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最后一课》的做者是谁？

十九世纪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1912年被译入中国①，从上一世纪二十年代开始，长期入选我国中学语文教材，超越了时间和不同意识形态的阻隔，是在中国最有普遍群众基础的法国文学名著之一。尽管在它之后，都德的其他作品也陆续译入，为数不能算很少②；但是关于都德，中国人记忆最深的，永远是普法战争，是《最后一课》。可以说，在汉语言说都德的语汇中，最具表现力的就是《最后一课》，她甚至可以作为都德的代名词，作为“爱国主义”的符码编入了近代中国人百年的经验史和情感史。法国人眼中或许更是擅写南方风情的温婉的都德，在中国语境中被爱国主义作家置换。尽管学者文人曾在以哀逝情怀叙写湘西风土的沈从文身上体认了都德的韵致，显示了他们对这位诞生于普罗旺司的法国作家的审美回应，而对于普通的中国受众，星光下牧羊人的柔情和赛甘先生的山羊遥远而陌生，只有《最后一课》和都德一起熔铸为爱国主义的代码，成为我们自己精神财富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对一个作家的接受，尤其是对一个异域作家的跨文化接受，有时会出现对这一作家的部分的强调或部分的偏废，它是接受者自主选择的结果，与接受者所处的历史文化现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法国文学史家朗松曾言，“每部代表作的历史都浓缩着生产该作品的民族以及接受这一作品的其他民族的兴趣史和敏感史”③。因此，还原一个作品的跨文化阅读中所牵涉的历史语境，考察其最初接受者的阅读敏感，有助于理解这一作品在相异文化中的机遇，同时也能揭示接受者自我在外来作品的本土化运作中的意义。

本文从《最后一课》最初的译本着手，结合其他早期出现的译本，分析这部法国文学名著在中国的特定历史时期、特殊文化语境中被接受时，中国本土文化的切身经验和民族情感的积郁怎样制约着译者，并通过译者的个人敏感穿透作品，奠定了接受之基，使这部作品成为几代中国人在割地赔款的阴影下，在亡国的现实危机中爱国感情表达的媒介。

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胡适翻译的《最后一课》(原名LaDernireclasse)是都德作品汉译的第一篇，它最初刊登在1912年11月5日上海《大共和日报》，译名《割地》④。此后，同一译本又由留美学生编辑，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留美学生季报》在1915年春季号仍以《割地》之名重新刊出。1919年，亚东图书馆为已然成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译者出版《短篇小说集》，以《最后一课》原题收入该译本。而后，这一译本又在二十年代初开始，在白话文进入基础教育的背景下，被收入由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中学语文教科书，成为都德这部作品在中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译本，最有力地参与了汉语语境中都德形象的构造。与胡译重刊于《留美学生季报》同在1915年，同样在上海，创刊于1914年6月，以都市市民为读者对象，以娱乐休闲为旗帜的小说周刊《礼拜六》推出了署名“静英女士”译的《最后之授课》，是胡适译本之外今天所见最早的他译；由于《礼拜六》所牵涉的与《留美学生季报》不同的读者层，这一新译本的出现对于还原《最后一课》在中国的接受语境别有意义。此外，在上述两个译本出现之间的1913年，在长沙出版的《湖南教育杂志》刊载了标明“匪石译”的《最后一课》⑤，尽管经过文本的对比分析发现这个译本只是对胡适译本的改写，但是这一现象本身，和都德之同一作品在不到三年时间里一再被选择被发现，都从不同层面显示着接受者社会集体意识在对异域文学作品移植和化入过程中的有力运作。

胡适译本初名《割地》，这一译名的选择就已准确无误地传递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和强烈的情感信息，以一个词语的选用开启了本土经验、民族情感对都德的再创造。《最后一课》法文原名LaDerniereClasse，鲜明而贴近故事内容:一个学童对自己“最后一课”的深切记忆。在翻译时，译者与第一读者胡适，放弃了直接将其译为《最后一课》这样合情而又轻松的做法，而选择把这部作品最能激起他回应的故事的本质直接推向前台，“割地”一语道出了超出作品主人公孩子所能理解的，国土沦丧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激起的屈辱与悲愤。正是二十世纪初年承载着一系列割地赔款的历史，刻骨铭心地日夜感受着亡国焦虑的经验促使他做出了对这一词语的选择。在为译本写的短序中，胡适看似随意地交代了译名的变化，字里行间也清晰地透露了译者对都德作品的最突出敏感点:

著者都德生于公历千八百四十年，卒于千八百九十七年，为法国近代文章巨子之一。当公历千八百七十年，法国与普鲁士国开衅，法国大败，普国尽据法之东境。明年进围法京巴黎，法人力竭求和。赔款五千兆弗郎，约合华银二千兆元，盖五倍于吾国庚子赔款云。赔款之外，复割阿色司娜恋两省之地以与普国。此篇托为阿色司省一小学生之语气，写割地之惨，以激扬法人爱国之心。原名《最后一课》，今名乃译者所更也。民国元年九月记于美国⑥。

下笔所及，处处以法国反观“吾国”，涉及赔款，则折以“华银”，比照“庚子”。对于近代中国，“割地赔款”可以说是驱之不散的梦魇，是“亡国”命运的压迫，而译者本人正是在这压迫的痛苦中发现并感受了都德。所以，“割地”这一词语交织着接受者情感历史与现实的积郁，在都德作品的刺激下脱口而出，几乎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社会集体意识借青年胡适之手的“自由写作”。

当时的胡适以庚子赔款公费身份留学，在美国已经两年。这种经历和处境是他作为《最后一课》译者的独特资源。尽管被美国“泱泱大国之风”浸漫，并已渐生第二故乡的感情，故国之忧未能稍减。从他当时的日记和书信中屡屡可见其“远人焦思”随国内风雨而动。在给母亲的家信中，他多汇报异国见闻，记述友人仁善，学业长进，尽管也难掩对故乡局势的关切，对家境窘迫的担忧；而在对同辈朋友的书信中，在日记里，“亡国”之威胁与贫穷之压力是当时并悬于头上的双剑，尤其是侧身于优游的美国中产阶级社会里感受的贫穷，更加剧着对弱国、对亡国的体味。可以说，作为译者的青年胡适，是在某种极其个人化的背景中，独特地经验着亡国的惨剧和弱国的悲哀。在当时国人的眼中，他或许应是幸运的，庚款留学，脱离了以朝不保夕的小生意或卑微的教职谋生的苦境，来到“风俗极佳”、“无不有泱泱大国之风”⑦的美国。但是，这一幸运却又是宿命地使他感受亡国悲哀的根源:他的留学本身正是割地赔款的伴生物，他的“幸运”又正是家国不幸的镜子。因此，他的留学身份带给他的，不仅是美式生活陶冶的平和温厚，而且使他比一般中国人更痛切地体认割地赔款的情感意味。那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压迫，而这压迫使他反省，分别写于1913年和1914年的《赔款小史》和《非留学篇》，见证了他对自身处境与家国命运的独特敏感。所以当他被都德的小说所感动时，他顺从自己的情感波澜，在翻译活动中注入了自己正在身历的经验，并借移译都德之作一浇心中块垒。

《割地》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上海的报纸，而报纸作为成熟中的都市生活的公共空间直接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社会敏感。胡适留学在美，长期处于“远人闻乱，心日夕不能安”⑧的境地，报纸是他借以关注故国的主要媒介。就在他翻译《最后一课》前后，1911年3月24日日记:“连日日所思维，夜所梦呓，无非亡国惨状”⑨。在1912年11月14日，则有“读英报纸论吾国事，中心如捣，又至邹秉文处读上海报纸”⑩等语，真实记录了青年胡适现实情感与国内危亡局势的呼应，而他对祖国命运的焦虑则成为他感受都德、接受《最后一课》的精神土壤。

胡适与《大共和日报》的联系，在于他中国公学时代的同学叶德贞，当时叶在这家创办于1912年初的报纸工作。在胡适的日记中，1911-1912年间曾频频出现与“德征”书信交往的记载。如:1912年9月28日，译《割地》期间(据日记载，9月26始，至9月29日译毕)，“夜作长书寄德征” ，9月29日“夜译《割地》成，寄德征，令载之《大共和》” 。10月14日，又见“得德征寄报甚多，一一读之。 ”可见，此时德征和报纸更直接联系起了在异乡的胡适与祖国。而故国的报纸对游子来说总是切盼而又深恨的——因为它常常传递着“国亡在旦夕”的哀音，加剧着远游者的焦思。查阅仅见的《大共和日报》1912年10-12月，《割地》题名与连日各版面警报般的标题相互呼应，彼此和谐，感染着那个时代知识者层体认亡国在即的高度紧张:10月27日社论《呜呼蒙古，竟为朝鲜继也》，10月28日评论《忠告濒死之支那》，10月29日《呜呼蒙古，呜呼青岛》——来自故国的消息声声入耳皆为泪，成为亡国危机下译者胡适以中国悲怀演绎异国之《最后一课》的基本语境。

同样浸润着故国焦虑、伴随译文发表的周边文本——译者的前言后记，更直接地体现了其作者翻译活动的意义指向:借“他者”之历史，写“自我”之现实。在前引译序中，他以法国命运对中国的比附，不仅使译文的读者更贴近都德，也使中国人遭遇的割地赔款的历史直接介入对外来文本的解读。比之前言，置于文后的“译者识”表现了青年胡适对都德短篇小说艺术的欣赏，但他最不能忘怀的还是作品艺术地表现的“割地之惨，奴隶牛马之痛”，并呼吁“读者勿轻易放过” 。胡适的译文为白话，简洁朴素，尽管有细节的删略，那以天真的孩童口吻传递的深挚的伤痛以其朴素平实打动了几代中国读者。在胡适译本对细节的删略中，有一点比较突出体现了译者的翻译策略，更值得注意，这就是对人名的尽量简化:第一人称叙事的主人公小佛朗茨之名在原文有三次出现，而译本从未出现。这一改变削减了由于陌生的名字带来的文化隔膜，拉近了本土读者与异国故事的情感距离，使读者更容易直接进入主人公的情境，产生超越地域与文化的呼应。尽管也要看到，在胡适译本以后的广泛传播中，译文载体——白话的崛起和译文作者的身份都可能是重要因素，但是译本本身及其产生之初的基本语境已然奠定了这一作品的总体接受指向，并给后世以深刻影响。

当胡适译本再刊于《留美学生季报》时，处于欧战背景下的中国进一步从历史在现实的延续中再度选择了都德。如果说《留美学生季报》的读者主要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涉及最为敏感的精英的社会阶层，那么，同期出现在通俗文艺期刊《礼拜六》的另一个译本则可能从不同层次揭示《最后一课》在中国被普遍接受的情感基础。

《礼拜六》是创办于1914年6月的小说周刊。在编者为其发刊写的“赘言”里有编辑者钝根的著名言论:“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卫生，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 ”。它不仅解释了该刊所以命名的原因，也张起了健康休闲的旗帜。而在该刊创办不及一年，第38期(1915年2月20日)就有作者马二先生在其“寓言小说”，《赌》的“著者曰”中说:“时局至今，何暇更做小说，然小说未始不可利用以促起国民之迷梦 ”。在他的寓言中，子孙众多、曾广有财富的“华老头”家成了赌场，被来自“西村”的赌徒“英”“法”“德”“俄”“管领”，而又有阴险的紧邻“东方”的欺凌觊觎……

都德《最后一课》的又一译本，静英女士译《最后之授课》就刊出于同时期的1915年3月27日第42期。在此前后，关于战争、爱国、英雄的作品密集出现于《礼拜六》，如《血性男儿》、《爱国少年传》、《裸英雄》等等，小说实已成为“惊起迷梦”的工具，而不再追求使人“万虑全消”。第46期《裸英雄》的作者黑子呼应马二先生的感慨，说，“时局如此，吾人非特无暇做小说，且亦不忍作小说，……呜呼，强邻狼突，或战衅将开” 。刊登于同一期，署名“剑侠”的短篇小说《弱国余生记》则全然没有一般小说的艺术架构，只是用几百字，叙写了一个青岛少年在日德交战中家破人亡的惨剧。作者在后记中说，“此次日军德军战于青岛，我国人民被害者甚众，特识少年事以寄哀悼，愿我同胞毋忘此痛” 。编者钝根也特别为此篇加了“按语”，给后人留下了更多的时代印记:“剑侠此作投到时，日军初下青岛，及今登出，而日本之侵略手段已一日千里，要求条件之苛虐，浸浸有吞并中国之势。嗟我同胞，不起自卫，行且尽为亡国奴，何暇悲少年哉!”静英女士译《最后之授课》在这样的语境中出现，使都德《最后一课》进一步参与了被时局激起的救亡合唱。这一文言译本本身也许在当时或以后都没有如同胡适译本的反响，而且如同许多当时的译文，它在刊出时甚至没有提到原作者的名字。但在都德的中国接受进程中，结合此时的《礼拜六》对民情民心的真实记录，原作者的缺席似乎更突出了《最后一课》与本土语境的深刻和谐，体现了都德这篇小说中国接受与再造的深厚土壤。曾以引导健康消闲为已任的《礼拜六》，与远在异国的留学生胡适一起，在国事危难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笔报国”，并在唤起迷梦的努力中，使来自异域的声音汇入本土文化的激流，获得新的面貌与新的生命。

与《礼拜六》休闲不得继以救亡不同，《湖南教育杂志》的主办者是忠实的“教育救国论”者，他在国事艰危中更痛切关注外侮之下民族内在的痼疾，欲挖掘所以贫弱被辱的根源，并以教育疗救之。1913年初，署名“匪石”译的《最后一课》在该刊是以“教育小说”出现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篇译文基本上是对胡适译本的改写 ，而发表时间仅在《大共和日报》刊出《割地》几个月内。这一速度与频率，再次从一个侧面为我们提供了当时读者与青年胡适敏感共通的例证，也在《最后一课》的中国接受史上留下真实而富有戏剧性的一页。

纵观以上所见，《最后一课》入华的最初三年，都德已在本土特殊语境中成为中国人爱国情感激发和表达的媒介。而后，当胡适译本被选入语文教科书，它的接受随之进入了新的更广阔的空间。今日所见最早收入胡适《最后一课》全文的教材，由洪北平等编，192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白话文范》在半年内出了四版；而1923年为适应新学制编的《国语教科书》在七年中印行曾高达112版，传播及影响甚远。在1932年，当出版这两种教材的商务印书馆毁于日本人的大火后，几个月内，它就推出了《国语教科书》的“国难后第一版”，并在一个月内连出了五版。收入了都德这篇小说的“国难版”教材的战火经历具有象征意义，它所掀开的将是《最后一课》中国接受新的一页:抗日战争的血与火将使它最终定型为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代码，深深地融入我们民族文化的血脉。

参考书目《比较文学形象学》孟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二十世纪西方文艺批评》让-伊夫.塔迪埃著，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胡适留学日记》海南出版社1994年。《胡适书信集》(上)(1907-193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胡适文集》(卷9《早年文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短篇小说第一集》胡适译，亚东图书馆1919年。《胡适年谱》耿云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胡适传》白吉庵，人民出版社1993年。《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北京华文出版社1989年。《大共和日报》(1912年10-12月)。《湖南教育杂志》(第2-3年)湖南教育杂志社1913-1914年。《礼拜六》(百期汇订)上海中华图书馆印行1921年。《留美学生季报》(民国四年春季号)上海中华书局发行1915年。《白话文范》洪北平等，商务印书馆1920年。《新学制国语教科书》顾颉刚、叶圣陶等，商务印书馆1923-1932年。《法国作家与中国》钱林森，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胡适与都德的〈最后一课〉》苏华，载《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年第3期。《中学语文教科书百年回眸》温立三，载《中国图书评论》2000年第3期。[日]樽本照雄，编《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齐鲁书社2002年。

①关于《最后一课》最早的译入时间，近年研究界有一说为陈匪石译，刊于1903年《湖南教育杂志》，此说的缘起大概是《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施蛰存主编，上海书店1991年出版)提供的错误信息造成的。事实上，1903年并无《湖南教育杂志》存在，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已有另文做了考辨。现在掌握的情况，1912年胡适译本为首译。

②自1912至1918都德作品汉译的粗略统计数字为15篇(部)，其中《最后一课》重译或改写共计5次，其他几种译文分别是:江白痕《小子志之》，载1915年《中华小说界》第2卷第5期；梁荫曾《最后一课》，载《工读杂志》第1期(1917年5月)；段茂澜(末次之课程)，载《南开思潮》第1期(1917年12月)。

③转引自[法]让一伊夫?塔迪埃《20世纪的文艺批评》，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第206页。

④需要说明的是，见于1912年11月5日《大共和日报》第10页的仅是《割地》的后半部分。当时该报版面为“四大张”八页，而11月5日则多了一张，可能此前还有一次这样的临时“附张”，刊出了《割地》的前半部分，但在笔者查阅的北图《大人和日报》中未见留存。

⑤《湖南教育杂志》创办了1912年6月，1913年1月刊出《最后一课》，译者署名“匪石”。《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在收录该译文时变动了署名，并把出版年误为1903年，致使不准确的信息流传。

⑥胡适《割地》译者序，首次刊出的《大共和日报》本尚未见前半部分，因此，此序文引自《留美学生季报》第2卷第1号。

⑦1910年致同学胡绍庭等，见《胡适书信集》(上)(1907—193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16页。本小节未加注之片断引语皆出自胡适书信及日记。

⑧1913年致母亲，同上。

⑨1911年3月24日日记，《胡适留学日记》海南出版社，1994，第9页。

⑩ 1912年11月14日日记，同上，第70、53、54、57页。胡适《割地》“译者识”，见《留美学生季报》第2卷第1号。钝根:《礼拜六》出版赘言，《礼拜六》第1期(1914)，引自《礼拜六》百期合印本，上海中华图书馆印行，1917年。同上，第38期。 同上，第46期，1915年4月16日。胡适删去的原文内容均未出现于“匪石”译，而“匪石”增加的文字都是原文没有的。“匪石”的序跋文字也与胡适略同

《最后一课》通过阿尔萨斯省的一个小学生弗郎士在最后一堂法语课中的见闻和感受，真实地反映了法国沦陷区的人民惨遭异族统治的悲愤和对祖国的热爱，以及争取祖国解放和统一的坚定意志，集中地表现了法国人民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小说的全文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从“那天早晨上学”到“赶到韩麦尔先生的小院子里”。这一部分描述了弗郎士在上学的路上的见闻和心理活动。作者以简洁的笔触，交待了故事的背景和弗郎士的身份、性格特征，同时为情节的发展作了巧妙的铺垫。

小说先写弗郎士上学晚了，加之没有复习好功课，害怕挨老师的“训斥”，因而闪过想逃学的念头。这一独白式的心理描写，生动地刻画了弗郎士的稚气、贪玩，是个不爱学习的学生。而后写了弗郎士在上学路上对景物的感受。他感到天晴日暖，听到林边鸟语，看到普鲁士军队在操练，而他认为“这些景象比分词用法有趣多了”。然而他没有为之所动，而是“急忙向学校跑去”。这里一方面突出了弗郎士天真好玩的性格，而另一方面，也正是作者要强调的一面，就是突出了弗郎士的意志力，他终于战胜了想逃学的念头。

接着作者描写了弗郎士经过村政府时的心理活动，展示了他的性格的另一侧面，即对敌人的恨。当弗郎士看到不少人在布告牌前时，就立即想到：“最近两年来，我们的一切坏消息都是从那里传出来的”；同时，想到“又出了什么事啦”？说明这个看来稚气的孩子的内心是爱憎分明的，统治者的罪恶行径他是牢记在心的。铁匠的话，他以为是和他开玩笑，讽刺他，所以他气急败坏地跑进了韩麦尔的院子。这说明他是有很强的自尊心的。铁匠的话也给读者造成悬念，为什么说“用不着那么快呀，孩子，你反正是来得及赶到学校的”!吸引读者追读下文。

这部分，在直接描写弗郎士的同时，也间接地表现了韩麦尔老师的严厉，这对下文写老师态度的变化，突出主题，有烘托的作用。此外，作者独运匠心，安排了人们看布告牌的细节，巧妙地交待了故事的背景，而且对刻画性格、情节发展，有一举多得的效果。

第二部分从“平常日子”到“我将永远记住这最后的一课”。是小说的中心部分，主要写弗郎士和韩麦尔老师在“最后一课”中表现的爱国热情。按情节发展，又可以把这部分分为三层。

第一层，从“平常日子”到“书上横放着他那副大眼镜”。写弗郎士跑到学校以后发现的种种不平常现象，渲染出一种严肃、悲愤的气氛。弗郎士看到教室里用极端肃静代替了往日的“喧闹”，他走进教室，平日严厉的韩麦尔老师和蔼地说在等待他来上课，当弗郎士“稍微平静”之后，注意到韩麦尔老师今天却穿着只有“督学来校视察”或是“发奖的日子”时才穿的服饰；最使他“吃惊”的是课室里坐着许多本村的人，他们“个个看来都很忧愁”。这一切通过弗郎士不同心境，由粗到细的观察，一步紧一步地烘托了“最后一课”的严肃、庄严、悲愤的氛围。

再一层，从“我看见这些情形”到“表示对就要失去的国土的敬意”。在这一层里，正面揭示了“最后一课”的严肃意义，点明了主题。正当弗郎士对这一切不平常的情景感到奇怪的时候，韩麦尔老师说道：“我的孩子们，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上课了。柏林已经来了命令，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学校只许教德语了。……今天是你们最后一堂法语课，我希望你们多多用心学习。”韩麦尔的话，点明了“最后一课”的含义。普鲁士统治者禁止阿尔萨斯、洛林人民学习自己祖国的语言，妄图用这种阴险、毒辣的方法奴役法国人民。韩麦尔老师在这种情况下，连连强调这一课无论是对老师对学生说来都是“最后一课”。这样，“最后一课”本身就是抗议侵略者奴役法国人民的爱国举动。在悲剧命运的打击下，弗郎士埋藏在心灵深处的爱国情、亡国恨一齐迸发出来。这是“我的最后一堂法语课”，这句话，作者让它独立成段，是为了突出韩麦尔老师的话，在弗郎士感情上引起的共鸣和反响。听了老师的话，弗郎士的感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表现在他对这“最后一课”的珍惜，为“再也不能学法语”而无限惋惜，为过去“旷了课去找鸟窝，到萨尔河上去溜冰”而悔恨。其次他对于感到“讨厌”的书和严厉的韩麦尔老师在感情上也变了：书，“像是我的老友”；老师“责罚”自己的事，全都忘了；再就是，他刚才还迷惑不解的现象，豁然明白了：韩麦尔老师穿上节日盛装，村里的老人到学校里来，是为了“表示对就要失去的国土的敬意”，是为了上这“最后一课”。这一段心理活动，表明了老师真挚深切的爱国热情，也通过弗郎士对老师的怜悯、尊敬和感激之情，表明了孩子的心灵上爱国意识正在成长。

最后一层，从“我正想着这些的时候”到“我真永远忘不了”。这一层，写韩麦尔老师和学生在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下，在“最后一课”中认真教学的感人情景。

德国侵略者强行剥夺阿尔萨斯、洛林人民学习自己祖国语言的权利和自由，激起了韩麦尔老师、弗郎士和全体学生、村里的老人们的悲愤和爱国热情。他们把法语和祖国视为同义语，爱法语就是热爱法兰西祖国。因此，他们对统治者的恨和对祖国的爱，都凝聚在这“最后一课”中。

弗郎士珍视这最后一堂法语课，并且把学好自己祖国的语言作为热爱祖国的神圣职责，因而产生了高度的学习热情。所以，当韩麦尔老师让他背书时，心里想的是“如果我能把那条出名难学的分词用法从头到尾说出来”。当他一句话也拼不出时，心里想的不再是害怕挨老师的“训斥”，而是“心里挺难受，头也不敢抬起来”。他有了羞耻感。弗郎士在学习文法时，他自信“从来没有这样细心听讲过”。过去一个字也记不住的文法，现在觉得很容易懂。这使他自己都感到“奇怪”。当他听到学校屋顶上鸽子咕咕的叫声时，他想到“他们该不会强迫这些鸽子也用德国话唱歌吧”。这联想，表现出弗郎士对敌人禁教法语的卑劣行径的轻蔑和对祖国语言的深厚感情。

韩麦尔老师对祖国的深情和尽职精神，在“最后一课”中是极其感人的。这个平时严厉的老师，当弗郎士背诵不出分词规则时，他不再“训斥”他，而是沉痛地总结以往的教训：“总要把学习拖到明天，这正是阿尔萨斯人最大的不幸。”同时指出自己也有应该“自责”之处。总结过去的目的，在于让学生珍视这“最后一课”。他针对侵略者禁教法语的阴谋，赞美法语的优点，强调掌握法语的重要意义：法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我们必须把它记在心里，永远别忘了它，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这段话，寓意深刻，语重心长，以此激励学生努力学习法语，用它作为武器，为法兰西祖国的自由统一而斗争。韩麦尔老师的高度责任感，使弗郎士感到他“从来没有这样耐心讲解过”，感到他“好像恨不得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在他离开之前全教给我们，一下子塞进我们的脑子里去”。韩麦尔老师为了学生们上好习字课，还别出心裁地在字帖上用圆体字写：“法兰西”，“阿尔萨斯”，象征着阿尔萨斯和法兰西祖国永远在一起。使弗郎士感到“好像许多面小国旗在教室里飘扬”。韩麦尔老师忍受着离开服务了四十年的本乡的痛苦，认真地教好“最后一课”。

小说的最后一部分，从“忽然教堂的钟敲了十二下”到小说结尾。写韩麦尔老师在“最后一课”结束时的悲壮和不屈精神。

正当每个人的炽烈的爱国热情都凝聚在“最后一课”中，而这感人的情景又激动着每个人的心的时候，教堂的钟声和普鲁士军队收操的号声，令人心碎地宣告了“最后一课”的结束。韩麦尔老师此刻的悲愤和哀痛难以形容，他“脸色惨白”，到嘴边上的话，却哽住了，说不出来。于是，他“使出全身的力量”写了“法兰西万岁”这振奋人心而又含义深刻的两个大字。这几个光彩夺目的大字表达了韩麦尔老师的心声，也是法国人民爱国主义精神和不屈的意志的集中表现。这样收尾，使小说的主题深化，同时收到意境深远的艺术效果，给读者以丰富想像的余地。

《最后一课》之所以成为脍炙人口的杰作，不仅由于它在内容上表现了爱国主义思想，还在于它具有卓越的艺术特色。

艺术结构的简朴和紧凑。《最后一课》用第一人称的写法，以弗郎士作结构的中心线索，通过主人公在“最后一课”中的见闻和感受，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自然而生动地展示出来。小说从弗郎士走出家门、跑向学校，到“最后一课”结束，情节的发展层次清晰、紧凑、井然有序。作者把普鲁士侵略者颁布禁教法语令，作为情节发展和展示人物性格的关键。异族统治者强行施教德语，表明它对阿尔萨斯、洛林人民的奴役加深了，民族矛盾激化了，这就更加激发了弗郎士、韩麦尔老师以及郝叟老人的爱国热情，他们崇高感人的形象跃然纸上。爱国主义的主题，也随着情节的发展，人物性格的充分揭示，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最后一课”的结束，情节发展到高潮，并急转为尾声，小说的主题进一步升华。结尾表明：“最后一课”结束了，然而它已经播下了爱国主义的种子，法兰西一定会重获解放。

出色的心理描写。这篇小说对人物的心理描写是成功的。作者巧妙地用了多种方式描写了人物心理，从而成功地塑造了人物形象，突出了主题。

小说对人物进行心理描写时，成功地把景物描写、细节描写、人物行动描写与心理活动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把弗郎士的所见、所闻、所为、所感融为一体。这样使弗郎士所见到的景物、人物等都笼罩上一层感情色彩，它和那极其简洁的直接对心理活动的刻画相配合，协调一致地反映出弗郎士的心理状态。如：“天气那么暖和，那么晴朗!”“画眉在树林边宛转地唱歌；锯木厂后边草地上，普鲁士兵正在操练。这些景象，比分词用法有趣多了；可是我还能管住自己，急忙向学校跑去。”这样就把景物描写与直接写心理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生动地表现了作为小学生的弗郎士那种因怕迟到而急于到学校去，而又为路旁景物所吸引，既留恋，又不敢再停下来观赏、玩耍的复杂心情。有许多地方作者是把心理描写和人物行动结合在一起的，如弗郎士进教室：“我只好推开门，当着大家的面走进静悄悄的教室。你们可以想像，我那时脸多么红，心多么慌!”这样的例子很多，从这些例子看出作者是多么自然、多么贴切地把人物的心理和行动结合在一起进行刻画的。

总之，这篇小说描写心理活动的段落很多，作者灵活地运用了多种心理刻画的方法。但无论用什么方法描写心理活动，都准确地把握住了弗郎士的年龄特征和性格特征，非常真实，非常生动。

“烘托”和“重复”的手法的巧妙运用。作者为了突出主题和人物性格，独具匠心地运用“烘托”和“重复”的手法。为了突出爱国主义的主题，作者着意用烘托手法描绘了“最后一课”的庄严、悲壮的气氛。通过弗郎士在上学的路上和到学校以后的见闻，层层深入地描写了一系列不平常的景象。这些不平常的情况，就为爱国主义的主题，烘托了庄严、悲愤的气氛，突出了主题。同时为刻画弗郎士的性格作了巧妙的铺陈。作者还多次重复“最后一课”，每次出现这句话，用意不同，而意义却一次比一次深刻。这句话，像珍珠一样贯穿全篇连成一线，光芒四射，从而加深了主题，同时，对突出人物性格也有重要的作用。

都德（1867—1942），法国作家，龚古尔学院院士。与著名排犹主义者和民族沙文主义者德吕蒙友善，在德雷福斯案件中站在极右的一方。他自己也拥护民族沙文主义。1904年与莫拉斯认识。1908年与莫拉斯合编保王派的《法兰西行动》报，发表了无数激烈的极右派言论。1920年一度当选为议会议员。曾以诋毁法国政府罪入狱，越狱流亡到比利时。两年后获赦回到巴黎。

都德年轻时认识很多文学界和政治界的知名人物，后来写了《我所认识的巴黎》（1930）和《回忆录》多卷。他拥护君主政体，拥护极右的政治主张，但他的友谊和文艺观点有的不受他的政治立场所影响，他与极端排犹的德吕蒙和犹太族作家施沃布交往；与右派文学评论家马西斯友善，但是为马西斯所猛烈攻击的个人主义的作家纪德辩护；他为小说家普鲁斯特争得龚古尔文学奖；发现了小说家和散文家贝尔纳诺斯和塞利纳的才华；写过一部著名的文学评论《愚蠢的十九世纪》（1922），猛烈攻击19世纪法国文学和思想潮流，但对雨果、巴尔扎克和波德莱尔却极为推崇。

都德(1840--1897),法国作家.

(喂!下面的回答怎么和我的一样啊?不许侵权的!哼!)

都德(1840-1897),法国作家

都德(1840-1897),法国作家.

作者是都德

作者就是都德

作者都德

作者shi 都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