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柚不是西游-
西方社会学史上的几个标志性时代
一、创始初期的社会学: 原创体系大师辈出的时代
社会学的产生, 是特定时代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 是特定社会意识的一种反思结果。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诞生于西方,具体而言, 是19 世纪初期的欧洲。对于社会学的产生, 启蒙运动确立了基本的思想源泉和知识动力, 法国大革命成为主要的政治动因, 而工业革命则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社会学诞生于一个激剧变迁的时代,从问世的那天起, ①它就是在参与现代社会的设计与建构的过程中逐步成长起来的,因此, 社会秩序如何成为可能, 是社会学从其开始就思考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作为社会学创始人的孔德(A. Comte) 把他心目中具有最高学科地位的社会学划分为社
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两大部分, 这种划分其实不仅只是表达了纯学理上的意义,而且似乎也蕴含了作为社会学创始人对这门学科所赋予的使命: 将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作为关注的核心。
这一时代产生了一大批(也是第一批)著名的社会学大师及其经典的社会学理论:孔德的社会发展三阶段理论, 马克思( K.Marx) 的资本主义理论, 韦伯(M. Weber)的合理化理论, 迪尔凯姆( E. Durkheim)的社会团结理论, 斯宾塞(H. Spencer) 的社会类型理论, 托克维尔(A. Tocqueville)
的民主社会理论, 帕累托(V. Pareto) 的精英循环理论, 滕尼斯( F. Tǒnnies) 的社区与社会理论, 齐美尔( G. Simmel) 的形式社会学说① 等等。他们富于原创性和体系性的学说具有三个较鲜明的特征: 一是宏观取向, 重点考察社会结构的广泛领域与面貌, 而非细小的社会现象与过程。二是变迁关怀, 关注人类社会在历时维度上的演替轨迹与发展规律。从实质内容上看,这一时代社会学大师们集中关注的主题就是现代性的发生学。三是问题意识, 他们均不同程度地预见到了现代性进程中所可能隐含的各种阴暗面相, 然而, 从总体上看, 他们所充满的乐观精神使他们相信现代时期开创的机会面相将会超过它的消极特征。
这个时代的社会学大师们所提出的学说, 在很大程度上处于社会理论② 层次,这一情形无疑与两个因素有关: 一是, 他们处在人类知识发展从总体性哲学向具体化学科的演变阶段; 二是, 他们对现代性这个宏伟目标的构想需要涉及极其广泛的知识层面。
由于原创型、体系型社会学大师的辈出, 尤其是这个时代所存在的“价值领域的诸神斗争”, 因此, 导致了社会学自诞生之日起一直就是一门存在着多重范式的学科。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 作为社会学发源地的欧洲, 产生出了后来一直影响着整个社会学发展进程的三大经典性作家———马克思、迪尔凯姆、韦伯, 从而形成了社会学的三大传统: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学、迪尔凯姆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和韦伯的理解社会学。与此相关, 社会学中形成了三种
基本的方法论: 唯物史观方法论、实证主义方法论和反实证主义方法论。
总之, 这个时代的确为后来的社会学发展创下了雄厚的基业, 为后继者们不断地开发、加工和创新提供了一种取之不尽的思想资源。
二、帕森斯范式主导的社会学: 第一次综合的时代
就西方社会学发展在地理布局上的表现而言,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以学科发源地之欧洲的社会学传统的发展为主导地位的。到两次大战之间, 社会学传入美国,随即在美国完成了社会学的本土化。此后,西方社会学发展的中心区域便由欧洲转移到了美国。随着芝加哥学派和制度学派的兴起, 人际互动、邻里关系、社区发展和越轨犯罪等等一时成为研究重点, 库利(C. H. Cooley) 、米德(G. H. Mead) 、帕克(R. E. Park) 、凡勃伦(T. B. Veblen)等成为了代表人物。
在从经典社会学向当代社会学转折的过程中, 帕森斯(T. Parsons) 是一位关键性人物。帕森斯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 他完成了对经典社会学理论的一次综合和创新。在20 世纪30～50 年代, 他努力将相对隔离的欧洲经典社会学理论———主要包括韦伯、迪尔凯姆、帕累托、马歇尔(A. Marshall) 等人的思想进行了系统分析, 对功利主义、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论进行了重审, 在综合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社会学意义的社会行动理论(以取代心理学主义的行为理论) 。他致力于回答现代社会秩序何以形成这一问题。在社会系统理论中, 他强调共享价值的一致是社会秩序形成的基本因素。将社会系统视为以制度化价值体系为标志, 认为其核心是规范化的角色关系。在帕森斯看来,社会系统又是更加一般的行动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后者包括四个基本亚系统: 有
机行为系统、人格系统、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这些亚系统分别满足他提出的著名的AGIL 四个功能必要条件。他认为任何系统必须执行适应、目标达成、整合、模式维持的功能。AGIL 模式可用来分析小至两人之间、大至两个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帕森斯看来, 社会系统受文化模式和人
格系统的渗透, 他在致力于说明所有行动系统的性质时, 提出了一套度量这些系统特征的概念, 即“模式变量”, 表明了行动者在互动情境中必须明确地或隐含地采取的选择。情感涉入与情感中立、自我取向与集体取向、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先赋性与自致性、专一性与扩散性。尽管这些
模式变量的直接作用主要在于分析人际层面的互动, 以说明互动情境中行动者的主观取向。但帕森斯认为, 它们还可用于分析社会结构层面和文化层面, 也就是说,每一种模式变量都能运用到人格(需求意向的选择) 、社会系统(角色期待的选择)和文化(价值取向的选择) 三个层面的分析上。帕森斯系统性地提出了结构功能主义的宏大理论, ① 成为一种完整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帕森斯的理论核心就是关注社会的稳定、整合与均衡。在他的工作中, 人们似乎又可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了孔德赋予社会学的使命。帕森斯不仅通过他的模式变量将现代性的量度具体化了, 而且他还以乐观态度描绘了一种似乎具有普适性② 的现代性的理想模式。
由于帕森斯的强劲影响力, 结构功能主义很快成为了社会学的“正统共识”, 变为占据引领地位的理论和学派。结构功能主义进一步在西方社会学界得到普遍传播,当时广泛开展的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变迁和现代化研究, 基本上都是按照结构功能分析模式进行的, 以至于“结构功
能分析”几乎成了“社会学研究”的同义语。这是社会学开始具有一种主导范式的时代。
帕森斯另一方面的贡献就是促进了社会学一些具体研究领域的定型。如果说经典社会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理论的话, 那么, 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表现出了从社会理论向社会学理论转变的特征。不仅如此, 除了帕森斯本人的开拓性努力之外, 他在哈佛大学培养出的一批著名社
会学家, 也做出了非同寻常的贡献, 墨顿(R. K. Merton) 、斯梅尔瑟(N. Smelser) 、戴维斯( K. Davis) 、莫尔(W. E. Moore)等等, 对现代社会的结构、变迁、分层、组织和家庭等诸多领域进行的探讨, 不仅进一步丰富了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流派, 而且促进了社会学学科一些专门研究领域的
逐渐成形。
三、后帕森斯社会学: 第一次分裂而多元并存的时代
帕森斯学说对于当代社会学发展的推动作用还从相反的方面表现出来, 即他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成了战后西方社会学界论战的靶子, 不同学派的许多社会学家都以帕森斯学说作为挑战对象, 力图在批判结构功能主义的过程中发展自己的理论体系。广泛地说, 对于战后西方社会学的
“危机”意识, 逐渐引发出了后帕森斯社会学的诸种流派。
古尔德纳(A. W. Gouldner ) 1970 年出版的《西方社会学危机的来临》, 与米尔斯(C. W. Mills) 1959 年出版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共有的基本思想取向就在于,代表着社会学激进主义思潮, 他们都以敏锐的问题意识, 对传统社会学奉为指导性方法论的实证主义展开了批判。在他们看
来, 西方社会学危机的最主要表现就在于:以实证主义为原则和方法指导下发展的社会学必然出现想象力的枯竭, 因为把一切研究对象都定量化的结果, 无疑将忽视对于作为社会行动主体的人的生命价值和主观意义的理解及其阐释。
从20 世纪60 年代起到70 年代下半期,在对“正统共识”的广泛怀疑与攻击中,
西方社会学的发展进程步入了一个后帕森斯时代, 更准确地说, 是反帕森斯时代, ①这是一个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强势地位丧失, 并随后呈现出理论流派或研究范式多元化的时代。
正是出于反对结构功能主义对均衡论的过分强调, 达伦多夫(R. Dahrendorf ) 、科(L.Coser) 创立了冲突理论, 达伦多夫注重的是权力和权威而不是资本分配在社会冲突中的作用, 而科塞以强调冲突的正功能为基础试图建立一种将冲突与整合进行统一的学说。
旨在重新恢复社会学中人的地位, 霍曼斯( G. Homans) 、布劳( P. Blau) 提出了社会交换理论。霍曼斯试图用心理学原理来解释人类的社会行为, 并用经济学的交换范畴来分析一切人际互动。布劳则力求把交换理论从微观个体层面的运用扩展到宏观社会层面, 尤其是大规模的复杂组
织。
米德(G. H. Mead) 强调心智、符号及其意义对于人际互动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 布鲁默(H. Blumer) 提出了“符号互动论”这一名称, 并与库恩(M.Kuhn) 进一步把它发展成为强调社会结构是互动中的人们的产物, 并将人视为自我生成的能动者的理论。戈夫曼( E. Goff2man) 则从拟剧的角度并基于理性人假设来阐发符号互动论。
由舒茨(A. Schutz) 创立的现象学社会学, 旨在探讨日常生活世界的建构以及行动者主观意义的形成。另外两个代表人物伯格( P. Berger ) 和卢克曼( T. Luck2mann) 将微观层次的现象学理论与宏观层次的经典社会学理论进行了结合, 并努力运用于经验研究层面。
加芬克尔(H. Garfinkel ) 基于现象学社会学、符号互动论和语言哲学, 所创立的常人方法学着力于反对以往社会学的概念、工具和统计技术等对社会现实真正本质的扭曲, 而旨在探索日常生活环境本身所产生的而非外在所强加给社会世界的意义, 从而把社会行动者视为社会世界的能
动创造者。
在这个后帕森斯社会学时代, 不仅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一统天下的格局得到了改观, 呈现出诸多理论流派的兴起, 而且在方法论上反实证主义的倾向重新受到重视,进一步出现了多元化特征。在社会学各种流派中, 现象学、语言学、符号学、文化学等学科方法得以并存发展。
四、新的综合: 个性并存与相互借鉴的时代
进入20 世纪80 年代, 针对后帕森斯社会学时代诸种学派纷呈林立的局面, 社会学各主要理论传统的代表人物都纷纷指出了现实的分裂局面对社会学发展的不良后果, 而一些权威性的社会学家在重返古典的基础上力图对当代的多元化理论进行综合和创新。
吉登斯(A. Giddens) 所创立的结构化理论, 一方面批评忽视人的自主性、能动性, 将社会结构视为独立于个人行动之外的功能主义理论, 另一方面也批评忽视社会结构对个人及其行动所起的制约作用,并将社会结构还原为个人行动的主观社会学派。他的理论宗旨就在于要清除这两种理论取向之间的二元性质, 而代之以“结构二重性”。
哈贝马斯(J . Habermans) 提出的沟通行动理论指出, 自启蒙运动以来, 人类的技术旨趣一直居于理解旨趣和解放旨趣之上, 相应地, 科学知识始终凌驾于解放知识和批判知识, 其结果是, 导致了以权力和金钱为主要操纵媒介的系统对于生活世界的侵蚀。他以建构行动理论来重塑合理性命题, 认为沟通行动比目的行动、规范调节行动和戏剧行动更具有合理性, 它不仅涉及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而且是依据三种有效断言的言谈活动进行的。具有真正合理性的沟通行动因此内含
着促进生活世界振兴的解放潜力。
亚历山大(J . Alexander) 面对结构功能主义所受到的各种各样的批评, 决心发展“新功能主义”, 他认为帕森斯的分析模式为社会学理论的一种新综合提供了惟一可行的基础。一方面, 他在原来的功能主义内部进行了批判和继承; 另一方面, 他注重向互动论、交换论、冲突论、现象学
社会学、常人方法学等吸取养分, 力求在功能主义中将它们整合起来, 建立起一种新的多维综合性的一般理论。新功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早先功能主义只见结构、不见能动的性质。
布尔迪厄( P. Bourdieu) 的实践理论,力图解决法国思想传统中两种倾向之间的矛盾: 一是萨特的存在主义, 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而忽视客观现实的制约性; 二是列维- 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 过分强调社会构造和观念形态的影响, 而忽略人的实践的能动性。这两种倾向导致了社会结构与个人能动之间的对立。为了寻找主观论与客观论的结合点, 布尔迪厄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中受到启迪, 并通过赋予场域、惯习等基本概念以独特意涵, 从而发展出了自己的实践理论, 使实践成为
社会客观条件与个人能动作用之间的中介。柯林斯(R. Collins) 提出的新冲突理论, 旨在反对结构功能主义仅注重均衡性,以及早期冲突理论在社会变迁动力上强调冲突, 但研究内容却停留在宏观层面的问题。以建构一种以冲突概念为核心的综合性的社会学一般理论为目标, 柯林斯主张吸收其他理论传统, 他将交换论、符号互动论、拟剧论甚至网络理论等微观社会学的思想结合进冲突理论范式之中, 为原来宏观性质的冲突理论构建了一个微观理论的基础, 实现了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的结合。
值得提到的是, 与上述广泛综合性努力有所不同, 卢曼(N. Luhmann) 则进行着一种独特范围内的综合性探索。他致力于发展的系统功能主义理论, 主要受系统论和控制论启发, 并在一定程度吸取着胡塞尔现象学等理论资源。在他看来, 这种理论的第一要旨就是应该提供一种更完善和更复杂的对世界的理解。作为帕森斯的学生以及经典社会学大师的合格继承者,卢曼致力于发展出一种社会学的宏大理论。尽管他的整个工作是以功能主义为基础的,但是, 卢曼进行了创新, 他的许多工作可以看作是对于在不同状态下和社会不同部分中的复杂性的一种分析。
总的看来, 在这个时代, 社会学重大发展的取得不是表现为具体研究领域的突破, 而是表现为综合性的理论体系的建树,它是以一些大师级人物的出现为特征的。其间, 人们又多多少少地看到了社会学重回到社会理论层面的某种身姿。
五、后现代论争: 全面反思与重建的时代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 西方社会学领域的一场重头戏无疑就是后现代论争, 即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的大论战。后现代的概念最早发端于文学艺术领域, 后来(就主要智识动力而言) 在一些哲学思想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一种后现代主义思潮, 其中, 尼采( F. Nietzsche) 、海德格尔(M.Heidegger) 哲学以及后结构主义哲学起了最直接的促进作用。后现代主义崛起于20 世纪70 年代, 并在80 年代达到其顶峰, 它的影响从最初的文艺、哲学领域日益向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渗透, 社会学也不例外。
由于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力图打破既存学科之间的界线而倡导一种新的超学科话语( supradisciplinary dis2course) , 并且开拓出了一些新的研究题域,因此, 人们很难再以传统的学科分界标准来严格划分或判断后现代主义对社会学领域所带来的影响范围, 比如用原有的社会学学科基本框架来廓清后现代理论中哪些方面属于社会学而非其他学科的内容, 或者哪些方面属于其他学科而非社会学的内容。由此可能引发的一个后果是, 社会学的疆域似乎在扩大的同时又缩小了, 或者在缩小的同时又扩大了。也许这正体现了华勒斯坦等人所谓的“开放社会科学”的实质。
如果从社会哲学、社会理论和社会学理论三者之间的关系来说, 鉴于后现代主义长于哲学、文化层面的研究而疏于结构或制度层面的分析等特征, 似乎可以这样认为: 它对社会学研究的影响更多的是促进了一种较接近社会哲学的社会理论, 而非接近严格学科意义上的社会学理论。
后现代主义所带来的社会学界的反应是不同的。就社会学中后现代论争而言,实际上包括了以下四个方面人物的思想及其立场: 一是竭力主张后现代性的人, 如鲍德里亚(J . Braudrillard) 等; 二是徘徊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人, 如鲍曼( Z.Bauman) ; 三是坚持反对后现代性的人, 如哈贝马斯; 四是反对后现代性但却欢迎后现代社会某些型构的人, 如吉登斯、贝克(U. Beck) 。
鲍曼是现代性的批判者和后现代性的预言家, 他认为, 当人们不再相信现代意识形态制造的宏大承诺之后并且经由重建现代性的转折, 后现代性这一社会状况就到来了, 它已经登上现代性的舞台并成为了主角。在后现代这个无根的陌生世界中,原有的权威和规则都已经失效, 为新问题提供答案的责任落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鲍曼揭示了这样一种困境: 人类如何才能实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相互超越。
鲍德里亚的社会理论具有激进迈向后现代的特征。在他看来, 社会学只能描绘社会性的扩展及其变化。它的存在取决于积极、确定的社会性假设。以后现代境况的出现为表征的现代事物的失序、各种界限的崩溃以及整个社会的内爆, 导致了“社会性的终结”, 因而社会学也就成为多
余的了。
被誉为20 世纪最后一位理性主义者的哈贝马斯, 面对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和现代思想的挑战, 以大无畏的气概与后现代主义的大将们展开了论战, 以捍卫启蒙和现代性。哈贝马斯力挽狂澜, 主张“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 启蒙理性之光尚有潜能亟待开发。现代性内在地具有一种取向于未来的本质特征。在他看来, 现代性或韦伯所说的理性化, 虽然自启蒙起即设定方案, 却在实践中一再出现偏差, 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未能按照科学、道德、艺术各自不同的范式去发展合理的理性化制度。所以, 解决现代性问题的出路不是彻底否定理性化, 而是应该重建新的理性方案。
吉登斯认为, 当今时代仍处在现代性的范畴之内, 不过, 却是一种与理想型的现代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早期现代性颇有差异的高度现代性(high - modernity) 或晚期现代性(late - modernity) 状态。同时他指出, 由于现代性极端化带来的诸种高风险后果已使关于“进步”的宏大叙事落空,解决现代性问题的途径已非导致这些问题的规则与资源所能提供, 一些可能超越现代性限制的新社会型构正或多或少地以背离现代性原有基础的方式萌生, 因此, 吉登斯把作为未来发展之一种可能图景的后现代体系称为具有浓厚现实主义成分的乌托邦。然而这种社会型构不是后现代性,而是现代性具有未来取向性质的一种表现。
在贝克看来, 第一次现代化持续到20世纪70 年代, 此后就进入了第二次现代化。由于第一次现代化进程中所形成的基础都已丧失, 人们从此生活在一个全新的时代。他认为, 对此需要完全不同的概念来解释现实, 即需要社会学转换范式才能达成。贝克发展了反身性现代化( reflexive modern2 ization) 的理论。他认为简单现代化或正统现代化意味着由工业社会形态对传统社会形态首先进行抽离、接着进行重新嵌合,反身性现代化意味着由另一种现代性对工业社会形态首先进行抽离、接着进行重新嵌合。
不论是后现代性的反对者还是拥护者,应该说他们的思想在实际上都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对于现代性和社会学的认识, 尤其是促进了现代性病理学的发展。而在社会学界越来越成为共识的是将所谓的后现代化看作现代化的一个特殊阶段, 其中一个突出的事例是: 试图超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无休止论争, 吉登斯、贝克和拉什(S. Lash) 致力于发展以区别于简单现代化或传统现代化的反身性现代化理论范式。后现代主义从正式登场之日起就引起了一阵20 世纪晚期世界思想领域里的巨大波澜, 尤其是诱发了一场许多世界一流思想家卷入其中的大论战。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后现代主义的一些知识成分正在向许多学科领域渗透, 对这种症候的细心解读也许会让人们觉得将后现代主义视为一种思想泡沫或者转瞬即逝的话语旋风的看法未免过于轻率。人们固然可以不同意后现代主义的某些立场和观点, 但却不能忽视它的问题意识以及它表达问题意识的一些不乏创见的方法。更何况一些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的思想中也内含着建设性的向度, 如晚近时期兴起的建构性后现代主义派别就鲜明地表现了这种性质。后现代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高度现代性或晚期现代性中的问题作出了敏锐反应, 因此,后现代社会理论以及整个后现代理论的研究, 不论是对于社会学学科的发展, 还是对于现代化事业的进展, 都将是大有裨益的。
目光深邃的社会学家看到, 后现代论争并非一种时尚, 它对社会学的影响正在或早或迟、或隐或显地呈现出来, 主要表现在: 一是, 后现代理论对现代性的批判,引起了社会学家对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进程的一些维度进行重新思考和定向; 二是,后现代理论对社会学传统的批判, 引起了社会学家重新审视和建构一些最基本的理论预设。这一切都可能使得后现代理论的一些概念和范畴被吸收到社会学主流体系当中。值得注意的是, 后现代论争所提出的问题似乎使社会学理论又重返社会理论、甚至社会哲学。
西方社会学发展至今所经历的几个重大的标志性时代, 主要是知识形态及其特质变化的表征, 当然, 这些变化及其表征形式既是持续回应社会变迁的结果, 也是学科发展的逻辑结果。就其主题而言, 社会学诞生至今实质上就是在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什么是现代性? 如果略加细分,可以说, 整个学科演进历程中体现着这样三个重大主题: 一是, 对现代性及其发展方案的构想; 二是, 基于社会变迁结果对现代性的反思; 三是, 对社会学传统的反思、批判与重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性与社会学是一种“异面同体”之物,从一个方面看, 现代性是社会学的社会形态, 而从另一方面看, 社会学则是现代性的知识表征。第一个时代的人属于社会理论家; 到了第二、第三个时代出现了学科
意义上的社会学家; 到了第四、第五个时代, 又出现了重返社会理论的某种趋势,产生了一批重要的社会理论家。尤其是晚近时期出现的后现代论争提出了一些与第一个时代相似的问题, 即什么是社会, 什么是现代性以及什么是社会学? 而要对这类问题作出可能的回答, 必须诉诸社会理论和社会哲学层面的探索。
北有云溪-
宗教学 The Study of Religion 以宗教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 通过宗教现象研究宗教的起源、演化、性质、规律、作用等的人文社会学科。 按其研究方法可分为描述性研究和规范性研究两大类。前者用描述方法进行研究，对宗教采取价值中立态度，侧重于宗教的历史性和结构性；后者用规范方法进行研究，不回避对宗教的价值判断，侧重于宗教的体验、命题和信念等的真实性和可接受性。 19世纪下半叶，西方宗教学者首先建立了这门学科。一般以麦克斯·缪勒1873年发表《宗教学导论》、率先使用“宗教学”一词为其开端。因对宗教学研究对象、主体、目的和方法等的不同看法，西方宗教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神学领域以外的学者一般只承认狭义宗教学，即纯历史性、客观性描述和比较、不带主观价值评断的宗教学，认为它是一门研究感性事实的经验学科、并非论述哲学主张的规范学科，因此既区别于相信神灵存在为前提的神学，也不同于否定神灵存在的无神论学说，而是把社会历史中存在的宗教现象作为其研究客体，探讨其起源与发展历史，考察其观念、行动及组织形态，分析其得以生存的社会文化背景与基础，找出其内在性质和规律、社会功能和作用。这些学者因强调对宗教的描述性展示而不同意采用带有规范意义的“宗教学”一词来概括其学科，突出历史性描述的学者称它为宗教史学，并使其成为国际宗教学学科组织和学术协会的正式名称，而突出比较性描述的学者则习惯称它为比较宗教学。但不少宗教学者本身又是哲学家或神学家，他们不同意把宗教学看成纯粹描述或理解的学科，认为不包括价值性判断和规范性研究的宗教学是不完备的，因此坚持一种广义的理解，主张将所有专门研究宗教现象的学科都归入宗教学，强调它应正视宗教的本质及价值取向问题，不能排斥对宗教的规范性、界定性研究。这样，狭义的宗教学包括对宗教发展进行系统研究的宗教史学、对各种不同宗教进行比较研究的比较宗教学、对宗教史实加以现象描述和抽象归类的宗教现象学、探究人类精神心理对宗教的体悟以及信仰者的各种宗教体验的宗教心理学以及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宗教地理学、宗教生态学等描述性学科，而广义的宗教学则增加了从哲学、世界观的角度对宗教本质、宗教意义、宗教概念进行研究和界说的宗教哲学、回顾总结人们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角度对宗教的鉴别与批评的宗教批评学和对各种宗教信仰观念和神学理论进行比较研究的宗教神学等规范性学科。 发展简史 宗教学各学科的形成以人类历史上由来已久的宗教观察及研究为基础。早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开始观察宗教现象，注意到各民族宗教的不同。公元前6世纪伊奥利安哲学家色诺芬尼就曾指出，不同民族各自按照本民族人物特征来塑造本民族的神灵形象，由此展示的神性自然会直接反映出其民族特性。前3世纪的昔勒尼学派思想家欧黑美鲁也曾在其《圣史》中论及他在印度洋海岛上所发现的古庙金柱之铭文，认为这些铭文所载众神均由古代英雄、国王、部族祖先等神化而来。这些看法已将神灵问题作为其单独分析、探讨的对象，并试图从相关民族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找到正确答案。古罗马时期的基督教思想家亦注意到其他宗教的神学价值和存在意义等问题，他们曾研究对比不同宗教，尝试着勾勒宗教发展的历史。这种学术传统在整个中世纪得以保存发挥，培根、托马斯·阿奎那和库萨的尼古拉等人都从不同角度深入研究过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问题，库萨的尼古拉还曾以“一种宗教的多种崇拜方式”的说法来为各种宗教求同存异。 欧洲文艺复兴以后，人们对宗教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和突破，而近代基督教海外传教活动也为之提供了接触其他宗教的众多机会。到17、18世纪时，一些欧洲学者开始对宗教系统研究，出现了一批描述宗教现象和宗教历史的著作，如赫尔伯特的《论异教》、休谟的《自然宗教史》和布罗塞的《论物神崇拜》等。18、19世纪之交，西方学者开始接触并研究古代印度、波斯和埃及的宗教经典。1771年，法国学者杜白隆法译了波斯古经《阿维斯陀》，此后又用拉丁文译出印度婆罗门教经典《奥义书》。德国学者格罗德芬于1802年破译楔形文字成功。法国学者商博良也因1822年译解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成果而奠定了埃及学的基础。许多学者还展开了对古巴比伦宗教文献的整理研究。这样，埃及学、亚述学、伊朗学、印度学、希伯来学等新学科相继奠立，它们为系统研究宗教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和先进的研究手段.
皮皮-
从孔德创立社会学这么多年以来，社会学已经发展为一门全球性的学科。完整的社会学史当然不仅包括英、法、德、美和中国的社会学史，而且也应该有日本、苏联等国的社会学史。
启蒙运动结束了黑暗的中世纪神学的统治，人们开始运用理性来思考周围的一切。卢梭、洛克、霍布斯等人首先思索社会领域的自然法则，提出了许多启迪后人的政治学思想。
但是，对社会进行全面而理性的思维，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企图在社会领域应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还首推法国社会学家孔德(1798-1857)，他第一个提出要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来研究社会,建立社会学这门独立的学科。1838年，他在《实证哲学教程》第41卷中首次提出“社会学”这个名词，并对如何建立社会学这门学科作出了总体的设计，这标志着社会学的诞生。
在社会学创立初期，比孔德稍后的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1820-1904)也试图通过自然科学的方法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并将它比喻为社会有机体，提出了自己综合的社会学理论。
法国的塔尔德(1843一1904)，他认为，社会整体最终可以归结为个体，个人的心理现象决定社会现象，因此，他在 《模仿法则》一书中讲到，模仿是社会现象形成的惟一共同基础。
在德国，齐美尔(1858-1918)、滕尼斯(1855-1936)、韦伯(1864-1920)也都受到它的强烈影响，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滕尼斯的社区与社会理论，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
法国的迪尔凯姆(1858一1917)和以他为首的“迪尔凯姆学派”或 “年鉴学派”。他们继承了孔德的古典社会学传统，强调社会学是独立的学科体系。迪尔凯姆在其《社会学方法》(1894)一书中，主张继续采用实证的方法把社会学变为可以用科学方法测度的经验科学。他认为，社会学是“社会事实”的总体研究。社会事实是普遍的、客观的，一切社会现象都根源于它本身，因而不能用生物的或心理的原因去解释社会现象，而只能去发现社会事实之间的联系，井以自杀为例作了示范。
从20世纪初-50年代的帕森斯、默顿的功能主义开始，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结构主义理论以及本土方法理论、批判社会学理论等不断地涌现出来，形成了当代西方社会学流派蓬勃发展之势。