一直不变，梁启超一直在变，一直在改变自己的立场，但是我们由表及里，任公一直基于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顺应时势在变，而不是虚伪的明哲保身，见风使舵。也许同时代的人感受是最真，孙文、胡汉民、蔡炎培、鲁迅等各类人都对其评价甚高；死后享受国民 *** 的国葬待遇，争议很少。 而当康有为招摇撞骗，坐拥轿车豪宅，养几房姨太，过着舒适的好日子的时候；梁启超并没有这样做，他从保皇始，从改良终，一直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一生作一千多万字，影响深远，在用毛笔书写的时代不知道还有谁能比肩），在学术、文学、出版教育上成就都很高。书传俱在，品行学养都得到公认。 当然，研究历史更多关注的是事件本身的影响，而不是个人的作用，不能用现在的标准去评判历史人物。在那个灰暗的时代，有识之士都在为中国寻求出路，康梁要改革，孙文也是保皇开始，但是很快就与清廷决绝了，这些人虽政见不同，但都是热血人士。康梁改革自有其历史价值，如果没有血的教训，孙文等革命派不会认清晚清的无可救药，从而决绝，走上革命之路。因此，尽管康有为人品、私德广受诟病，让人唾骂，但这些并不妨碍他在戊戊改革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作用。

戊戌六君子被斩顺序 戊戌变法是发生在清末的一次重要的，对中国近代化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变法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实施，至同年9月21日慈禧太后软禁光绪，康梁逃亡，谭嗣同等六人被杀，历时103天，因此也被称为“百日维新”。 死于变的谭嗣同、杨深秀、林旭等六人青史留名，史称“戊戌六君子”。 这个称谓始于梁启超，当时他侥幸逃脱日本，急于将事情公诸于世。 朝中具体情况只能听信传闻，感慨追思英勇就义的同袍，挥毫泼墨写下了《戊戌记》。为增加宣传效果， 难免有所溢美。后人则因袭其说，统称谭嗣同等人为“戊戌六君子”了。 按孔夫子的说法，君子是一种理想化的人格，君子，以行仁、行义为己任。 谭嗣同等六人合这个标准吗？他们是不是君子大家来评定好了。 一说起“戊戌六君子”，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谭嗣同，据《清实录》记载，在慈禧的眼中，六人的排序是这样的：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 康广仁是个替死！ 之所以将康广仁排在首位，并不是因为康广仁是首犯，而是因为他是康有为的胞弟。 之初（八月初六），清廷要抓的是康有为、康广仁兄弟二人，三天后才陆续抓的谭嗣同等人。在此之前，为避免与守旧派矛盾激化，康有为被光绪皇帝打发到了上海督办官报局，中途受英军舰保护去了，最终躲过一劫。没有抓到康有为，罪魁祸首跑了，只好拿康广仁顶缸了，何况康广仁本来就是变法派的。 康广仁生性懦弱，做过最出格的事情也就是在澳门办过《知新报》，曾经写过一些鼓吹变法维新的 。据梁启超回忆，康广仁学过西医，当年进京是为了给他治病。 来到时，正是变法派与守旧派势同水火之时。康广仁“力言新旧水火，大权在后（慈禧），决无成功，何必冒祸”苦口婆心的劝兄长离开是非之地。 康广仁被抓后关在刑部，每日以泪洗面，不停的用头撞墙，抱屈喊冤，苍天啊、大地啊，哥哥的事，怎么要兄弟来承担？狱卒过来提牢，他吓得号啕大哭，刘光第见状哭笑不得，温言安慰他，这只是提审，不是杀头。 康广仁怕死，监斩官索性成全，之一个血溅菜市口的人就是他了。 老而弥坚杨深秀 排在第二的是山西大儒杨深秀，与谭嗣同、等人新晋不同，维新运动兴起之时，杨深秀已经是宦海沉浮二十多载，年近半百的老人。 子曰“五十知天命”，混迹，到了杨深秀这把年龄早已经是圆滑世故，少开口、多磕头的老油条了。 哪知道杨深秀却是老而弥坚，清末的另类。当光绪被囚、慈禧重出的时候，朝堂之上万马齐喑，惟有杨深秀上疏请慈禧撤帘归政。 他的儿子看到他的奏章，苦劝不要作死触了慈禧霉头，无奈杨深秀只是不听，到后来老头怒了，“厉声叱之退”。 看到杨的奏章，慈禧的反应可想而知。加上杨深秀一贯主张变法，在任御史时数次替康梁维新派代笔上疏，早已经是守旧派的众矢之的。 坊间传言，杨深秀曾经提议以三千枪围颐和园，欲效仿讨武曌。传言无法证实，但上疏请慈禧归政却是白纸黑字的事情。这一番，杨深秀是将慈禧彻底得罪到了家，将他列为第二是顺理成章之事。 在狱中，杨深秀表现的坚贞不屈，对生死看得更是淡定，作诗一首明志： 久拼生死一毛轻，罪臣偏由积毁成。 自晓龙逢非俊物，何尝虎会敢徒行？ 岂有胸中气，下士空思身后名。 缧绁到头真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 杨深秀虽然旧学精湛，却与康梁维新派人物交往甚密，反对向列强妥协，积极探索救民之道。居京官二十年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恶衣菲食敝车羸马，官至御史，节操不改。 杨深秀正直清廉，在清末实属凤毛麟角，他是死于戊戌变法的第四个维新派。 蜀中奇才杨锐 六人中，更具争议的当属杨锐了。 41岁的杨锐（1857~1898）是四川绵竹人，他是晚清名臣张之洞的得意门生。按现代人的理解，杨锐其实就是张之洞在的耳目——驻京办主任。在任职期间，与张之洞书信往来不断，将朝中大事小情悉数知会坐师，张之洞有儿子在京，但许多事情都是托付杨锐，可见对其倚重之情。 杨锐自幼博临览群书，经史子集、天文地理、历算医术无不精通。1874年，杨锐到成都参加院试，时任学政的张之洞读了他的卷子后惊叹不已，称其为蜀中奇才，将其收为。 1885年，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杨锐成了得力助手，步入仕途。在此期间，杨锐结识了康有为，二人私交甚笃。 1895年，康、梁在成立强学会，杨锐积极协助，成为维新派的骨干。与谭嗣同、林旭、刘光第等人过激不同，杨锐谨言慎行，深得光绪的信任。 当慈禧在颐和园大发雌威，光绪预感不妙时，下了一道密旨（即后世人说的衣带诏）给杨锐，而不是给其他人，可见杨锐在光绪心目中的地位。 杨锐建议光绪不要固执己见，主张变法循序渐进，不必一次性裁撤太多的守旧派，以免引来反弹，增加变度。这些中肯稳健的建议，却被后人认为是圆滑狡诈。 临刑前，杨锐大义凛然表示，我几人为国为民，所犯何罪？质问监斩官刚毅为何不审而诛，提出“愿明心迹”，向慈禧申诉。 杨锐入狱后，张之洞认为是无辜受累，之一时间即 各方大员、京中大佬展开营救，愿以全家百口保杨锐。可惜的是，几人八月初九入狱，未经审讯定罪，十三日就被杀了，前后不到五天时间。 张之洞此举不过是亡羊补牢，试想就连光绪皇帝都失去了自由，可知慈禧决心之大，张之洞又如何能保得了杨锐？ 另据记载，杨锐等人被杀的消息传出，当时海外身在邮轮的康有为闻讯，面朝大海手抚栏杆大恸：“杨兄死，我确要孑然一身了！” 为变法抛头颅、洒热血，却被后世人讥为投机，杨锐泉下有知，不知当作何想？ 英年早逝的林旭 林旭（1874~1898）是福建侯官（福州）人，自幼父母双亡，由其叔父抚养长大。 林旭从小聪颖异常胸怀大志，有神童之称。 就在林旭在乡刻苦读书的时候，同乡沈葆桢（晚清重臣、林则徐女婿、曾任福建船政大臣）第四子沈瑜庆回乡扫墓，偶然拜访好友杨用霖，意外看到了他学生林旭的“作业”。一阅之下拍案叫绝、赞赏不已。 得知林旭尚未娶妻，恰好“沈家有女初长成”，于是托杨为媒，招林旭为乘龙快婿。 知道林旭家境贫寒，沈瑜庆（沈于江南水师学堂任职）就将他带回完婚。1893年，林旭回乡应试，名列之一得中秀才；同年恩科乡试，又中举人之一名，得了解元，名冠全省。 第二年，林旭进京参加会试，哪知名落孙山，次年再考仍然榜上无名，连续两年落第不免心灰意冷，最后只得捐了个七品的内阁补中书。 林旭本来只想做个小闲官消磨时日，哪知这一年清王朝战败，准备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出，林旭对清软弱无能割地赔款的行径愤怒异常，作诗曰： 宗三百春，即今将相示无人。 言战言守言，三十六策它则无。 这个时候，康有为在倡言维新，林旭慕名前往拜访，一见之下相谈甚欢，于是拜康为师，逐渐成长为维新派骨干。 1898年，锐意的光绪颁布了一系列的措施，为保证变法的实施，下诏重臣荐贤，于是林旭、谭嗣同、杨锐、刘光第等四人成为四品衔军机章京，参预新政。 “章京”是满语，即办文书的人员。清代军机处于军机大臣之外，另设章京若干员，更低只有七品。杨锐等四人为四品章京，应该是章京中品衔更高的了，再高品职的，光绪也无权任命。 军机处权力虽大，办公室却小的可怜，只是在乾清宫外几间很浅的北房和南房。南房是章京的办公地，办公桌又分为满章京与汉章京。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四人到了军机处，却连一张办公桌也没有。汉章京说他们只办旧案，不办新政；满章京则声称自己是满文档，不让几个人瞎搀合。最后，还是军机大臣出面协调，这才在屋子中间给四人安排了一张桌子。 即便是这样的办公条件，年轻气盛的林旭积极建言献策，“参政十日、朝士侧目”。 被捕入狱后，林旭泰然自若“时时作微笑”；临刑前视死如归，神色不变。 因为他是沈葆桢的孙女婿，因此特别优待，允许他穿官服受刑。林旭是第三个被杀的，死时年仅24岁。 之一完人谭嗣同 谭嗣同（1865~1898）虽然名列第五，却是第二个被杀害的。所以如此，也是有历史原因的，事变发生后，在康梁的奔走呼号下，英国、日本等列强开始 事态发展，迫于外交压力，与康有为来往密切，事变后被抓入狱的张荫桓不得不被另案处理。未经审讯、定罪，就急着杀六人，也是担心迟则生变的缘故。 由于没有公开审讯，谭嗣同的许多事迹无法公开，罪责不免被弱化，慈禧太后虽然恨之入骨，也只好将他排在第五位了。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祖籍湖南浏阳人，出生在宣南烂缦胡同。谭嗣同从小习武，十岁拜大侠王五为师学习剑法，其一生“好任侠、善剑术”正是受大刀王五的影响。 谭嗣同的谭继洵是进士出身，官至湖北巡抚。谭饱读读书却鄙视科举。老谭没办法，就花钱给儿子捐了个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在暂住时，读书著述，其著作《仁学》就是这时完成的。 清日战争后，经过对未来命运的深刻思考，谭嗣同积极倡导新政，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的主张。 1895年，谭嗣同回到浏阳和同人一起在办《湘报》宣传变法。他的生怕他惹祸，一个月写了三封信促他回家，谭嗣同却不顾劝阻，依然我行我素。 发生后，谭嗣同本来有机会逃亡的，他却决定留下来舍身取义，对友人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而成，今日中国未有因变法而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据狱卒刘一鸣事后回忆，谭嗣同在狱态自若，终日在牢房中闲行散步，时而拾起地上的煤屑在墙上写写划划。刘不识草字，更不懂诗，问谭在做什么？谭笑着说，在作诗。这首诗就是著名的《狱中绝笔》：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谭嗣同临刑之际，正气凛然奋力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谭嗣同死的壮烈异常，梁启超誉其为“戊戌变法之一完人”，诚哉斯言。 坦然受死刘光第 死于变法的最后一人是刘光第（1859~1898），刘是四川自贡富顺人。在六君子中，刘光第名气稍弱，后人对其评价也并不是很高，甚至认为他根本就不是维新派。 这种说不起推敲，刘光第是维新派人士，与谭嗣同等人不同的是，他在变法维新的认识上存在差异而已。 刘光第于1882年进士及第，官授刑部主事（六品）。 刘光第到的时候，正是大清王朝危机重重的时刻。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变法维新的救亡图存运动。他们通过办报纸、建立等手段来联络同人,朝野上下逐渐形成一股维新。 刘光第作为一个正直的官僚士大夫，其强烈的爱国心与责任感，使其无法置身事外。当时，所以人认为只有变法维新，才有希望。刘光第也认为“天时人事，行至穷尽处，必当变通而尽利”。不过他并不公开宣称自己的主张，而是谨慎的私下议论。 刘光第上既不激进，也不保守，自认为属于中间派，并无新旧之见。他一生做过两件更大胆，最为人称道的事情： 其一,清日甲午战争还在进行中，他就上了《甲午条陈》的奏章。文中虽然没有提到变法，却有请光绪乾纲独断等主张。他敢写，却没有人敢替他代奏。虽然奏章最后没有送到光绪手中，但却先于康梁的公车上书半年流传于朝野。此举，称得上是维新运动的先声。 其二，1898年9月11日，湖南守旧派上书请杀康有为、梁启超，当时军机处章京惟有刘光第与谭嗣同二人值班，谭嗣同表示“以百口保康、梁之忠”并表示愿意同坐，刘光第当即也署名，大义凛然道：“臣光第亦请先坐罪！”刘光第此举令谭嗣同刮目相看，刘光第则笑称：“仆不让君独为君子。” 9月28日，六人提牢由西门出，其他人尚自懵懂，刘光第却是熟知刑部制度的，西门是押赴刑场的通道，忍不住厉声大骂“未提审，未定罪，即杀头耶？何昏愦尔！” 临刑前，刘光第“倔强自若”，“神色淡定如平日”，头断后，尸身不倒，观者惊惧不已。 以上就是与戊戌六君子被斩顺序相关内容，是关于戊戌六君子的分享。看完康有为和梁启超人品后，希望这对大家有所帮助！

1927年康男海先生死于青岛。死因扑朔迷离，又说是被日本人害死的，或者是中毒而死

因为当时康有为跟梁启超是师徒关系，因为志同道合所以形影不离，而之后，自己的师傅却只知道贪图享乐，所以两个人渐行渐远。

康有为

具体如下：1、向皇帝上书。2、著书立说。3、介绍外国变法的经验教训。4、办学会、设学堂、办报纸等。

康、梁二人都曾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都曾为使中国由封建制度转向资本主义制度做出过自己的贡献。然而，在历史的转折与大变革面前，一个固步自封，僵化保守，拒绝接受新事物和新变化；一个善于吸收，因时而变，努力挣脱传统事物与文化的束缚，师生的分歧乃至最后分裂是理所当然的。　　康有为是梁启超治学和从政的导师，二人均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与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息息相关。　　一唱一和康有为出生在世代学习理学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自幼聪明，但对科举考试兴趣不大，多次参考，均名落孙山，对此他却并不十分在意。　　1879年，22岁的康有为在游历过为英国殖民者霸占了近40年的香港之后，对于西方文明有了些感官上的认识，觉得英国人“治国有法度”，不像古代所谓的“夷狄”那样没有文化。于是，他开始钻研西方的科学知识，逐渐成长为当时学术、思想界的先行者之一。根据清朝的有关规定，一般老百姓是不能直接给皇帝上书的。康有为不管这些，1888年，身为老百姓的康有为，首次向皇帝上书，分析当时国内和国际的形势，提出了改革法律、沟通民情、提防小人的改革方案。光绪皇帝虽然并没有看到这封上书，但康有为却赢得了普通老百姓的广泛关注，人们开始注意起他来。1890年春，在同学陈千秋的引荐下，年仅18岁的梁启超前来拜访已33岁的康有为。此时的梁启超刚在广东乡试中考取第八名举人，可以说是少年有为；而康有为虽然年龄较大，但因科举考试不顺，此时不过是一名监生而已，在“学历”上比梁启超低一格。按照当时的科举习惯，梁启超中举在先，应是康有为的“前辈”，所以梁启超心中自然有些沾沾自喜。二人见面之后，聊了好几个时辰，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佛教用来形容佛祖说法时的词语），当头棒喝之后，使他一时不知所措，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他毅然决定拜监生康有为为师。　　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举动，自然扩大了康有为的影响。于是，不少优秀　　青年接踵而来，康有为便在长兴里设万木草堂，聚徒讲学。从康有为那里，梁启超学到了一些做学问的基本方法，为他以后的学术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从此，在康有为的引导下，梁启超逐渐成长为康有为的左膀右臂。　　梁启超师从康有为，不仅是他从政生涯的开始，而且也是他进入学问殿堂的起点。他曾说过：“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不过，此时师弟二人在思想上还是有一些分歧的，只不过这些分歧不是太大而已，但却也种下了日后恩怨的种子。　　若出两人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支持下，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政策。但是，由于慈禧太后的反对，9月21日，维新运动宣告失败，前后仅仅历时103天！因1898年为旧历戊戌年，故这次改革又称为“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先后逃亡到日本。康有为手捧自称是光绪皇帝缝在衣服里的所谓“诏书”，继续宣传他的保皇保教主张。起初，梁启超像从前一样，惟师命之是从，可渐渐地，随着对西方资产阶级著作的大量阅读，他的政见发生了显著变化，与从前“若出两人”。　　最主要的变化是他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特别赞同被称为“最后一个无所不知的人”的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的名言：“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并以《自由书》为题，写下一组文章，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认为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是医治中国痼疾的良方，认为中国若能采纳其思想，必将出现大同盛世。　　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也从保皇转向革命，这段时间，他与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的来往开始密切，有时甚至在三更半夜还拥被长谈，结果便有了合作组党的计划，“拟推（孙）中山为会长，而梁（启超）副之”。梁启超甚至召集其他同学，联名致函康有为，劝其退休，“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康有为得知梁启超倾向革命的思想之后，非常生气，立即严令其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并斥责其倡导革命的错误。由于多年来，梁启超已养成了对康有为的敬意和畏惧，他只得在表面上答应悔改，但实质上并未放弃对革命的信仰。　　在尊孔保教问题上，梁启超也开始有意摆脱康有为的束缚。早年的梁启超，在康有为的影响下，常常谈论尊孔保教，好朋友黄遵宪和严复分别向他说明“教不可保”的道理之后，他开始转变思想。1902年，本着“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的想法，梁启超公开发表文章，认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从今以后，只有努力保国而已，从“保教党之骁将”转变为“保教党之大敌”，受到康有为的严厉批评。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中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是共和制，还是立宪制？当时的人们从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出发，表达出各自的观点。此时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样，坚持中国应实行“虚君共和”，但不久，随着革命的发展，梁启超便把自己的主张改为“和袁慰革，逼满服汉”。而康有为依然固执己见，不愿与时俱进，康梁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在致康有为的信中，梁启超说，数月来，和您议论起时事，总是出现矛盾，很难领会您的意思，最后只能在表面上答应，回到家后，头痛目眩。“大抵与师论事，无论何人决不能自申其说……师平昔事无大小，举措乖方之处，不一而足，弟子亦不能心悦诚服，无如何也。”不过，这段时间，梁启超对康有为虽有不满，但矛盾没有公开，只在很小的范围内为人所知。此后，因对共和与帝制的政见不同，二人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梁启超甚至公开发表文章，批驳老师康有为，二人关系严重恶化。　　公开辩难1912年元旦，民国成立。对于民国成立后出现的许多问题，康有为“触目伤心”，非常看不惯。为了恢复封建教化与伦理纲纪，他继续鼓吹尊孔崇儒的老调子，将孔子看做国粹和国魂，四处活动，组织孔教会，甚至要尊孔子为教父。在大总统袁世凯的支持下，全国上下，尊孔读经，甚嚣尘上。袁世凯支持康有为尊孔读经，目的是为其复辟帝制服务，但康有为却以为只有溥仪才能做皇帝，故早在1914年3月间，康有为就同张勋暗中谋划，欲复辟清朝。袁世凯复辟帝制，不仅没让溥仪做皇帝，而且公然自称洪宪皇帝，康有为当然不能容忍，于是毅然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　　袁世凯的皇帝美梦仅做了83天，便在全国一片叫骂声中，呜呼哀哉了。康有为并没有从袁世凯的复辟失败中汲取教训，相反，他却加快了让溥仪复辟的步伐。1917年7月，他联同统率辫子军的张勋，利用时任国务总理段祺瑞和大总统黎元洪之间发生府院之争的机会，请溥仪重新登基做皇帝，史称张勋复辟。因复辟有功，康有为被任命为弼德院副院长，并戴上头品顶戴，没想到12天后，复辟失败，名列通缉令中。康有为只得躲在外国使馆和租界里做诗品画，直到1918年，在得到北洋政府的特赦之后，才敢走出租界。　　与康有为积极复辟相反，梁启超坚决维护民主共和。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后，梁启超组织进步党，一方面欲与国民党相抗衡，另一方面则欲监督和引导袁世凯走上政党政治的道路。袁世凯做了大总统之后，觉得不过瘾，还想尝尝做皇帝的滋味。一班无耻文人摸到主子的旨意后，立即组织筹安会，借讨论国体问题，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摇旗呐喊。针对社会上的这股复辟逆流，梁启超以他那酣畅淋漓的文笔，挥毫写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派人拿着20万元的银票，劝他不要发表这篇文章。梁启超却不为利诱，毅然发表。　　同时，他还联合蔡锷等人，组织护国军，以武力讨伐袁世凯。　　1915年12月25日，云南正式宣布独立，拉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在此前后所发表的许多通电，均为梁启超预先草拟。为了推动广西军阀陆荣廷独立，梁启超又只身前往广西，历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迫使陆荣廷于1916年3月15日宣布独立，所有重要电文，均为梁启超草拟。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护国战争很快便取得了胜利。　　与其师康有为不同，梁启超不仅反对袁世凯称帝，而且反对任何形式的复辟，他深信世界潮流不可阻挡，任何复辟阴谋都不能得逞。当康有为在《上海周报》上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公开主张清帝复辟时，梁启超立即发表《辟复辟论》，将矛头直指康有为，明确指出此文的实质是“党袁论”、“附逆论”、“筹安新派”。张勋复辟一发生，梁启超立即随段祺瑞誓师马厂，参加武力讨伐。他不仅代段祺瑞起草了讨逆宣言，而且以个人名义发表反对通电，斥责其师为“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据说通电写好之后，有人担心会破坏师生友谊，梁启超却理直气壮地回答道：“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　　康有为在张勋复辟失败后，不仅不反省自己的过失，反而将怨气发泄在梁启超身上，咒骂他为“梁贼启超”，将他比喻为专食父母的枭獍，并做诗斥责：“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逢蒙曾向后羿学习过射箭技术，后来却害死后羿。）康有为通过这首诗表达对弟子梁启超的愤怒。　　貌合神离康梁公开辩难及交恶之后，刘海粟等人积极从中斡旋，二人关系有所缓和。1922年，康有为原配夫人在上海逝世，梁启超曾亲往吊丧，但这不过仅维持着师弟之谊而已。1927年，康有为70岁生日，康门弟子齐集上海祝寿，梁启超虽然因事未来，但却托人送来寿联和寿文。在寿联里，梁启超暗将康有为比做孔子，极得以“圣人”自居的康有为的喜好。在寿文里，梁启超深情地回忆起早年在万木草堂学习的经历及师弟之间真挚的情感，感谢先生的教诲之恩，并高度评价了康有为对当时及以后的影响。　　祝寿的喜庆气氛尚未散尽，3月31日，康有为便逝世于青岛。梁启超闻讯之后好生伤感，因见他身后萧条得万分可怜，赶紧电汇去几百块钱，作为赙礼。4月17日，梁启超联合康门弟子，在北京设灵公祭，含泪宣读悼文。在这篇情深义浓的悼文里，梁启超肯定了康有为早年的历史贡献，但也委婉地批评了他在复辟帝制上的错误。　　晚年的康有为和弟子梁启超之间关系有所缓和，但表面上诚挚的师生友谊并不能掩盖二人政治立场上的分歧。晚年的康有为依然没有从溥仪复辟失败中汲取教训，继续鼓吹尊孔复辟。1924年10月23日，溥仪被冯玉祥赶出故宫，康有为则指责道：“挟兵搜宫，何以立国？”并不顾年迈体弱，由上海赶往溥仪在天津的住所张园，“觐见圣躬”。溥仪生日时，康有为再赴张园祝寿。康有为70寿辰的前一日，溥仪遣人送来“岳峙渊清”匾和一柄玉如意，以示祝贺。康有为受宠若惊，“当即恭设香案，望北叩谢天恩”。　　对于当时蓬勃发展的大革命运动，他则称之为暴乱，“俄化”，甚至在他去世前夕，还致电反动军阀张宗昌，要他先发制人，“用重兵”，对抗已逼近上海的北伐军。　　与康有为相比，梁启超却反对复辟倒退，维护共和，追求立宪，他认为历史是在不断进步的，封建帝制再也不可能在中国复现，自从清帝退位以后，“我敢说，已经挂上的民国招牌，从今以后千千万万年再也不会卸下，任凭你像尧舜那么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尽管民国还存在种种黑暗，并不是真正的民国，但总比封建帝制要好，他坚信社会潮流浩浩荡荡，一往无前，民国比封建进步，这种观点比起康有为的复辟论调，要进步得多。　　康梁之间的恩恩怨怨，原因何在？　　梁启超曾从思想、性格及思维方式上找原因，认为康有为“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应该说，梁启超的这种分析有一定的道理。

康、梁二人都曾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都曾为使中国由封建制度转向资本主义制度做出过自己的贡献。然而，在历史的转折与大变革面前，一个固步自封，僵化保守，拒绝接受新事物和新变化；一个善于吸收，因时而变，努力挣脱传统事物与文化的束缚，师生的分歧乃至最后分裂是理所当然的。　　康有为是梁启超治学和从政的导师，二人均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与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息息相关。　　一唱一和康有为出生在世代学习理学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自幼聪明，但对科举考试兴趣不大，多次参考，均名落孙山，对此他却并不十分在意。　　1879年，22岁的康有为在游历过为英国殖民者霸占了近40年的香港之后，对于西方文明有了些感官上的认识，觉得英国人“治国有法度”，不像古代所谓的“夷狄”那样没有文化。于是，他开始钻研西方的科学知识，逐渐成长为当时学术、思想界的先行者之一。根据清朝的有关规定，一般老百姓是不能直接给皇帝上书的。康有为不管这些，1888年，身为老百姓的康有为，首次向皇帝上书，分析当时国内和国际的形势，提出了改革法律、沟通民情、提防小人的改革方案。光绪皇帝虽然并没有看到这封上书，但康有为却赢得了普通老百姓的广泛关注，人们开始注意起他来。1890年春，在同学陈千秋的引荐下，年仅18岁的梁启超前来拜访已33岁的康有为。此时的梁启超刚在广东乡试中考取第八名举人，可以说是少年有为；而康有为虽然年龄较大，但因科举考试不顺，此时不过是一名监生而已，在“学历”上比梁启超低一格。按照当时的科举习惯，梁启超中举在先，应是康有为的“前辈”，所以梁启超心中自然有些沾沾自喜。二人见面之后，聊了好几个时辰，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佛教用来形容佛祖说法时的词语），当头棒喝之后，使他一时不知所措，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他毅然决定拜监生康有为为师。　　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举动，自然扩大了康有为的影响。于是，不少优秀　　青年接踵而来，康有为便在长兴里设万木草堂，聚徒讲学。从康有为那里，梁启超学到了一些做学问的基本方法，为他以后的学术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从此，在康有为的引导下，梁启超逐渐成长为康有为的左膀右臂。　　梁启超师从康有为，不仅是他从政生涯的开始，而且也是他进入学问殿堂的起点。他曾说过：“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不过，此时师弟二人在思想上还是有一些分歧的，只不过这些分歧不是太大而已，但却也种下了日后恩怨的种子。　　若出两人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支持下，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政策。但是，由于慈禧太后的反对，9月21日，维新运动宣告失败，前后仅仅历时103天！因1898年为旧历戊戌年，故这次改革又称为“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先后逃亡到日本。康有为手捧自称是光绪皇帝缝在衣服里的所谓“诏书”，继续宣传他的保皇保教主张。起初，梁启超像从前一样，惟师命之是从，可渐渐地，随着对西方资产阶级著作的大量阅读，他的政见发生了显著变化，与从前“若出两人”。　　最主要的变化是他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特别赞同被称为“最后一个无所不知的人”的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的名言：“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并以《自由书》为题，写下一组文章，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认为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是医治中国痼疾的良方，认为中国若能采纳其思想，必将出现大同盛世。　　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也从保皇转向革命，这段时间，他与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的来往开始密切，有时甚至在三更半夜还拥被长谈，结果便有了合作组党的计划，“拟推（孙）中山为会长，而梁（启超）副之”。梁启超甚至召集其他同学，联名致函康有为，劝其退休，“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康有为得知梁启超倾向革命的思想之后，非常生气，立即严令其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并斥责其倡导革命的错误。由于多年来，梁启超已养成了对康有为的敬意和畏惧，他只得在表面上答应悔改，但实质上并未放弃对革命的信仰。　　在尊孔保教问题上，梁启超也开始有意摆脱康有为的束缚。早年的梁启超，在康有为的影响下，常常谈论尊孔保教，好朋友黄遵宪和严复分别向他说明“教不可保”的道理之后，他开始转变思想。1902年，本着“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的想法，梁启超公开发表文章，认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从今以后，只有努力保国而已，从“保教党之骁将”转变为“保教党之大敌”，受到康有为的严厉批评。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中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是共和制，还是立宪制？当时的人们从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出发，表达出各自的观点。此时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样，坚持中国应实行“虚君共和”，但不久，随着革命的发展，梁启超便把自己的主张改为“和袁慰革，逼满服汉”。而康有为依然固执己见，不愿与时俱进，康梁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在致康有为的信中，梁启超说，数月来，和您议论起时事，总是出现矛盾，很难领会您的意思，最后只能在表面上答应，回到家后，头痛目眩。“大抵与师论事，无论何人决不能自申其说……师平昔事无大小，举措乖方之处，不一而足，弟子亦不能心悦诚服，无如何也。”不过，这段时间，梁启超对康有为虽有不满，但矛盾没有公开，只在很小的范围内为人所知。此后，因对共和与帝制的政见不同，二人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梁启超甚至公开发表文章，批驳老师康有为，二人关系严重恶化。　　公开辩难1912年元旦，民国成立。对于民国成立后出现的许多问题，康有为“触目伤心”，非常看不惯。为了恢复封建教化与伦理纲纪，他继续鼓吹尊孔崇儒的老调子，将孔子看做国粹和国魂，四处活动，组织孔教会，甚至要尊孔子为教父。在大总统袁世凯的支持下，全国上下，尊孔读经，甚嚣尘上。袁世凯支持康有为尊孔读经，目的是为其复辟帝制服务，但康有为却以为只有溥仪才能做皇帝，故早在1914年3月间，康有为就同张勋暗中谋划，欲复辟清朝。袁世凯复辟帝制，不仅没让溥仪做皇帝，而且公然自称洪宪皇帝，康有为当然不能容忍，于是毅然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　　袁世凯的皇帝美梦仅做了83天，便在全国一片叫骂声中，呜呼哀哉了。康有为并没有从袁世凯的复辟失败中汲取教训，相反，他却加快了让溥仪复辟的步伐。1917年7月，他联同统率辫子军的张勋，利用时任国务总理段祺瑞和大总统黎元洪之间发生府院之争的机会，请溥仪重新登基做皇帝，史称张勋复辟。因复辟有功，康有为被任命为弼德院副院长，并戴上头品顶戴，没想到12天后，复辟失败，名列通缉令中。康有为只得躲在外国使馆和租界里做诗品画，直到1918年，在得到北洋政府的特赦之后，才敢走出租界。　　与康有为积极复辟相反，梁启超坚决维护民主共和。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后，梁启超组织进步党，一方面欲与国民党相抗衡，另一方面则欲监督和引导袁世凯走上政党政治的道路。袁世凯做了大总统之后，觉得不过瘾，还想尝尝做皇帝的滋味。一班无耻文人摸到主子的旨意后，立即组织筹安会，借讨论国体问题，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摇旗呐喊。针对社会上的这股复辟逆流，梁启超以他那酣畅淋漓的文笔，挥毫写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派人拿着20万元的银票，劝他不要发表这篇文章。梁启超却不为利诱，毅然发表。　　同时，他还联合蔡锷等人，组织护国军，以武力讨伐袁世凯。　　1915年12月25日，云南正式宣布独立，拉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在此前后所发表的许多通电，均为梁启超预先草拟。为了推动广西军阀陆荣廷独立，梁启超又只身前往广西，历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迫使陆荣廷于1916年3月15日宣布独立，所有重要电文，均为梁启超草拟。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护国战争很快便取得了胜利。　　与其师康有为不同，梁启超不仅反对袁世凯称帝，而且反对任何形式的复辟，他深信世界潮流不可阻挡，任何复辟阴谋都不能得逞。当康有为在《上海周报》上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公开主张清帝复辟时，梁启超立即发表《辟复辟论》，将矛头直指康有为，明确指出此文的实质是“党袁论”、“附逆论”、“筹安新派”。张勋复辟一发生，梁启超立即随段祺瑞誓师马厂，参加武力讨伐。他不仅代段祺瑞起草了讨逆宣言，而且以个人名义发表反对通电，斥责其师为“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据说通电写好之后，有人担心会破坏师生友谊，梁启超却理直气壮地回答道：“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　　康有为在张勋复辟失败后，不仅不反省自己的过失，反而将怨气发泄在梁启超身上，咒骂他为“梁贼启超”，将他比喻为专食父母的枭獍，并做诗斥责：“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逢蒙曾向后羿学习过射箭技术，后来却害死后羿。）康有为通过这首诗表达对弟子梁启超的愤怒。　　貌合神离康梁公开辩难及交恶之后，刘海粟等人积极从中斡旋，二人关系有所缓和。1922年，康有为原配夫人在上海逝世，梁启超曾亲往吊丧，但这不过仅维持着师弟之谊而已。1927年，康有为70岁生日，康门弟子齐集上海祝寿，梁启超虽然因事未来，但却托人送来寿联和寿文。在寿联里，梁启超暗将康有为比做孔子，极得以“圣人”自居的康有为的喜好。在寿文里，梁启超深情地回忆起早年在万木草堂学习的经历及师弟之间真挚的情感，感谢先生的教诲之恩，并高度评价了康有为对当时及以后的影响。　　祝寿的喜庆气氛尚未散尽，3月31日，康有为便逝世于青岛。梁启超闻讯之后好生伤感，因见他身后萧条得万分可怜，赶紧电汇去几百块钱，作为赙礼。4月17日，梁启超联合康门弟子，在北京设灵公祭，含泪宣读悼文。在这篇情深义浓的悼文里，梁启超肯定了康有为早年的历史贡献，但也委婉地批评了他在复辟帝制上的错误。　　晚年的康有为和弟子梁启超之间关系有所缓和，但表面上诚挚的师生友谊并不能掩盖二人政治立场上的分歧。晚年的康有为依然没有从溥仪复辟失败中汲取教训，继续鼓吹尊孔复辟。1924年10月23日，溥仪被冯玉祥赶出故宫，康有为则指责道：“挟兵搜宫，何以立国？”并不顾年迈体弱，由上海赶往溥仪在天津的住所张园，“觐见圣躬”。溥仪生日时，康有为再赴张园祝寿。康有为70寿辰的前一日，溥仪遣人送来“岳峙渊清”匾和一柄玉如意，以示祝贺。康有为受宠若惊，“当即恭设香案，望北叩谢天恩”。　　对于当时蓬勃发展的大革命运动，他则称之为暴乱，“俄化”，甚至在他去世前夕，还致电反动军阀张宗昌，要他先发制人，“用重兵”，对抗已逼近上海的北伐军。　　与康有为相比，梁启超却反对复辟倒退，维护共和，追求立宪，他认为历史是在不断进步的，封建帝制再也不可能在中国复现，自从清帝退位以后，“我敢说，已经挂上的民国招牌，从今以后千千万万年再也不会卸下，任凭你像尧舜那么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尽管民国还存在种种黑暗，并不是真正的民国，但总比封建帝制要好，他坚信社会潮流浩浩荡荡，一往无前，民国比封建进步，这种观点比起康有为的复辟论调，要进步得多。　　康梁之间的恩恩怨怨，原因何在？　　梁启超曾从思想、性格及思维方式上找原因，认为康有为“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应该说，梁启超的这种分析有一定的道理。

康有为和梁启超为宣传变法图存，创办了（）。 A.《时务报》B.《申报》C.《大公报》D.《民国日报》正确答案：A

康、梁二人都曾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都曾为使中国由封建制度转向资本主义制度做出过自己的贡献。然而，在历史的转折与大变革面前，一个固步自封，僵化保守，拒绝接受新事物和新变化；一个善于吸收，因时而变，努力挣脱传统事物与文化的束缚，师生的分歧乃至最后分裂是理所当然的。　　康有为是梁启超治学和从政的导师，二人均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与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息息相关。　　一唱一和康有为出生在世代学习理学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自幼聪明，但对科举考试兴趣不大，多次参考，均名落孙山，对此他却并不十分在意。　　1879年，22岁的康有为在游历过为英国殖民者霸占了近40年的香港之后，对于西方文明有了些感官上的认识，觉得英国人“治国有法度”，不像古代所谓的“夷狄”那样没有文化。于是，他开始钻研西方的科学知识，逐渐成长为当时学术、思想界的先行者之一。根据清朝的有关规定，一般老百姓是不能直接给皇帝上书的。康有为不管这些，1888年，身为老百姓的康有为，首次向皇帝上书，分析当时国内和国际的形势，提出了改革法律、沟通民情、提防小人的改革方案。光绪皇帝虽然并没有看到这封上书，但康有为却赢得了普通老百姓的广泛关注，人们开始注意起他来。1890年春，在同学陈千秋的引荐下，年仅18岁的梁启超前来拜访已33岁的康有为。此时的梁启超刚在广东乡试中考取第八名举人，可以说是少年有为；而康有为虽然年龄较大，但因科举考试不顺，此时不过是一名监生而已，在“学历”上比梁启超低一格。按照当时的科举习惯，梁启超中举在先，应是康有为的“前辈”，所以梁启超心中自然有些沾沾自喜。二人见面之后，聊了好几个时辰，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佛教用来形容佛祖说法时的词语），当头棒喝之后，使他一时不知所措，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他毅然决定拜监生康有为为师。　　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举动，自然扩大了康有为的影响。于是，不少优秀　　青年接踵而来，康有为便在长兴里设万木草堂，聚徒讲学。从康有为那里，梁启超学到了一些做学问的基本方法，为他以后的学术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从此，在康有为的引导下，梁启超逐渐成长为康有为的左膀右臂。　　梁启超师从康有为，不仅是他从政生涯的开始，而且也是他进入学问殿堂的起点。他曾说过：“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不过，此时师弟二人在思想上还是有一些分歧的，只不过这些分歧不是太大而已，但却也种下了日后恩怨的种子。　　若出两人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支持下，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政策。但是，由于慈禧太后的反对，9月21日，维新运动宣告失败，前后仅仅历时103天！因1898年为旧历戊戌年，故这次改革又称为“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先后逃亡到日本。康有为手捧自称是光绪皇帝缝在衣服里的所谓“诏书”，继续宣传他的保皇保教主张。起初，梁启超像从前一样，惟师命之是从，可渐渐地，随着对西方资产阶级著作的大量阅读，他的政见发生了显著变化，与从前“若出两人”。　　最主要的变化是他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特别赞同被称为“最后一个无所不知的人”的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的名言：“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并以《自由书》为题，写下一组文章，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认为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是医治中国痼疾的良方，认为中国若能采纳其思想，必将出现大同盛世。　　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也从保皇转向革命，这段时间，他与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的来往开始密切，有时甚至在三更半夜还拥被长谈，结果便有了合作组党的计划，“拟推（孙）中山为会长，而梁（启超）副之”。梁启超甚至召集其他同学，联名致函康有为，劝其退休，“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康有为得知梁启超倾向革命的思想之后，非常生气，立即严令其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并斥责其倡导革命的错误。由于多年来，梁启超已养成了对康有为的敬意和畏惧，他只得在表面上答应悔改，但实质上并未放弃对革命的信仰。　　在尊孔保教问题上，梁启超也开始有意摆脱康有为的束缚。早年的梁启超，在康有为的影响下，常常谈论尊孔保教，好朋友黄遵宪和严复分别向他说明“教不可保”的道理之后，他开始转变思想。1902年，本着“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的想法，梁启超公开发表文章，认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从今以后，只有努力保国而已，从“保教党之骁将”转变为“保教党之大敌”，受到康有为的严厉批评。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中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是共和制，还是立宪制？当时的人们从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出发，表达出各自的观点。此时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样，坚持中国应实行“虚君共和”，但不久，随着革命的发展，梁启超便把自己的主张改为“和袁慰革，逼满服汉”。而康有为依然固执己见，不愿与时俱进，康梁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在致康有为的信中，梁启超说，数月来，和您议论起时事，总是出现矛盾，很难领会您的意思，最后只能在表面上答应，回到家后，头痛目眩。“大抵与师论事，无论何人决不能自申其说……师平昔事无大小，举措乖方之处，不一而足，弟子亦不能心悦诚服，无如何也。”不过，这段时间，梁启超对康有为虽有不满，但矛盾没有公开，只在很小的范围内为人所知。此后，因对共和与帝制的政见不同，二人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梁启超甚至公开发表文章，批驳老师康有为，二人关系严重恶化。　　公开辩难1912年元旦，民国成立。对于民国成立后出现的许多问题，康有为“触目伤心”，非常看不惯。为了恢复封建教化与伦理纲纪，他继续鼓吹尊孔崇儒的老调子，将孔子看做国粹和国魂，四处活动，组织孔教会，甚至要尊孔子为教父。在大总统袁世凯的支持下，全国上下，尊孔读经，甚嚣尘上。袁世凯支持康有为尊孔读经，目的是为其复辟帝制服务，但康有为却以为只有溥仪才能做皇帝，故早在1914年3月间，康有为就同张勋暗中谋划，欲复辟清朝。袁世凯复辟帝制，不仅没让溥仪做皇帝，而且公然自称洪宪皇帝，康有为当然不能容忍，于是毅然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　　袁世凯的皇帝美梦仅做了83天，便在全国一片叫骂声中，呜呼哀哉了。康有为并没有从袁世凯的复辟失败中汲取教训，相反，他却加快了让溥仪复辟的步伐。1917年7月，他联同统率辫子军的张勋，利用时任国务总理段祺瑞和大总统黎元洪之间发生府院之争的机会，请溥仪重新登基做皇帝，史称张勋复辟。因复辟有功，康有为被任命为弼德院副院长，并戴上头品顶戴，没想到12天后，复辟失败，名列通缉令中。康有为只得躲在外国使馆和租界里做诗品画，直到1918年，在得到北洋政府的特赦之后，才敢走出租界。　　与康有为积极复辟相反，梁启超坚决维护民主共和。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后，梁启超组织进步党，一方面欲与国民党相抗衡，另一方面则欲监督和引导袁世凯走上政党政治的道路。袁世凯做了大总统之后，觉得不过瘾，还想尝尝做皇帝的滋味。一班无耻文人摸到主子的旨意后，立即组织筹安会，借讨论国体问题，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摇旗呐喊。针对社会上的这股复辟逆流，梁启超以他那酣畅淋漓的文笔，挥毫写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派人拿着20万元的银票，劝他不要发表这篇文章。梁启超却不为利诱，毅然发表。　　同时，他还联合蔡锷等人，组织护国军，以武力讨伐袁世凯。　　1915年12月25日，云南正式宣布独立，拉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在此前后所发表的许多通电，均为梁启超预先草拟。为了推动广西军阀陆荣廷独立，梁启超又只身前往广西，历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迫使陆荣廷于1916年3月15日宣布独立，所有重要电文，均为梁启超草拟。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护国战争很快便取得了胜利。　　与其师康有为不同，梁启超不仅反对袁世凯称帝，而且反对任何形式的复辟，他深信世界潮流不可阻挡，任何复辟阴谋都不能得逞。当康有为在《上海周报》上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公开主张清帝复辟时，梁启超立即发表《辟复辟论》，将矛头直指康有为，明确指出此文的实质是“党袁论”、“附逆论”、“筹安新派”。张勋复辟一发生，梁启超立即随段祺瑞誓师马厂，参加武力讨伐。他不仅代段祺瑞起草了讨逆宣言，而且以个人名义发表反对通电，斥责其师为“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据说通电写好之后，有人担心会破坏师生友谊，梁启超却理直气壮地回答道：“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　　康有为在张勋复辟失败后，不仅不反省自己的过失，反而将怨气发泄在梁启超身上，咒骂他为“梁贼启超”，将他比喻为专食父母的枭獍，并做诗斥责：“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逢蒙曾向后羿学习过射箭技术，后来却害死后羿。）康有为通过这首诗表达对弟子梁启超的愤怒。　　貌合神离康梁公开辩难及交恶之后，刘海粟等人积极从中斡旋，二人关系有所缓和。1922年，康有为原配夫人在上海逝世，梁启超曾亲往吊丧，但这不过仅维持着师弟之谊而已。1927年，康有为70岁生日，康门弟子齐集上海祝寿，梁启超虽然因事未来，但却托人送来寿联和寿文。在寿联里，梁启超暗将康有为比做孔子，极得以“圣人”自居的康有为的喜好。在寿文里，梁启超深情地回忆起早年在万木草堂学习的经历及师弟之间真挚的情感，感谢先生的教诲之恩，并高度评价了康有为对当时及以后的影响。　　祝寿的喜庆气氛尚未散尽，3月31日，康有为便逝世于青岛。梁启超闻讯之后好生伤感，因见他身后萧条得万分可怜，赶紧电汇去几百块钱，作为赙礼。4月17日，梁启超联合康门弟子，在北京设灵公祭，含泪宣读悼文。在这篇情深义浓的悼文里，梁启超肯定了康有为早年的历史贡献，但也委婉地批评了他在复辟帝制上的错误。　　晚年的康有为和弟子梁启超之间关系有所缓和，但表面上诚挚的师生友谊并不能掩盖二人政治立场上的分歧。晚年的康有为依然没有从溥仪复辟失败中汲取教训，继续鼓吹尊孔复辟。1924年10月23日，溥仪被冯玉祥赶出故宫，康有为则指责道：“挟兵搜宫，何以立国？”并不顾年迈体弱，由上海赶往溥仪在天津的住所张园，“觐见圣躬”。溥仪生日时，康有为再赴张园祝寿。康有为70寿辰的前一日，溥仪遣人送来“岳峙渊清”匾和一柄玉如意，以示祝贺。康有为受宠若惊，“当即恭设香案，望北叩谢天恩”。　　对于当时蓬勃发展的大革命运动，他则称之为暴乱，“俄化”，甚至在他去世前夕，还致电反动军阀张宗昌，要他先发制人，“用重兵”，对抗已逼近上海的北伐军。　　与康有为相比，梁启超却反对复辟倒退，维护共和，追求立宪，他认为历史是在不断进步的，封建帝制再也不可能在中国复现，自从清帝退位以后，“我敢说，已经挂上的民国招牌，从今以后千千万万年再也不会卸下，任凭你像尧舜那么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尽管民国还存在种种黑暗，并不是真正的民国，但总比封建帝制要好，他坚信社会潮流浩浩荡荡，一往无前，民国比封建进步，这种观点比起康有为的复辟论调，要进步得多。　　康梁之间的恩恩怨怨，原因何在？　　梁启超曾从思想、性格及思维方式上找原因，认为康有为“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应该说，梁启超的这种分析有一定的道理。

康、梁二人都曾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都曾为使中国由封建制度转向资本主义制度做出过自己的贡献。然而，在历史的转折与大变革面前，一个固步自封，僵化保守，拒绝接受新事物和新变化；一个善于吸收，因时而变，努力挣脱传统事物与文化的束缚，师生的分歧乃至最后分裂是理所当然的。　　康有为是梁启超治学和从政的导师，二人均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与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息息相关。　　一唱一和康有为出生在世代学习理学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自幼聪明，但对科举考试兴趣不大，多次参考，均名落孙山，对此他却并不十分在意。　　1879年，22岁的康有为在游历过为英国殖民者霸占了近40年的香港之后，对于西方文明有了些感官上的认识，觉得英国人“治国有法度”，不像古代所谓的“夷狄”那样没有文化。于是，他开始钻研西方的科学知识，逐渐成长为当时学术、思想界的先行者之一。根据清朝的有关规定，一般老百姓是不能直接给皇帝上书的。康有为不管这些，1888年，身为老百姓的康有为，首次向皇帝上书，分析当时国内和国际的形势，提出了改革法律、沟通民情、提防小人的改革方案。光绪皇帝虽然并没有看到这封上书，但康有为却赢得了普通老百姓的广泛关注，人们开始注意起他来。1890年春，在同学陈千秋的引荐下，年仅18岁的梁启超前来拜访已33岁的康有为。此时的梁启超刚在广东乡试中考取第八名举人，可以说是少年有为；而康有为虽然年龄较大，但因科举考试不顺，此时不过是一名监生而已，在“学历”上比梁启超低一格。按照当时的科举习惯，梁启超中举在先，应是康有为的“前辈”，所以梁启超心中自然有些沾沾自喜。二人见面之后，聊了好几个时辰，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佛教用来形容佛祖说法时的词语），当头棒喝之后，使他一时不知所措，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他毅然决定拜监生康有为为师。　　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举动，自然扩大了康有为的影响。于是，不少优秀　　青年接踵而来，康有为便在长兴里设万木草堂，聚徒讲学。从康有为那里，梁启超学到了一些做学问的基本方法，为他以后的学术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从此，在康有为的引导下，梁启超逐渐成长为康有为的左膀右臂。　　梁启超师从康有为，不仅是他从政生涯的开始，而且也是他进入学问殿堂的起点。他曾说过：“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不过，此时师弟二人在思想上还是有一些分歧的，只不过这些分歧不是太大而已，但却也种下了日后恩怨的种子。　　若出两人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支持下，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政策。但是，由于慈禧太后的反对，9月21日，维新运动宣告失败，前后仅仅历时103天！因1898年为旧历戊戌年，故这次改革又称为“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先后逃亡到日本。康有为手捧自称是光绪皇帝缝在衣服里的所谓“诏书”，继续宣传他的保皇保教主张。起初，梁启超像从前一样，惟师命之是从，可渐渐地，随着对西方资产阶级著作的大量阅读，他的政见发生了显著变化，与从前“若出两人”。　　最主要的变化是他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特别赞同被称为“最后一个无所不知的人”的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的名言：“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并以《自由书》为题，写下一组文章，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认为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是医治中国痼疾的良方，认为中国若能采纳其思想，必将出现大同盛世。　　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也从保皇转向革命，这段时间，他与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的来往开始密切，有时甚至在三更半夜还拥被长谈，结果便有了合作组党的计划，“拟推（孙）中山为会长，而梁（启超）副之”。梁启超甚至召集其他同学，联名致函康有为，劝其退休，“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康有为得知梁启超倾向革命的思想之后，非常生气，立即严令其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并斥责其倡导革命的错误。由于多年来，梁启超已养成了对康有为的敬意和畏惧，他只得在表面上答应悔改，但实质上并未放弃对革命的信仰。　　在尊孔保教问题上，梁启超也开始有意摆脱康有为的束缚。早年的梁启超，在康有为的影响下，常常谈论尊孔保教，好朋友黄遵宪和严复分别向他说明“教不可保”的道理之后，他开始转变思想。1902年，本着“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的想法，梁启超公开发表文章，认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从今以后，只有努力保国而已，从“保教党之骁将”转变为“保教党之大敌”，受到康有为的严厉批评。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中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是共和制，还是立宪制？当时的人们从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出发，表达出各自的观点。此时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样，坚持中国应实行“虚君共和”，但不久，随着革命的发展，梁启超便把自己的主张改为“和袁慰革，逼满服汉”。而康有为依然固执己见，不愿与时俱进，康梁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在致康有为的信中，梁启超说，数月来，和您议论起时事，总是出现矛盾，很难领会您的意思，最后只能在表面上答应，回到家后，头痛目眩。“大抵与师论事，无论何人决不能自申其说……师平昔事无大小，举措乖方之处，不一而足，弟子亦不能心悦诚服，无如何也。”不过，这段时间，梁启超对康有为虽有不满，但矛盾没有公开，只在很小的范围内为人所知。此后，因对共和与帝制的政见不同，二人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梁启超甚至公开发表文章，批驳老师康有为，二人关系严重恶化。　　公开辩难1912年元旦，民国成立。对于民国成立后出现的许多问题，康有为“触目伤心”，非常看不惯。为了恢复封建教化与伦理纲纪，他继续鼓吹尊孔崇儒的老调子，将孔子看做国粹和国魂，四处活动，组织孔教会，甚至要尊孔子为教父。在大总统袁世凯的支持下，全国上下，尊孔读经，甚嚣尘上。袁世凯支持康有为尊孔读经，目的是为其复辟帝制服务，但康有为却以为只有溥仪才能做皇帝，故早在1914年3月间，康有为就同张勋暗中谋划，欲复辟清朝。袁世凯复辟帝制，不仅没让溥仪做皇帝，而且公然自称洪宪皇帝，康有为当然不能容忍，于是毅然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　　袁世凯的皇帝美梦仅做了83天，便在全国一片叫骂声中，呜呼哀哉了。康有为并没有从袁世凯的复辟失败中汲取教训，相反，他却加快了让溥仪复辟的步伐。1917年7月，他联同统率辫子军的张勋，利用时任国务总理段祺瑞和大总统黎元洪之间发生府院之争的机会，请溥仪重新登基做皇帝，史称张勋复辟。因复辟有功，康有为被任命为弼德院副院长，并戴上头品顶戴，没想到12天后，复辟失败，名列通缉令中。康有为只得躲在外国使馆和租界里做诗品画，直到1918年，在得到北洋政府的特赦之后，才敢走出租界。　　与康有为积极复辟相反，梁启超坚决维护民主共和。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后，梁启超组织进步党，一方面欲与国民党相抗衡，另一方面则欲监督和引导袁世凯走上政党政治的道路。袁世凯做了大总统之后，觉得不过瘾，还想尝尝做皇帝的滋味。一班无耻文人摸到主子的旨意后，立即组织筹安会，借讨论国体问题，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摇旗呐喊。针对社会上的这股复辟逆流，梁启超以他那酣畅淋漓的文笔，挥毫写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派人拿着20万元的银票，劝他不要发表这篇文章。梁启超却不为利诱，毅然发表。　　同时，他还联合蔡锷等人，组织护国军，以武力讨伐袁世凯。　　1915年12月25日，云南正式宣布独立，拉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在此前后所发表的许多通电，均为梁启超预先草拟。为了推动广西军阀陆荣廷独立，梁启超又只身前往广西，历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迫使陆荣廷于1916年3月15日宣布独立，所有重要电文，均为梁启超草拟。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护国战争很快便取得了胜利。　　与其师康有为不同，梁启超不仅反对袁世凯称帝，而且反对任何形式的复辟，他深信世界潮流不可阻挡，任何复辟阴谋都不能得逞。当康有为在《上海周报》上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公开主张清帝复辟时，梁启超立即发表《辟复辟论》，将矛头直指康有为，明确指出此文的实质是“党袁论”、“附逆论”、“筹安新派”。张勋复辟一发生，梁启超立即随段祺瑞誓师马厂，参加武力讨伐。他不仅代段祺瑞起草了讨逆宣言，而且以个人名义发表反对通电，斥责其师为“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据说通电写好之后，有人担心会破坏师生友谊，梁启超却理直气壮地回答道：“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　　康有为在张勋复辟失败后，不仅不反省自己的过失，反而将怨气发泄在梁启超身上，咒骂他为“梁贼启超”，将他比喻为专食父母的枭獍，并做诗斥责：“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逢蒙曾向后羿学习过射箭技术，后来却害死后羿。）康有为通过这首诗表达对弟子梁启超的愤怒。　　貌合神离康梁公开辩难及交恶之后，刘海粟等人积极从中斡旋，二人关系有所缓和。1922年，康有为原配夫人在上海逝世，梁启超曾亲往吊丧，但这不过仅维持着师弟之谊而已。1927年，康有为70岁生日，康门弟子齐集上海祝寿，梁启超虽然因事未来，但却托人送来寿联和寿文。在寿联里，梁启超暗将康有为比做孔子，极得以“圣人”自居的康有为的喜好。在寿文里，梁启超深情地回忆起早年在万木草堂学习的经历及师弟之间真挚的情感，感谢先生的教诲之恩，并高度评价了康有为对当时及以后的影响。　　祝寿的喜庆气氛尚未散尽，3月31日，康有为便逝世于青岛。梁启超闻讯之后好生伤感，因见他身后萧条得万分可怜，赶紧电汇去几百块钱，作为赙礼。4月17日，梁启超联合康门弟子，在北京设灵公祭，含泪宣读悼文。在这篇情深义浓的悼文里，梁启超肯定了康有为早年的历史贡献，但也委婉地批评了他在复辟帝制上的错误。　　晚年的康有为和弟子梁启超之间关系有所缓和，但表面上诚挚的师生友谊并不能掩盖二人政治立场上的分歧。晚年的康有为依然没有从溥仪复辟失败中汲取教训，继续鼓吹尊孔复辟。1924年10月23日，溥仪被冯玉祥赶出故宫，康有为则指责道：“挟兵搜宫，何以立国？”并不顾年迈体弱，由上海赶往溥仪在天津的住所张园，“觐见圣躬”。溥仪生日时，康有为再赴张园祝寿。康有为70寿辰的前一日，溥仪遣人送来“岳峙渊清”匾和一柄玉如意，以示祝贺。康有为受宠若惊，“当即恭设香案，望北叩谢天恩”。　　对于当时蓬勃发展的大革命运动，他则称之为暴乱，“俄化”，甚至在他去世前夕，还致电反动军阀张宗昌，要他先发制人，“用重兵”，对抗已逼近上海的北伐军。　　与康有为相比，梁启超却反对复辟倒退，维护共和，追求立宪，他认为历史是在不断进步的，封建帝制再也不可能在中国复现，自从清帝退位以后，“我敢说，已经挂上的民国招牌，从今以后千千万万年再也不会卸下，任凭你像尧舜那么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尽管民国还存在种种黑暗，并不是真正的民国，但总比封建帝制要好，他坚信社会潮流浩浩荡荡，一往无前，民国比封建进步，这种观点比起康有为的复辟论调，要进步得多。　　康梁之间的恩恩怨怨，原因何在？　　梁启超曾从思想、性格及思维方式上找原因，认为康有为“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应该说，梁启超的这种分析有一定的道理。

由维新派变成了保皇派

传播途径：1、揭开序幕：公车上书2、创办报刊,组织学会,例如：《中外纪闻》、《强学报》等,强学会,保国会3、实施纲领——《应诏统筹全局折》影响：1、激发了爱国热情2、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3、是近代中国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

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维新变法、维新运动，是晚清时期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纷纷在各地开设租界，抢夺资源，使中华民族进一步觉醒，出现了一个波澜壮阔的爱国主义救亡 ***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又称维新派，发动了具有爱国救亡意义的变法维新运动，他们幻想在不触动封建主义经济基础和不推翻封建统治的前提下，实行变法维新，通过改良主义道路来达到参与政权和进行一些社会改革的目的，取得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效果，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促进了思想解放，对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促进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师生关系。

俩都是不折不扣的傻X,幻想症,试想没有权利怎么能推行新政

清末民国初年，有一对师徒一直引人注意，这对师徒就是康有为和梁启超，更多人知道他们是因为戊戌变法，但是戊戌变法最终是失败的，对于康有为和梁启超两个人，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就分道扬镳了，那他们两个人到底谁是真君子，谁又是伪圣人呢？其中我们心中早就已经有答案。梁启超出生于一个士绅家族，后来成为中国近代一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1870年，在北京参加会试的梁启超通过好友认识了当时已经颇有名气的康有为，梁启超对于康有为关于时政的一些见解和学识大感钦佩，决心要拜在康有为门下，成为弟子。这件事情也是梁启超一生中的重大转折，梁启超自此走上了改良派的道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师徒两个就有了不同的选择，两人避居日本后，梁启超一直坚持改良主义，康有为则成为了封建主义的捍卫者。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梁启超就意识到了满清政府已经无药可救了，于是梁启超从坚定不移的保皇派走向了民主派，追求民主自由也成为了他的口号。1914年袁世凯取消国会，进入独裁专制的统治，梁启超更加感到愤怒和不满，于是梁启超公开讨袁檄文。袁世凯病逝之后，梁启超又果断结束了自己的官路生涯，转而教书育人，他的子女也个个成才，出现一门三院士。不管梁启超的生前还是生后，他都对我国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康有为却在晚年走向了堕落的生涯，在权力和享受中迷失了自我，康有为在日本避难期间，一直追求者君主立宪，但是却一直打着光绪帝的名义向保皇派所要钱财，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在袁世凯恢复帝制之后，康有为又成为带路党，支持袁世凯称帝，当年那个支持变法的康有为也变成这副丑陋的模样，到老都还利用自己的权势执意娶18岁小姑娘为妾，还要挟她要为他守一辈子活寡。所以这个真君子和伪圣人是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呢？你们觉得呢？

（2016·宜昌）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人民为反抗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开始了救亡图存的探索。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进行的探索是戊戌变法。

康有为是梁启超的老师。 康有为是梁启超治学和从政的导师，二人均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与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息息相关。 康有为出生在世代学习理学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自幼聪明，但对科举考试兴趣不大，多次参考，均名落孙山，对此他却并不十分在意。梁启超师从康有为，不仅是他从政生涯的开始，而且也是他进入学问殿堂的起点。他曾说过：“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不过，此时师弟二人在思想上还是有一些分歧的，只不过这些分歧不是太大而已，但却也种下了日后恩怨的种子。 两人曾一起组织了“戊戌变法”，失败后一起逃亡，康有为手捧自称是光绪皇帝缝在衣服里的所谓“诏书”，继续宣传他的保皇保教主张。随着对西方资产阶级著作的大量阅读，梁启超的政见发生了显著变化，与从前“若出两人”。

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关系熟悉历史的朋友，尤其是清末这段历史。对于康有为、梁启超二人应该是颇为熟悉的。他们二人都是“戊戌变法”的领导者之一。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戊戌六君子为变法献身，而他二人“侥幸”逃脱，过着亡命天涯的生活直至大清灭亡。两人虽然变法失败，并且流亡四海，但是两个人晚年的生活却有着天壤之别。康有为晚年生活可以说是非常讽刺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以“南海康圣人”自称，但是他和圣人根本沾不上边，在变法时期，他曾倡导“一夫一妻制”，可自己却取了5个老婆，甚至在自己62岁的时候与19岁的妙龄女子有染。凭借着早年积累下的财产四处购置房产，享受天伦。梁启超在变法失败后，任然活跃在政坛当中，如参与过袁世凯组建的内阁，以及在袁世凯担任总统时又密谋反袁。在他45岁的时候又远赴欧洲学习，力图回国建设国家。56岁时因病逝世。梁启超与康有为除了有着共同主导变法的“战友关系”之外，还有着另外一层关系:师生关系。虽然是师生关系，但是两个的理念一直存在着分歧。而正是这种分歧可以看出两人的晚年！康有为一直以来都是保皇派，属于比较保守的改良派，传统忠君思想可谓是在他身上已经根深蒂固了。在戊戌变法时他就倡导立宪保皇，反对革命共和、对封建统治还保留着幻想。而梁启超的思想是比较激进的，从开始主张共和，废除封建帝制，再后来又主张弘扬传统文化，一直以来都是在想如何救国。康有为在溥仪被废赶出宫后，深知保皇无望，他的政治梦想也由此破碎，也就无心再谈政治，在晚年便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而梁启超不同，他除了反抗帝制之外，还认识到中国所存在的问题远不止封建制度，所以一直以来他都奔波与政坛，思考着如何建设这个国家和民族，却没有考虑过自己晚年的生活该是如何！谷爱凌和康有为的关系师徒关系。康、梁关系的演变是耐人寻味的。应该说，康、梁二人都曾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都曾为使中国由封建制度转向资本主义制度做出过自己的贡献。然而，在历史的转折与大变革面前，一个固步自封，僵化保守，拒绝接受新事物和新变化；一个善于吸收，因时而变，努力挣脱传统事物与文化的束缚，师生的分歧乃至最后分裂是理所当然的。康有为是梁启超治学和从政的导师，二人均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与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息息相关。康有为出生在世代学习理学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自幼聪明，但对科举考试兴趣不大，多次参考，均名落孙山，对此他却并不十分在意。1879年，22岁的康有为在游历过为英国殖民者霸占了近40年的香港之后，对于西方文明有了些感官上的认识，觉得英国人“治国有法度”，不像古代所谓的“夷狄”那样没有文化。于是，他开始钻研西方的科学知识，逐渐成长为当时学术、思想界的先行者之一。根据清朝的有关规定，一般老百姓是不能直接给皇帝上书的。康有为不管这些，1888年，身为老百姓的康有为，首次向皇帝上书，分析当时国内和国际的形势，提出了改革法律、沟通民情、提防小人的改革方案。光绪皇帝虽然并没有看到这封上书，但康有为却赢得了普通老百姓的广泛关注，人们开始注意起他来。1890年春，在同学陈千秋的引荐下，年仅18岁的梁启超前来拜访已33岁的康有为。此时的梁启超刚在广东乡试中考取第八名举人，可以说是少年有为；而康有为虽然年龄较大，但因科举考试不顺，此时不过是一名监生而已，在“学历”上比梁启超低一格。按照当时的科举习惯，梁启超中举在先，应是康有为的“前辈”，所以梁启超心中自然有些沾沾自喜。二人见面之后，聊了好几个时辰，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当头棒喝之后，使他一时不知所措，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他毅然决定拜监生康有为为师。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举动，自然扩大了康有为的影响。于是，不少优秀青年接踵而来，康有为便在长兴里设万木草堂，聚徒讲学。从康有为那里，梁启超学到了一些做学问的基本方法，为他以后的学术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从此，在康有为的引导下，梁启超逐渐成长为康有为的左膀右臂。梁启超师从康有为，不仅是他从政生涯的开始，而且也是他进入学问殿堂的起点。他曾说过：“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不过，此时师弟二人在思想上还是有一些分歧的，只不过这些分歧不是太大而已，但却也种下了日后恩怨的种子。两人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支持下，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政策。但是，由于慈禧太后的反对，9月21日，维新运动宣告失败，前后仅仅历时103天！因1898年为旧历戊戌年，故这次改革又称为“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先后逃亡到日本。康有为手捧自称是光绪皇帝缝在衣服里的所谓“诏书”，继续宣传他的保皇保教主张。起初，梁启超像从前一样，惟师命之是从，可渐渐地，随着对西方资产阶级著作的大量阅读，他的政见发生了显著变化，与从前“若出两人”。最主要的变化是他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特别赞同被称为“最后一个无所不知的人”的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的名言：“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并以《自由书》为题，写下一组文章，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认为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是医治中国痼疾的良方，认为中国若能采纳其思想，必将出现大同盛世。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也从保皇转向革命，这段时间，他与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的来往开始密切，有时甚至在三更半夜还拥被长谈，结果便有了合作组党的计划，“拟推中山为会长，而梁副之”。梁启超甚至召集其他同学，联名致函康有为，劝其退休，“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康有为得知梁启超倾向革命的思想之后，非常生气，立即严令其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并斥责其倡导革命的错误。由于多年来，梁启超已养成了对康有为的敬意和畏惧，他只得在表面上答应悔改，但实质上并未放弃对革命的信仰。在尊孔保教问题上，梁启超也开始有意摆脱康有为的束缚。早年的梁启超，在康有为的影响下，常常谈论尊孔保教，好朋友黄遵宪和严复分别向他说明“教不可保”的道理之后，他开始转变思想。1902年，本着“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的想法，梁启超公开发表文章，认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从今以后，只有努力保国而已，从“保教党之骁将”转变为“保教党之大敌”，受到康有为的严厉批评。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中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是共和制，还是立宪制？当时的人们从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出发，表达出各自的观点。此时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样，坚持中国应实行“虚君共和”，但不久，随着革命的发展，梁启超便把自己的主张改为“和袁慰革，逼满服汉”。而康有为依然固执己见，不愿与时俱进，康梁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在致康有为的信中，梁启超说，数月来，和您议论起时事，总是出现矛盾，很难领会您的意思，最后只能在表面上答应，回到家后，头痛目眩。“大抵与师论事，无论何人决不能自申其说师平昔事无大小，举措乖方之处，不一而足，弟子亦不能心悦诚服，无如何也。”不过，这段时间，梁启超对康有为虽有不满，但矛盾没有公开，只在很小的范围内为人所知。此后，因对共和与帝制的政见不同，二人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梁启超甚至公开发表文章，批驳老师康有为，二人关系严重恶化。1912年元旦，民国成立。对于民国成立后出现的许多问题，康有为“触目伤心”，非常看不惯。为了恢复封建教化与伦理纲纪，他继续鼓吹尊孔崇儒的老调子，将孔子看做国粹和国魂，四处活动，组织孔教会，甚至要尊孔子为教父。在大总统袁世凯的支持下，全国上下，尊孔读经，甚嚣尘上。袁世凯支持康有为尊孔读经，目的是为其复辟帝制服务，但康有为却以为只有溥仪才能做皇帝，故早在1914年3月间，康有为就同张勋暗中谋划，欲复辟清朝。袁世凯复辟帝制，不仅没让溥仪做皇帝，而且公然自称洪宪皇帝，康有为当然不能容忍，于是毅然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袁世凯的皇帝美梦仅做了83天，便在全国一片叫骂声中，呜呼哀哉了。康有为并没有从袁世凯的复辟失败中汲取教训，相反，他却加快了让溥仪复辟的步伐。1917年7月，他联同统率辫子军的张勋，利用时任国务总理段祺瑞和大总统黎元洪之间发生府院之争的机会，请溥仪重新登基做皇帝，史称张勋复辟。因复辟有功，康有为被任命为弼德院副院长，并戴上头品顶戴，没想到12天后，复辟失败，名列通缉令中。康有为只得躲在外国使馆和租界里做诗品画，直到1918年，在得到北洋政府的特赦之后，才敢走出租界。与康有为积极复辟相反，梁启超坚决维护民主共和。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后，梁启超组织进步党，一方面欲与国民党相抗衡，另一方面则欲监督和引导袁世凯走上政党政治的道路。袁世凯做了大总统之后，觉得不过瘾，还想尝尝做皇帝的滋味。一班无耻文人摸到主子的旨意后，立即组织筹安会，借讨论国体问题，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摇旗呐喊。针对社会上的这股复辟逆流，梁启超以他那酣畅淋漓的文笔，挥毫写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派人拿着20万元的银票，劝他不要发表这篇文章。梁启超却不为利诱，毅然发表。同时，他还联合蔡锷等人，组织护国军，以武力讨伐袁世凯。1915年12月25日，云南正式宣布独立，拉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在此前后所发表的许多通电，均为梁启超预先草拟。为了推动广西军阀陆荣廷独立，梁启超又只身前往广西，历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迫使陆荣廷于1916年3月15日宣布独立，所有重要电文，均为梁启超草拟。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护国战争很快便取得了胜利。与其师康有为不同，梁启超不仅反对袁世凯称帝，而且反对任何形式的复辟，他深信世界潮流不可阻挡，任何复辟阴谋都不能得逞。当康有为在《上海周报》上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公开主张清帝复辟时，梁启超立即发表《辟复辟论》，将矛头直指康有为，明确指出此文的实质是“党袁论”、“附逆论”、“筹安新派”。张勋复辟一发生，梁启超立即随段祺瑞誓师马厂，参加武力讨伐。他不仅代段祺瑞起草了讨逆宣言，而且以个人名义发表反对通电，斥责其师为“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据说通电写好之后，有人担心会破坏师生友谊，梁启超却理直气壮地回答道：“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康有为在张勋复辟失败后，不仅不反省自己的过失，反而将怨气发泄在梁启超身上，咒骂他为“梁贼启超”，将他比喻为专食父母的枭獍，并做诗斥责：“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康有为通过这首诗表达对弟子梁启超的愤怒。貌合神离康梁公开辩难及交恶之后，刘海粟等人积极从中斡旋，二人关系有所缓和。1922年，康有为原配夫人在上海逝世，梁启超曾亲往吊丧，但这不过仅维持着师弟之谊而已。1927年，康有为70岁生日，康门弟子齐集上海祝寿，梁启超虽然因事未来，但却托人送来寿联和寿文。在寿联里，梁启超暗将康有为比做孔子，极得以“圣人”自居的康有为的喜好。在寿文里，梁启超深情地回忆起早年在万木草堂学习的经历及师弟之间真挚的情感，感谢先生的教诲之恩，并高度评价了康有为对当时及以后的影响。祝寿的喜庆气氛尚未散尽，3月31日，康有为便逝世于青岛。梁启超闻讯之后好生伤感，因见他身后萧条得万分可怜，赶紧电汇去几百块钱，作为赙礼。4月17日，梁启超联合康门弟子，在北京设灵公祭，含泪宣读悼文。在这篇情深义浓的悼文里，梁启超肯定了康有为早年的历史贡献，但也委婉地批评了他在复辟帝制上的错误。晚年的康有为和弟子梁启超之间关系有所缓和，但表面上诚挚的师生友谊并不能掩盖二人政治立场上的分歧。晚年的康有为依然没有从溥仪复辟失败中汲取教训，继续鼓吹尊孔复辟。1924年10月23日，溥仪被冯玉祥赶出故宫，康有为则指责道：“挟兵搜宫，何以立国？”并不顾年迈体弱，由上海赶往溥仪在天津的住所张园，“觐见圣躬”。溥仪生日时，康有为再赴张园祝寿。康有为70寿辰的前一日，溥仪遣人送来“岳峙渊清”匾和一柄玉如意，以示祝贺。康有为受宠若惊，“当即恭设香案，望北叩谢天恩”。对于当时蓬勃发展的大革命运动，他则称之为暴乱，“俄化”，甚至在他去世前夕，还致电反动军阀张宗昌，要他先发制人，“用重兵”，对抗已逼近上海的北伐军。与康有为相比，梁启超却反对复辟倒退，维护共和，追求立宪，他认为历史是在不断进步的，封建帝制再也不可能在中国复现，自从清帝退位以后，“我敢说，已经挂上的民国招牌，从今以后千千万万年再也不会卸下，任凭你像尧舜那么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尽管民国还存在种种黑暗，并不是真正的民国，但总比封建帝制要好，他坚信社会潮流浩浩荡荡，一往无前，民国比封建进步，这种观点比起康有为的复辟论调，要进步得多。康梁之间的恩恩怨怨，原因何在？梁启超曾从思想、性格及思维方式上找原因，认为康有为“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应该说，梁启超的这种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为什么只骂康有为不骂梁启超康有为，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_、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中国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最著名的教育理论算是《大同书》里面的阐述具体的观点就不给大家一一叙述，我个人对康有为《大同书》中对母亲与孩子的关系持有质疑。康有为设计了一个前后衔接完整的教育体系，包括人本院。育婴院，慈幼院，小学院，中书院，大学院。轻视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其中人本院是指为怀孕的妇女设立对胎儿进行胎教，婴儿断奶后送入育婴院抚养，直到三岁的时候被送入慈幼院，这其中与母亲的接触少之又少，大多靠工作人员，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与父母的关系极为淡薄。忽视了人最根本的亲情，也忽视了母亲与孩子之间的爱，人性浅薄。其实康有为想出这样的办法与他自身也是有关的，他出生于官僚阶级家族，可能自小对亲情比较淡薄，由于孩子较多，并不能完整的享受到父母的爱。爱情混乱——妻子横跨3个国家康有为一生有六个老婆，妻子有中国人，日本人，美国人三个国家，并不像梁启超一样提倡什么而以身作则，他虽然提倡，但是并没有做到自己约束自己。上述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理解，因为有一定的历史性和阶级性。卖国如果以上这些，你都认为是小节，那么卖国就是大事了。戊戌变法期间，由于康有为所提的变法措施很多，包括修铁路、办教育、造武器、买舰船等，都需要大量的金钱。这些钱从哪里来？康有为给光绪皇帝提出的办法是：把西藏卖给英国，把新疆卖给俄罗斯。在他眼里，不仅西藏、新疆可卖，青海、蒙古也该卖，因为这些地方对中国没用。为了卖地，康有为甚至跟光绪皇帝举例，说日本把库页岛卖给俄罗斯、俄罗斯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都是为了筹措资金用于内政，卖国土根本不算什么。总之，世人对康有为的批判大于赞美。梁启超一生娶了6个老婆梁启超的生活中，主要有李蕙仙、何蕙珍和王桂荃等几位女性。李惠仙光绪十五年，梁启超17岁。他参加了这一年的广东乡试，秋闱折桂，榜列八名，成了举人。主考官李端_，爱其年少才高，将堂妹李惠仙许配与他。惠仙比梁启超长4岁。两年后，二人完婚。次年夏天，梁启超偕夫人李氏南归故里。梁家世代务农，家境并不宽裕，李惠仙并没有嫌弃梁家的贫寒，她看中的是夫君的才华。李惠仙仍极尽孝道，日夜操劳侍奉，深得梁家喜爱，在乡里也博得了贤妻良母的美名。“百日维新”失败后，慈禧命令两广总督捉拿梁启超的家人，梁家避居澳门，逃过了一场灭门之灾。梁启超只身亡命东瀛，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流亡生涯，李惠仙成了整个梁家的支柱。民国十三年9月13日，李惠仙因不治之症溘然而逝。梁启超写下了一篇情文并茂的《祭梁夫人文》。文曰：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彷徨。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区别梁启超和康有为这两个人，谁的影响更大不好用比较来回答。康梁在一起进行维新变法时，二者作用一样。尽管最终变法失败，但却起到思想启蒙的作用，在辛亥革命中，康有为、梁启超成为保皇党，有反动意义。相比之下，梁启超比康有为更具朝气与活力。在之后袁世凯称帝问题上，虽然梁依然是鼓吹君主立宪，但却明确反对袁世凯称帝。从历史学贡献上来看，显然梁启超的新史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影响巨大。扩展资料：梁启超擅长用浅显流畅的文字来阐述重大的时事问题和深刻的道理，文章常带感情，有很强的鼓动性。他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大胆抨击和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大力宣扬，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间具有很大的感染力。连严复这样著名的学者也评价“任公文笔，原自畅遂。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由于梁启超的参加，《时务报》的影响迅速扩大，几个月间销量即达一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梁启超的名声也随之日重。

梁启超，有才有能，又能随机应变，同时坚持整理。（康有为最后思想比较保守，支持慈禧的制宪法议会）

因为他们具有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眼光，对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他们是新思维的代表着，他们有伟大的雄心抱负和爱国热情，同时他们敢于挑战封建思想的权威，具有舍弃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

1.中国维新思想要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摆脱民族危机。2.反对封建专制统治,主张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3.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学习和传播西方科学文化。

熟悉历史的朋友，尤其是清末这段历史。对于康有为、梁启超二人应该是颇为熟悉的。他们二人都是“戊戌变法”的领导者之一。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戊戌六君子为变法献身，而他二人“侥幸”逃脱，过着亡命天涯的生活直至大清灭亡。两人虽然变法失败，并且流亡四海，但是两个人晚年的生活却有着天壤之别。康有为晚年生活可以说是非常讽刺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以“南海康圣人”自称，但是他和圣人根本沾不上边，在变法时期，他曾倡导“一夫一妻制”，可自己却取了5个老婆，甚至在自己62岁的时候与19岁的妙龄女子有染。凭借着早年积累下的财产（大概是大着变法的旗号募捐所剩的）四处购置房产，享受天伦。梁启超在变法失败后，任然活跃在政坛当中，如参与过袁世凯组建的内阁，以及在袁世凯担任总统时又密谋反袁。在他45岁的时候又远赴欧洲学习，力图回国建设国家。56岁时因病逝世。梁启超与康有为除了有着共同主导变法的“战友关系”之外，还有着另外一层关系:师生关系。虽然是师生关系，但是两个的理念一直存在着分歧。而正是这种分歧可以看出两人的晚年！康有为一直以来都是保皇派，属于比较保守的改良派，传统忠君思想可谓是在他身上已经根深蒂固了。在戊戌变法时他就倡导立宪保皇，反对革命共和、对封建统治还保留着幻想。而梁启超的思想是比较激进的，从开始主张共和，废除封建帝制，再后来又主张弘扬传统文化，一直以来都是在想如何救国。康有为在溥仪被废赶出宫后，深知保皇无望，他的政治梦想也由此破碎，也就无心再谈政治，在晚年便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而梁启超不同，他除了反抗帝制之外，还认识到中国所存在的问题远不止封建制度，所以一直以来他都奔波与政坛，思考着如何建设这个国家和民族，却没有考虑过自己晚年的生活该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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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

梁启超与康有为、谭嗣同并称“戊戌三杰”

戊戌变法

康有为是资产阶级维新派，保皇党。他们这批人力图在清政府进行改革。属于清末中国知识分子的救亡的的一次尝试。但是他们这批人没有实力，也没有斗争经验。仅仅依靠没有实权的光绪帝，不失败也挺难梁启超是康有为学生，也是康有为一派的，后来维新变革失败。其思想有了与康有为不同之处。较康有为更有眼光些。孙是革命党，是反对帝制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为推翻满清政府做了大量工作。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的传播者之一。陈独秀是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早期党的领导人。毛泽东是共产党内最有才华的人物。共产党军队的建设者之一。

“戊戌六君子”不是拉开戊戌变法的人，是惨遭杀害的人！~~

康有为:蝶恋花·记得珠帘初作者：康有为（清代）记得珠帘初卷处，人倚阑干，被酒刚微醉。翠叶飘零秋自语，晓风吹堕横塘路。词客看花心意苦，坠粉零香，果是谁相误。三十六陂飞细雨，明朝颜色难如故。澹如楼读书作者：康有为（清代）三年不读南朝史，琐艳浓香久懒熏。偶有遁逃聊学佛，伤於哀乐遂能文。忏除绮语从居易，悔作雕虫似子云。忧患百经未闻道，空阶细雨送斜曛。过虎门作者：康有为（清代）粤海重关二虎尊，万龙轰斗事犹存。至今遗垒余残石，白浪如山过虎门。

你是8年级的吗？我从历史书上看到的 书上也没具体的写 就说他们逃走到日本。但是后来五四不就成功了吗 梁启超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1929年病逝。

手握国家兵权！

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